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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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提出的“北方古代文明”，即“小北方”概念，其包含的范围大于“河套地区”，即陕北，陇东，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冀西北部。

我国北方长城龙山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石城，其中以石峁、后城咀和碧村最为出名，而石城的形成时间可以追溯到第二期庙底沟的早期。对于早期北方石城产生的背景，苏秉琦所提出的“长城原型”理论，最具启发意义。

石城地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抵御北方民族入侵，但具体指的是哪个“北方民族”，却没有说明。近年来，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不断增加，有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早期石城出现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探讨与思考。

在北方，有不少石城被发现，但很少有文献记载，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时间。这座城市的建造时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要对城市内部的建筑进行详细的分析，才能做出准确的推断，而且还必须要有明确的地层学依据，才能准确地判断出城市的建造时间。

对于北部地区的石城，目前所知甚少，初步判断，第一座石城应该是在庙底沟第二期工程开始时建造的。陕北已确定为第二期庙底沟石城遗址，即吴堡后寨子峁，分布在三个相互连接的山梁上，总面积达210,000余亩。

这座小山三面都是陡峭的悬崖，所以小山上的石墙相对简陋，没有护城河，只在马鞍上修建了一些石墙、护城河和石阶，这是一种明显的军事防御。从已公布的数个陶器来看，发现了一只有小纽形状的喇叭形尖底壶和一只有横蓝花纹的小口折肩壶，它们分别代表了早、晚两个地层，同属庙底沟二段。发掘人员将其称为“北部第一个防御城市遗址”，这一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佳县石堆山、神木寨梁两处石城遗址，除庙底沟一期外，均有较迟的龙山时期遗迹，而石城最初建立的时间，很可能是庙底沟一期。石堆叠山城占地十五万平米，分内外两个部分，外围的石壁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大约六万平米，而内城的城墙大约三千平米。

外墙以夯土为基底，垒筑1米多厚的石头墙，部分地区有10多米宽、7米深的壕沟，并发现了一座大门及瓮城，其防御作用十分显著。该城遗址一期为庙底沟二期，现已发现一件有小口折肩的陶器，一圈有多层叠纹饰的深腹陶器。

发掘的人相信，这座城市是在第二阶段的后期，也就是庙底沟。寨峁遗址占地17万余平方米，在其中部和南面有一堵石墙，而在其南面则是三面悬崖的遗址主体区域。第二阶段为庙底沟第二阶段，以横蓝纹为主。

在内蒙古中部准格尔地区，已确定为第二期庙底沟遗址的石城遗址有小沙湾、寨子塔等。小沙湾遗址占地约4000平方米，南侧被一堵3-4米宽的石墙隔开，形成了三面悬崖，出土的陶器都是庙底沟早期的陶器，其中有一只尖底瓶，底部有一颗小小的纽扣，还有一只用来装饰的罐子，以及一只用来装饰的篮子形状的罐子，很显然，这是庙底沟早期石城的一部分。

寨子塔遗址占地大约五万平米，靠近山崖的三面都是断断续续的石壁，为了便于对外沟通，又在北边修建了两堵石壁，形成了瓮城，每一堵石壁前都有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沟渠，只在中间留下一条通道，内外城门错开，在内墙的内侧，还修建了一堵短短的石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瞭望塔的建筑，军事防御作用很强。

寨子塔石城是最早发现的一座“庙底沟”期遗址，其后为“龙山”时期遗址，而“石城”的建造时间应为“庙底沟”期。准格尔也有一座白茅塔，占地约30000平方米，位于中心位置的一堵将近1米宽的石壁上，居址区位于石壁的北部，三面都是峭壁。在庙底沟二期的基础上，分别发现了一期和二期的仰韶文化遗迹。

从第二层堆积物中出土的仰韶后期陶器碎片来看，考古学家认为该石壁是在第二层堆积物中建造的，但也有可能在第二层堆积物中发现了更早的陶器碎片。在北部已发现的石城中，没有一座是比庙底沟期更早的，所以，更有可能是在庙底沟期开始建造的。

在包头东部大青山南麓的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威俊等地，还发现了一座用石头砌成的石城，这些城市占地只有几千平米，最大的一座阿善，大约有五万平米，大部分城墙的宽度还不到一米。

在石城遗址中，大部分都是用石墙砌成的房子，应该是在同一时期建造的，房子中出土的陶器大多是蓝色的，有一个小口的坛子，坛子周围有很多小口的罐子，罐子、盆子、豆子等等，应该是阿善三期，也就是庙底沟二期。

凉城虎山石石城，座落在岱海盆西北的一座高山上，占地13万多平方米，石壁宽度1米左右。若是有瓮城，应该是在较低的地方，比较容易通过，但较低的地方，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申请者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1号阶段与2号阶段，都属龙山早期，其年龄上限在4500年左右。

经详细分析，虎山一号的F6,F7等仅为单室，平面呈圆形，角正方，火塘并不太规则，表面铺有石料及石头；而在园子沟一期初期，F3042、F3044又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呈“凸”字型，一个圆形的壁炉，井然有序，干干净净。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虎山F6、F7开在 II区3层之下，很可能与该区域4层与其几乎同期出现的同一时期，并与一期寨子塔的遗址相接近；圆子沟F3042主要为斜蓝纹，与寨子塔 II期遗址十分接近。园子沟F3042出土的高领陶罐，其直领的鼓肩，与寨子塔2级的同类器物相似，但与1级的曲领陶罐不同。因此，很有可能，虎山一号比园子沟一号更早，也就是庙底沟二号。

晋中北部偏关天峰坪古城的建造时间，亦可追溯到庙底沟二期。

该遗址为一台周围石砌石而成的石屋，其所发现的横蓝纹折肩罐、折腹盆与准格尔、包头的庙底沟二期遗址相似。

在冀西北崇礼的邓家沟梁区，亦发现了一座具有重要防卫作用的瓮城石城，出土的陶器与虎山区出土的陶器相似，因此，不能排除该城址是在第二阶段修建的可能。另外，在陇东镇原虎咀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处石城遗址，即庙底沟二期遗址。

在北部，石城的出现恰是在第二阶段的庙底沟开始的时候。从仰韶晚期到庙底沟二期的转折过程中，黄土高原大部分区域仍在持续发育，但内蒙古中南部、河北、豫中部分区域却出现了明显的“突变”现象。

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区域，是指关中，晋中南，甘肃中东，陕北等地。

除了陕北以外，其它地区在仰韶中、晚、晚三个阶段都有一个相对稳定、持续的发展过程。尽管晋陕豫边界地区在晚仰期进入晚仰期较周围地区晚些，但是在晚仰期向庙底沟二期过渡的步伐是一致的。

关中地区、晋南豫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先后形成了半坡式、西王式，其后又形成了一期庙底沟式。

在晋中地区的仰韶地区，以益井型为主，之后又演化成了百颜型。在甘肃中部和东部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主要表现为大地湾型，之后向常山型演化。

以晋南地区为例，仰韶文化典型的瓶、罐、瓮、钵盆等陶器，其上承前启后，而绳纹、彩陶、平面陶等逐渐式微，而横蓝纹、叠堆纹则渐趋盛行，深腹多见，而腹部有篦点纹者，则多有肩、背、背等纹饰；仰韶晚期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到庙底沟二期前期，逐渐变成了粗壮、钝底、卷沿盆减小、无边盆增大、新出的斗钵等；在庙底沟的晚期，最早发现了陶土。

陕北地区早期仰韶文化遗址仅有少量，晚期仰韶文化遗址却大量出现，推测该遗址可能是由陇东和关中迁移而来。

陕北地区仰韶晚期的遗迹，以靖边的庙梁早地层为典型代表，可以将其暂时归入庙梁型。庙梁型与晚期半坡型、大地湾型有更多的相似性，但晚期半坡型、双角形、双角形的罐体却很少见到，而“海不波”型的双角形罐体也很少见到，一般的房舍也多为前、后室、灰面窑，在陇东宁县杨樊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房舍。

陕北中部的庙底沟二期遗址与内蒙古中部包头到鄂尔多斯的同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基本一致，被称为仰韶文化的“阿山三期”。

其陶器与庙梁型为一脉相传，一般民居仍以前、后室、白灰面窑为主，并有少量的石墙民居。陕北地区阿善三期遗址较仰韶晚期有较大增长，靖边高家沟段也发现了较大规模的聚落。

在横山杨界沙、靖边五庄果丘、吴堡后寨子、神木寨峁、富谷郑则峁等地出土的陶器中，人们发现，这些陶器的纹路已由绳纹向横蓝纹过渡，出现了一些瓶罐、瓦罐，以及一些深腹的盆罐（尊），这些盆罐的口缘边缘都有明显的层叠纹路，有些盆罐的腹部还饰篦点纹。

就器形而言，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为肥厚、直腹、钝底或喇叭形、小口尖底、有劣质小纽扣的壶体，晚期为小口、平底的壶体；前缘有少量双腹器官，后缘的发现可能来自晋南地区的陶斝。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庙底沟二期阿山三期与晚仰韶地区的海不波型在整体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尽管阿善三期陶器与“海生不浪”有一定的传承，例如，阿善三期陶器与“海生不浪”陶器均为“小口、大肚皮”陶器，两者均以“半洞室”为主体，但两者之间缺少一个过渡的过程：阿善三期陶器以“横蓝”、“格子”为主，未见彩陶，而“绳”、“彩陶”为辅。

阿善三期类型的陶器大多与海洋不浪型有明显的区别，但与陕北地区同一时期的遗迹形态基本一致，并有新的石头房子的存在。

岱海地区的虎山一期比阿善三期更晚，其陶器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与阿善三期大致一致的横蓝纹灰陶，另一个是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赤褐陶，另一个是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赤褐陶。灰白色陶系显然是从陕北到鄂尔多斯的，而棕红色的陶器则是从本地的海洋中分离出来的。

我们将虎头山的第一阶段定义为龙山形成的初期阶段，并推测该阶段与该地区的海洋非波浪类型存在“空白”阶段，但同时也对该阶段的海洋非波浪类型因子是如何得以延续而产生了疑问。两者间未必有“空白”，更有可能是“阿善三号”扩展到岱海之后，与本地的“海洋不动”型融为一体。后来的园子沟一期，前后两个房间都是用石灰砌成的，皆发源于陕北。

黄旗海地区的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通常被认定是由鼠疫造成的，但也不能排除是由于战乱造成的，自此以后，这里的文化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另外，晋西北的天峰坪遗址为“阿善三”型，其起源应是陕北、内蒙古等地；而本地的仰韶遗址则为“海不波”型，其文化变化与准格尔相似。

河北西北部张家口贾家营遗址已发现了明显的虎山早期遗迹，而邓槽沟梁城址亦被认定为虎山文化，且可能比庙底沟二期更早。而当地蔚县三关三期遗址和阳原姜家梁遗址，均属“雪山一期”遗址。

雪山一期文化与海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与虎山、阿善三期文化的本质不同。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北京、冀中等地，该区域曾有过雪山一期遗址，而在庙底沟二期遗址中，却是一处“空白”。

冀南-豫北庙底沟二期早期遗址（以辉县孟庄为典型代表），出土了大量有花边蓝框加堆纹的深腹罐、深腹罐、双腹罐、高颈罐、豆形、杯形、壶等陶器，其形态与晋南二期早期遗址极为相似，特别是蓝框平直上腹、中腹饰有格子花纹的蓝框罐子，在陕北、内蒙古及晋南等地普遍存在。

这种遗存自然也继承了当地仰韶晚期大司空类型的一些要素，甚至还包括了秦王寨类型的要素。但是这种遗存是以西方的文化要素为主要要素，其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豫中郑州大河村第五期“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庙底沟第二期，在郑州大河村第五期“龙山文化”遗址中，虽承袭了大河村第四期的高领罐、杯、壶等，但总体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新出土了蓝、绳纹深腹罐，加堆纹敛口鼎，双腹盆等，明显是从黄土高原传下来的。

对原来区域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郑州聚落的规模急剧缩小，尤其是以双槐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聚落，呈现出一种整体的衰败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也随之改变。

另外，在大汶口文化由中到晚的转折时期，在海岱区的庙底沟第二期出现了明显的横向蓝纹组，这可能与受黄土高原的影响有关。

从《史记·五帝本纪》和其他文献中，对轩辕黄帝征战天下的描述中，可以推断出他的时代，应该是在仰韶文化晚期。

当时的社会已经趋于复杂。我们之前提出的“涿鹿之战”与早期仰韶文化的强烈扩张作用有一定关系，但目前来看，这一观点似乎不成立，因为这一现象更像是与早期仰韶文化时期的一次大规模扩张相对应。

黄帝部落的大本营是在黄土高原，也就是雍州，与豫州、冀州等地，此关系可以追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的涿鹿之战，黄帝部落一统黄河流域后，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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