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由于中国古代史的时期太长，通常为了研究和教学的方便，把它划分几个阶段，从远古到秦帝国成立以前算是第一个阶段，名为先秦史。

这种阶段的划分，不是以社会性质来分的，而是按朝代来分的。秦以前有夏、商、周三代，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大帝国，与三代比较，前后社会经济、制度变化比较大，因而习惯上把秦帝国建立以前划分为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个阶段。

先秦史从何时开始?从名称来看，应从几十万年前的猿人开始，但是这段历史时期仍然太长，而且旧石器时代是古人类学者的研究范围，只有古人类学家才具有研究这个时代历史的知识。

旧石器时代以后是新石器时代，时间近得多了，这时仍没有文字，或只有图画式的文字，这是考古学家研究的园地。这两个石器时代都在有文字记载以前，西方学者给它起一个名称，叫做“史前史”,意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主要是考古学家的活动范围。

关于先秦史的研究的现状，我想只谈谈近几十年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研究，这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经由几位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开始。他们都成为古人，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现在从事先秦史研究的人大都是继承他们的成就而加以发展的。

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由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关于夏代史，目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西作了一些发掘工作，探索所谓夏文化，取得一些成绩，不过问题还不少，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仍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努力。

目前先秦史的研究重点在商周两代，关于商代史，主要集中在甲骨文的研究和发掘。首先是把散布到全世界的甲骨收集起来，四万余片编成一书，这是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同志主持下编辑成的，名为《甲骨文合集》,释文即将继之出版。

在发掘方面，考古所同志们于1973年在安阳小屯南地发掘出四千余片甲骨，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一书(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殷代甲骨文方面最重要的新收获。

所以在旧石器时代，是没有文字记载的，而夏朝以前同样只有文字记载，而没有文献可考。但由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墓葬等考古材料很多，因而考古学家有了不少研究资料。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是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分成三个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现在的一般习惯是从距今100万年开始划分为旧石器时代。

在这100万年间，主要是考古学家的活动范围。现在考古发掘的主要任务，就是证明这段时间有古人类活动。考古学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所以古人类学、古气候学、古地理学等都包括在考古学内。

考古学就是研究史前文化和历史的科学。为了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考古学家把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作出综合研究。因此考古学又被称为“科学”或“自然科学”。现代考古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考古学家必须掌握古人类活动和历史的资料，因此考古学家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发现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文字，可以说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了。

关于商代考古方面的收获非常丰富，主要有商代前期都城的发现，有两个城址，其一在河南偃师县尸乡沟，另一在今郑州市，前者有宫殿遗址，当是都城所在地，后者有城墙遗址，虽大部分被埋在地下，但从露出地面上的来看是与二里冈文化同时期的。

从古书记载，我们知道从汤至盘庚曾五次迁都，但除了在安阳小屯发现殷墟外，以前的四个都城皆不知所在。五十年代初发现了郑州的商城，七十年代又发现了偃师的商城。这两城究竟是哪个商王的都城还有争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建国以来三十多年中，小屯殷墟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收获很大，除了上述大批甲骨文出土外，还发现了武官村大墓(1950)和妇好墓(1976)。武官村大墓虽早已被盗掘焚烧，残留的器物不多，但从其规模形制之大与残存陪葬器物和殉葬人数之多来看，肯定死者是殷王或后，非一般贵族。至于妇好墓的规模虽较小，但陪葬器物特别丰富而精美，而且铜器大都有作器者名，而以妇好为最多，因此墓主当是常见于甲骨文中的武丁之后妇好，这样就给商代历史提供实物证据。

墓中铜器、玉器多而且精，为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增加宝贵的资料。此外应当指出，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商代文化遗址大大扩大，向北则河北省的邢台、藁城等许多地方都发现商代遗址，甚至远至辽宁省的喀左旗，发现了所谓红山文化，因而近来商族起源于东北说又盛行起来，他们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族先世所创造，然后逐渐进入中原，建立商朝。

往西，陕西城固最近发现大量商代铜器。这样就提出了问题，商人建立的国家会有这样大吗?当然不会，从历史上看，以上这些遗址都远离商都中心地带，这些地方应是其它民族所居之地，只有河北一带距中原较近，有可能是商人的势力范围。

但中原以外地区已完全接受商人文化，出土器物足以证明。从古代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这说明商文化确是当时中原文化的代表，黄河流域不仅在文明史上，而且在文化史上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长发展的中心。史前时期已经有文字记载，那为什么要用“夏商周时期”来代替先秦史呢？

因为史前时代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比如中国社会是什么时候由氏族部落发展成国家形式的？国家和阶级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只有依靠考古学家去解决。

但考古学家并不一定了解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阶级制度，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史前时代的文字还没有流传下来，而我们今天的“史学界”又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人才。关于史前时代和夏代以前的历史，根据考古材料，可以说是模糊不清的。关于先秦时期有几个历史阶段，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先秦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算起，还是从尧舜禹时期算起？关于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一致意见。对夏代以前有无文字记载，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关于商代、西周时期在传说中是否存在，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商以前就是夏朝以前。也有人认为西周时期也是夏以前，而且比夏代还早。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史前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第二阶段为尧、舜、禹时代；第三阶段为夏、商、周时代；

第四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和夏朝是否存在以及夏朝的朝代名称是什么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目前主要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发展方面进行研究，并用考古材料来证实。

下面我们谈谈周代历史的研究。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容易多了。一个原因是文献材料比较丰富，《尚书》中的《周书》各篇大多数是周初的官方文件，《诗经》的雅颂也可以看作西周的信史。

其它古书讲东周的历史，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就更多了。另一个原因是陕西、河南近百年来有大量铜器出土，多长篇铭文，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给我们提供大量历史材料，尤其是解放以后，以陕西岐山、扶风二县即以周原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出土铜器最多，而且富有历史价值。

例如武王时的“利簋”记载着武王克商的记日干支确实在甲子，与古史吻合，而且有岁星出现，与《国语》所说“岁在鹑火”之说合。成王五年的“何尊”记载着武王营建洛邑的遗志，与《逸周书·度邑》合，成王迁居洛邑，则为史书所未载。又在解放后出土于洛阳的“令彝”对周初史事、官制等关系甚大。恭王时期的“卫孟”、“五年卫鼎”,记西周贵

族间有土地交易事，对西周经济史关系甚大。又“候匝”记诉讼判案事，为西周刑法史的好材料，可补《尚书·吕刑》之缺。“永盂”记周王锡田事，可与“克鼎”相比。此时最有意义的器物是《墙盘》,盘铭前半歌颂武、成、康、昭、穆五王的功德，后半记微氏家族自高祖、烈祖、亚祖、文考乙公至史墙五代的史实，说明武王灭商以后，“微史刺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表明墙的曾祖原系微国史臣，降于武王，以后可能世为史官，故自称史墙。此外若“柞钟”记中大师令柞“司五邑佃人事”,有关土地劳动者的身分，“或簋”、“多友鼎”记伐北戎严允事，“禹鼎”记伐南淮夷事，都有补史事研究。此外尚多，不胜枚举。这些新出金文记事往往有出于旧器之外的，大有裨于西周史事的研究。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西周考古工作中一大创获，出土地点不只一处，而以1977年在岐山县凤雏村所发现289片带字甲骨为最重要。这些甲骨的特点是字特小，刻法凌乱而粗糙，远不如殷墟出土的整齐优美，说明殷文化虽传到周原，但还在原始阶段。这些甲骨文字涉及文王时期的殷周关系，如记殷王封昌为西方伯，与《史记》符合。还有，如六个数字的排列亦见于金文，研究者认为这是八卦的起源，是很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

考古工作者对历史研究的贡献还有很多，例如在陕西千阳、陇县发现大国遗址，证明了大国与散国都在渭水之北，纠正了过去所说的在渭水之南的错误。

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的发现为周族及其早期文化的起源，以及周族与姜族的关系等问题提供新的资料。河北涿县周初墓葬的发掘与“堇鼎”的出土证实了召公夷的封国确实在燕，而不在有人说的河南偃城，说明周初封国有的确实很远。

江苏丹徒西周墓出土的《虞侯大簋》,记载着虞侯受封远在江南，而且有锡土田人民的铭文，与召公封燕有同样的借鉴意义与历史意义，我们要尊重历代考古学家的劳动成果。

《国语》

《尚书》

《史记》

《春秋》

《左传》

《小屯南地甲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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