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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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明朝建立起来的统一而相对稳定的政局，促进了景德镇的陶瓷工业的不断发展，加之农业生产的传统，造成了景德镇陶瓷工业相对单纯的生态环境，即生产皇家瓷器的官办陶瓷工业和生产商业陶瓷的私营陶瓷工业，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即景德镇陶瓷工业。

在景德镇，官营瓷业和私家瓷器生产是两个不同的生产环境，其中，官营生产环境因其强大的政府权力而具有较大的影响。16世纪以来，景德镇原始的陶瓷文化正在悄悄地改变着。

进入十六世纪后，最德镇的陶瓷工业发展方向各不相同，但也有很多交叉之处，因此，陶瓷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就很清楚了。

明朝时，景德镇曾设立过皇家窑厂，专门生产皇家瓷器。然而16世纪景德镇官窑业却危机不断发生。

御窑的制作工作十分艰巨，大量、频繁地进行大量的制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6世纪以前，明朝的一些皇帝还能自觉地降低陶瓷的使用频率，乃至停止使用。而弘治以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则以御窑为主，以景德镇为御窑，生产了大批的陶瓷。根据冯先铭所著《中国陶瓷》一书记载，嘉靖朝景德镇派烧造的瓷器有六十万只，再算上弘治宗以后的三十万只，四十五年里，景德镇派一共烧造了一百万只瓷器。

16世纪的景德镇官窑瓷器行业，其缺陷和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嘉靖年间王宗沐所著的《江西省大志·陶书》中，就提及了当时皇家窑场的乱象，包括偷盗制瓷原料、偷盗成品、虚报开支等等，有清廉的官吏更是感慨：“想查却不能查，想改却不能改”。同时，景德镇陶瓷行业中的各种贪污腐化现象，如道内官员私下送礼，插手地方政事等，也引发了与陶瓷工作者之间的冲突。

到了16世纪，御用陶瓷的品质开始下降。嘉靖年间，赤土供应不足，隆庆-万历年间，赤土、麻仓土、赤土等耗尽。工艺退化，到了嘉靖时期，已经很难再用较高温度的铜红来烧制，而用较低温度的基红来代替。清代宫廷陶瓷在艺术上的价值比较低下清代梁同书《古窑器考》把嘉靖御窑陶瓷排在成化，宜德，永乐三朝以后，并对隆庆宫廷的宫廷陶瓷提出了“殊非雅裁”的批判。

到了清中期，景德镇的私家陶瓷工业才得以苟延残喘地发展起来，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三：“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九月份，江西浮梁人陆子顺，献瓷器五万多块，奉御史台之命，以资抵债。”到了十六世纪，景德镇的私人瓷器生意越来越多，嘉靖时期的瓷器生意也越来越多，自燕云而北 ，南交趾，东际海，西到蜀，无所不至 ，皆取于景德镇 ，商贾们都在这里赚得盆满钵满。

私人陶瓷工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大批的私人陶瓷专家的出现上。蓝浦《景德镇陶录》中对景德镇历史上各大窑口的记载，除了明朝的皇家窑口之外，还有“崔公窑”、“周窑”、“壶公窑”等等，都是一些著名的民间窑口，他们的作品卖出了天价。而那些民间的瓷器，基本上都是在十六世纪建造的，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民间瓷器的发展是何等的繁荣。能被后世流传，可见民间消息的力量之大。

16世纪景德镇私家瓷器的发展，还体现在其出口瓷器的数量和种类上。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生活与美学需要，景德镇陶瓷按照西方人的需要，制作了带有欧洲标志花纹的纹章瓷，同时也制作了符合西方人美学特征的克拉克陶瓷。

到了16世纪，景德镇的皇家窑厂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隐晦，而是开始向私人窑厂靠拢，同时也开始向私人窑厂靠拢，同时也开始向私人窑厂靠拢。官民瓷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工匠劳作制度的变化，以及“官搭民烧”的产生，都是比较明显的。

明初沿用的是元朝的“工匠名册”，到16世纪才有所转变。除了原来的工匠之外，正德皇帝还在招收新的工匠。与此同时，他们也会从平民中雇佣工匠，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他们的地位比较自由，所以可以方便地在官方和民间之间进行交流。在面临皇家烧制重任的情况下，“官搭民烧”的体制终于在嘉端朝建立起来，并将皇家陶瓷的制造工作进一步细化到民间。“官搭民烧”一方面增加了民间窑场与官方窑场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民间窑场与官方窑场的交流，提高了民间窑场的工艺水平。

除了工匠奴隶制的变化、“官搭民烧”的发生之外，景德镇御窑经营的不规范，也给了民间人士以某种可能的途径，可以窥探到皇家陶瓷的制作工艺，并获取到官方陶瓷的原材料。因此，景德镇的官方和民间陶瓷工作者们也通过秘密的途径产生了联系。

当道路明确之后，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趋势也就明确了，那就是“持续的开放”。但是，这种持续的“开放”，却是违背了明朝的中央集权，也违背了当时的封建制度。由此可以看出，16世纪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变化，其后面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势力。

到了16世纪，明朝对经济的管制逐步放松，形成了一个更具活力的社会经济氛围。首先是结束了银子的货币。成化弘治时期，银元由“假钱”逐步转变为“真钱”，并使银元流通活跃起来。而嘉靖初年，银元的货币化进程也就基本上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候，国内的银矿储备已经没有了。

全国及全社会都对银有很大的需求量，景德镇陶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能迅速增加白银收入的货物。其次，逐渐取消了海上禁令。16世纪初期，开放了“郭贡”以外的商船进入中国，明朝为外国商贾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557）。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对海上货物的限制，使之成为了一项新的贸易活动，被称为“降庆开关”。于是，景德镇的民器品出口也就得到了合法的发展。

还有就是赋役制的变革。明嘉靖年间，“一条鞭法”正式实施，到万历年间已全面实施，其基本原理是以统一收银为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放宽了对农奴的限制。隆庆时期，刘光济在江西一带巡视时，曾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但在此过程中，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此一来，最德镇附近几个乡镇甚至更远处的一些闲置的劳动力，都可以进入景德镇，从事陶瓷行业，让景德镇能够不断地发展陶瓷行业。

阳明心学在16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江南王学和泰州派等流派。尤其是“秦州派”王艮（1483—1541）的主张，他认为“道”就是“百姓日用”，这一主张对传统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还有李贽（一五七七一到一六二二），他提倡改革，反对一切禁忌。而这一切，对明朝公民意识的苏醒，乃至文学与文艺样式的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景德镇社会转型的具体体现，则是民众在对诗词歌赋和商业利润的选择上，更加关注当下的利害关系。王世懋（一五三六年~一五八八年）在江西任职期间，曾经来过景德镇，《二西委谭》中有“江西饶州府浮梁县科第特盛”的记载。百姓富裕，子女众多，但却被利益蒙蔽双眼，没有一个能登第者。”景德镇陶瓷工人思想的转变，还表现在其社交活动和所依赖的陶瓷的美术形式上。

15世纪，欧洲在社会、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启了对海洋的探险，开启了“大航行”时期。欧洲对华夏文化的崇拜，对他们奢华的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和中国进行了大量的交易。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葡萄牙商人首次进入广州湾，与中葡政府进行了首次正式联络，希望与中葡进行经贸往来，却遭到回绝。

然而，由于巨额的利润，葡萄牙转而涉足偷渡，直至嘉靖33年（一五五四年），贸易才合法；嘉靖36年（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在明代当地政府许可下，进入澳门定居，于是这里便成了远东贸易的枢纽。葡萄牙还开通了许多从澳门至里斯本，长崎和马尼拉的航线。之后，西班牙在1575年之后，逐渐修建了从福建月港至马尼拉的航道。到了马尼拉，这些商品就会被运往全球，包括美洲。

16世纪，葡萄牙里斯本是一个商品繁多的城市，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商队前来购买瓷器、丝绸和香料。中国对外经贸的陶瓷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货物。景德镇的陶瓷，对于欧洲来说，既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又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更是一种政治上的阶层划分，再加上它的精致、精致、温暖，让人如沐春风。

明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年），葡萄牙的科尔沙利等人抵达中国海岸，采购了十万只景德镇五彩斑斓的陶瓷，准备带回葡萄牙的皇帝，并于一五二二年提出，从东印度归来的商船，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货物是瓷器。十六世纪时，因文献材料匮乏，尚不能确定中国究竟有多少瓷器，但据何芳川大致估算，十六世纪时，中国经由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总共输出了二百多万多只陶瓷。

景德镇是当时的“陶瓷之都”，因其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备受世人瞩目。这样的重视，对景德镇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景德镇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发达的手工业城市，也使景德镇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然而，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启，由于当时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的政治条件，由于当时的社会秩序逐渐混乱，加之西方制瓷技术的飞速发展，由景德镇外贸的蓬勃发展和私营制瓷企业的蓬勃兴起而形成的一个开放性的瓷器文化，必将在近代历史的帷幕掀开之后，归于寂静。

【1】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18.

【2】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资古籍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3】[清]蓝浦,郑延桂.景德镇陶录校注[M].欧阳，周秋生校点卢家明左行培注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4】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J].历史研究，2012,(05)52-70+190

【5】刘洋.明代青花外销分期研究[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 (第七辑)[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6】牟晓林.海外需求对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影响[D].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

【7】刘军.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9

【8】何芳川澳门与菌萄牙大商帆葡萄芽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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