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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

秦并六国为一统后，于公元前231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焚毁中华历史文化典籍的罪恶活动。是时，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和秦史外，其余各种文化典籍“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言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第二年，秦始皇便向知识分子开刀，有学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对于秦始皇的功过及焚书坑儒，中国古代的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从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发展演变关系等方面去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例如，对于他的焚书坑儒，只能是从人性的角度，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残暴”了事。如此，就不足以引起后人正确地看待这一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就不可能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在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避免再度发生这类极其野蛮地、大规模地破坏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罪恶事件。同时，这也就给一些利用秦始皇做文章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因此，在中国，就曾经发生过为秦始皇翻案、评功摆好、饶舌作辩的种种怪事，而且至今余波未了。例如，有人说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坑儒是“镇压反革命”，而且嫌秦始皇杀人太少，说“秦始皇对反革命儒生的镇压还不彻底”！也有人提出了很奇怪的口号：“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直到1997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六次印刷的小学三年级《暑假生活》“小知识”专栏中，还这样向学生灌输：“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是秦始皇”！按其印数，当时就已向300多万儿童宣传了这种荒唐的观点。比起史学家的观点来，这种荒唐观点就又逊色多了。有一篇专门介绍秦始皇“伟大历史功绩”的文章，其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在赵国首都邯郸诞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其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秦始皇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

这种说法，已经到了连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顾的程度。其一，说秦始皇是“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也就等于说，中国作为有统一主权国家的历史，至今只有2200余年，而根本不是5000年，五帝时期、夏朝、商朝、西周，都没有实现过国家统一，这符合历史实际吗？其二，称秦始皇是“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伟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再也找不出一位封建独裁暴君了，这符合历史事实么？其三，说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坑儒是“镇压反革命”，且这种“镇压还不彻底”。那么，也只有将中国所有的历史典籍、古迹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扫荡干净，那才算是“彻底”？

历史上之所以不能够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是因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虽然曾经有过五帝时期400多年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的、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但是自夏禹破坏了这一制度而建立了奴隶制独裁统治以后，不仅对指导实现此种政治制度的哲学思想理论传播、传承上进行了封杀与抵制，同时对此种民主政治制度史事的历史传播，也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封锁。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人所明确知道的历史，就只有4000多年君主独裁统治这一种社会制度的历史了。虽然，近代的史学家们将其分成了“奴隶制”与“封建制”，其实，若从民主与独裁政体的角度而言，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封建社会制度之下也有奴隶存在，就像清朝制度之下，它有没有事实上的奴隶存在？如此，在没有了一种科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的情况下，又没有明晰而又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相比照，人们长期以来对历史的评价，就只有一种模式和评论了：对社会历史时期，评之以“盛世”和“乱世”；对君主论之以“明君”与“昏君”；对臣属则分之以“忠臣”及“奸臣”。

所以，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就只能从其个人品德上去寻找根源，评论其所作所为时用了一个“刚戾自用”或“少恩寡义”。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上看问题，不是以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制度这个根本上去分析，对于秦始皇的历史作为，就不会有深刻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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