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组学”，是一个从生物学中延伸出来的新概念，一方面是针对研究对象的集合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另一方面，是集合各学科领域的方法开展的对新问题的新研究。

当下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混杂、多义、多维，多学科的交叉、跨越、重组成为必然手段。组学，就是用不同领域的思维方法、技术手段，不断搭建开放的、灵活的学术组合体，以一些前所未见的角度与方式，开展新的研究。

它既是一种新的科学，也是一门新的艺术，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包含着各个学科与领域的各种知识。

“组学”有三个层次：

1.生命科学层次，通过生命科学层面上对生命个体、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的研究，获得对生物个体及群体的认识，揭示生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2.技术层次，通过运用先进科学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开展对生命现象、生命过程及生命活动规律进行研究。

3.艺术层次，通过运用艺术手段展示、分析生物或非生物现象的特殊性，以及人与自然间的互动关系。

以摄影为例。“组学”方法与技术在摄影艺术创作中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干细胞培养、编辑和应用，为传统生殖医学带来了新方向；基因编辑技术可用于研究癌症发病机制；基因编辑技术在治疗肿瘤上显示出巨大潜力，可以极大地提高肿瘤治愈率等等。但必须看到“组学”在摄影中的应用是对“摄影艺术”的丰富与完善。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科学美国人》2010年9月9日发表），中国科学家林涛博士与她的团队利用人类基因组信息，通过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地在孕育母亲体内敲除了一段基因序列，使一个被称为“无核白”的胚胎细胞成功发育成一个健康正常的婴儿。这个胎儿从胚胎阶段到出生后一直不会得癌症或心脏病。这一事件是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对传统生殖医学领域进行了革新与突破，填补了人类生殖医学领域里多项技术空白。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一次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的重大突破，也为传统生殖医学带来了新方向。

基于组学所引发的新认知。我们可以说组学是基于生物学基础之上延伸出来对自然现象及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其核心问题是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所进行疾病诊断及治疗等方法。

利用组学手段对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进行跟踪观察并对疾病病因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最终达到治愈疾病、防止或减少疾病发生或复发、恢复或延长患者生命寿命等目的。

这种通过医学影像技术对疾病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达到预防及治愈效果。组学作为一种全新概念，以组学方法为核心贯穿着一系列全新理念与认知。

在摄影艺术领域，组学方法与技术同样有着广泛应用，如：高分辨率数码相机的出现，为“组学”提供了条件，通过拍摄大量样本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了更丰富的视觉效果；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为“组学”提供了广阔平台。网络上积累了大量的图片样本和影像资料，为“组学”提供了丰富资源。

摄影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组学”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作品所处位置，即画面中的主要视觉元素之间或主要视觉元素与背景之间是否有关系。例如：在画面中，主体人物处于画面中央或核心位置；主体人物与背景形成明显对比；主体人物与环境构成元素间形成呼应关系等。

2.主体人物间是否存在关联（如：主体人物与背景元素间的关联性）。如果存在关联，即两个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或交叉现象，会使画面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整体美感。

3.画面构图与设计。这一点是最容易被摄影人忽略掉的地方。在摄影作品中，构图与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作品整体的美感和意境。如果主题不突出或主题不明确、内容不够丰富、构图不合理、设计不美观等，都会使作品整体美感大大下降，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观看到内容信息。

4.色彩使用是否符合所要表达的主题等。

“专业”之外的价值边界现有的文化类型和专业，大多是现代主义类型学的划分，摄影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发明，成为人类延伸视觉、记录现实、存留记忆的重要载体，在近200年的发展中，摄影被看作是“被放大了的高贵的艺术”，支撑起庞大的专业领域。

但如今，随着后工业时代的信息技术、数字模拟技术、互联网技术促生大量的图像新技术、影像新媒体，“数码技术现在正在重写摄影的定义”(杰夫·沃尔语)。

一方面，图像作为广泛的社会需求，摄影作为各种职业的技术工具各行业中被广泛应用，这属于一个图像爆炸的时代；

另一方面，摄影依赖的文化属性却被自身发展的惯性问题、范式问题，以及被知识教育的圈定问题，被资本社会的异化问题等等限定住了。

“专业”成为一种固化圈层中的自我修辞、自我繁衍、自我神话，“摄影过时了吗”成为持久的焦虑。旧有价值范式基础上的摄影可能“过时”，因为它不再起到价值贡献作用，它将不会生成新价值。

什么是新价值呢?那种能带来对人的认知提升与改变的文化艺术，我称之为智识的艺术，它不局限于旧有价值，而是用某种新的语言构架新的方法，呈现新问题，提供新判断，实现看法和感情、认识和理解的提升与转变。

这才可能是它“抗拒死亡”并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作为职业工具的摄影，正在诸如地理、医学、工程、科学实验等领域，生产巨量的工具化图像，这些图像及其生产方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看，可能具有语言层面上的新形态、新视点，但能否成为某种“新摄影”，或者为当代摄影发展提供启示。

换言之，社会与科学领域中技术应用的摄影，与文化艺术范畴中的视觉文化的摄影，原有隔绝、对立或模糊的界限，能否打破贯通，能否在新的语境架构中产生意义?

这些问题，其核心在于摄影的视觉文化特征究竟为何。

我认为当代摄影的视觉文化特征应该涵盖以下三点：

1．摄影者具有文化主体的自觉；

2．图像及其制造，实现文化逻辑上的自洽；

3．在文化语境与社会场域中生产价值。

作为视觉文化的创作者，在现代之后，其主体的观察、态度、意图、观念，构成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基点。

文化主体性带有自我认识、自我期许、自我实践的性质，是经由自觉意识产生的，以自为、自律作为思维的能动性，以自知、自明作为行为的能动性，以自主、自决作为立场的能动性，以期实现自由的超越性的实践。

文化主体性就具有批判与建构的双重能力。经由自觉开展的文化主体性的艺术实践，是辨别是否具备文化艺术特性的前提。因此，摄影者本身对于自我的摄影实践，是作为主动的文化创作并努力去构建某种带有文化主题的视觉文化的作品。

而以摄影作为工具，用技术完成职业专业领域中的工作(即使图像的具有某种独特意味)，是不能归类为视觉文化中的摄影。(当然，用视觉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则是接受诠释层面的问题)。

“自洽”，是主动的文化实践中能被一种逻辑验证的过程。摄影制造的图像，其表现的特质，反映的是某种视觉文化的现象及其潜藏的意义，在观念、主题、形式、修辞等文化逻辑层面连缀成体，或借助诸如组学等多学科有机结合方式，提供新方法和新认知，实现文化意义上的自洽、自足乃至于自明。

清末民初，先是西洋人，后是东洋人，借助摄影技术，从图像的角度构建出对古老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叙述。

足立喜六此书就涵盖历史与地理两个范畴，地理上，东迄函谷关、潼关，跨华阴、临潼，入西安、涉咸阳，西抵兴平、乾县、岐山等地；从时间上参照朝代交叠，探访周、秦、汉、唐王朝的著名遗址。

按照历史的线索和地理的分布位置，从“摄影”这一工具的角度，可以构建出一个现代社会的图景，它由一个的图像片段构成，具有明确的图像指向、图像叙事与话语结构；同时，又被一个的图像片段所分割、重组，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拼贴。

作为摄影这个工具本身，也会面临着文化语境与社会场域的双重建构。比如：当代摄影作品中对影像材料的选择、影像语言的构造、摄影观念以及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社会意义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现代摄影文化逻辑中，可以被逻辑验证并产生价值的地方。

对当代摄影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即“组学”，在研究“组学”过程中，也是对文化艺术新领域的开拓之旅。从“摄影”这一工具出发，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新的认知。

随着技术革新、文化观念革新、社会思想变革等等产生各种不同观念和价值体系，我们作为影像创作者要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地位不变的同时，还要不断反思、重建以符合新时代精神需求为根本宗旨，不断开拓新领域、新形式和新价值。

正如杰夫·沃尔所言：“科学的本质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观念’，它不只是对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审视或验证。科学是一种观念和思想工具，它需要去改变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在20世纪中国历史构建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左右了对历史的认识与描述，而地方志，有一个相对延绵一致的体例，是相对准确的事实描述，但即使这样，不同时期地方志的并置，也验证着时间的巨变，以及那种不断“抹去重来”的真实历史性况味。

在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期，文化和艺术，不能再被传统的现代主义类型学划分的专业所“拖累”。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靠那些具有实验精神的人，反思既有范式，不断叠加多种知识的复合体，作为一个艺术的人、文化的人、社会的人、自由的人，才能独步天下。

1：视觉文化，是指双眼可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物，包括人为的、一些天然的视觉景观也能与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共鸣，从而被赋予人文内涵(例如文明人以审美或实用的眼光去观照自然风景，并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于是这风景便不再天然，而是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愿，被人格化了，在人心中转化为一种视觉文化现象。)人作为符号动物将自然景观符号化了．更不用说社会景观或人文景观了。参见段炼撰，<视觉文化及其研究的再认识>，载《中国美术报》，2017年1月23日。

2：【美 ]H-w -詹森著、戴维斯等修订 ，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 ，《詹森艺术史 》，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年 ，第 8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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