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近年来，艺术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这是一种因学科设置而产生的制度动力，也是研究人员蜂拥进入的结果。一些原先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开始进入艺术学研究，掀起了一股新的走出美学的热潮，一些原先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人，结成了艺术学研究的旗号，也有许多文章，试图阐述这方面的理论。

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按照固定的主题来讨论。要以学术为本，应该是学术决定学科，而不是学科决定学术。学科的发展，是为了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而不是首先确立一个学科，然后再创造出一个学术理论来解释与证明该学科，并且按照当前的学科状态对过去的学术资料进行裁剪。

学术研究要直面问题，要有结果，这样才能更好地形成一种行政决策；而不是在做出了一个决定之后，再去证明它是否正确。

追根究底，可以看到，某些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往往有“兼类性”的特征。举例来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同时是一位哲学家，一位美学家，一位艺术学家，一位教育家，一位心理学家，一位政治学家，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

任何一种学科，当撰写一部学科史的时候，都必须从他们写起。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孔子是一个哲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学家，从他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他是一位万世之师，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历史、心理学、社会学，都可以追溯到他身上。

孟，荀，老庄，庄子等人，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著作，是后世各种学说的发源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里，有很多学者都是博览群书的人，几乎什么都知道。

从那时起，一直到欧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中国宋明理学，亦是各学科历史的承前启后之作。

每一个时期，都有该时期的伟大思想家，追根溯源，都能从这些伟大思想家身上发现其发展的蛛丝马迹。古代思想家之所以具有“全知”的特征，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很多随后而来的学科都还没有形成。

在古希腊，没有专门的美学，伦理学，更没有专门的艺术，心理学，政治科学，法律科学。即使他们有哲学（希腊文中的“Philosophy”，由 Philo “爱”+ Sophia “知识”组成），它也是一种包含了一切的知识和知识的东西，这一点与随后出现的哲学大不相同。

在那个时候，知识是一棵大树的主干，而之后，各种不同的学科则是从这棵大树上长出的枝条。我们写一门学科的历史，必须追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正如枝条追寻树干，一直追寻到树根。

不过，这样的追踪方式，也是有限制的。在他们那里，学问与知识，思想与智慧是一体的，后来者只不过是在它们之间找到某种表达方式，然后在新的语境中加以诠释。脱离了这一原始的整体性，错误的理解往往就会出现。

就拿树干和枝条来说，想要找到枝条的本源，就必须要从树干上砍下一小段，才能说这是一棵树，硬把某一个树枝与某一根树根相对应，这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但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却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此，近代人文科学中，各部份间，亦有兼类性之特征。康德、黑格尔作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在众多的艺术论著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此外，弗洛伊德等精神科医生的研究，不但对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对哲学、美学、文艺等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索绪尔等语言学者，则对20世纪的哲学，美学，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很多的文坛巨匠，更别提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人了，他们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对于人文学界的兼类性，也有如此的特征：人文界中的某些学科，仅仅是对某一方面或一种表现形式的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人进行研究，而被研究的人自身，是具有整体性的，因此，研究者们也要通过兼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

他们认为，通过对人类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就能更接近人类自己。这样的认识是合理的，但是它在当今社会也是有局限性的。

按照人们对“美”和“艺术”的普遍认识，“美”就是一种“艺术”。二者并非并行不悖，而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

如前所述，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门新的艺术，这门艺术是美学学科。在这个阶段，美术从最初的手工活动中脱离出来，取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对美的追求，其实是美学观产生的基本动因。

近代以来，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鲍姆加登将 Aesthetica这一拉丁词汇与希腊单词 Asthetikos结合在一起，意思是“感觉的”，意思是“感性的科学”。

鲍姆加登最初把它用于诗歌研究，并在他的《对诗的哲学沉思》（1735年）和《美学》（1750年）中，尝试“确立一种（主要涉及诗歌，但也可以推广到其它艺术）美学的理论”（1）。

他在《诗经》里谈到了美，说美是“感性知识的完美化”，但其最终目标仍然是要说明各种艺术。只是因为受了笛卡尔的唯理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才想把各种艺术从概念上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美学。

鲍姆加登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事实上，他在美学的历史中的位置，是在之后才得到确认的。从他对康德和其他哲学家的影响，我们可以逆向推论他在美学发展史中的位置。

“Aesthetica”一词在英语世界中的影响力，同样来自于19世纪早期，康德的作品被英语学者们所承认。到了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法国与英国的文化地位变得更为突出。法国美学家并不象德国人一样热衷于建立一套系统，而是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发生在艺术实践中的特定问题上。

这一点从“古今之争”和不同类型美术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出。“古今之争”的论调在法国一再上演，无论是从拉丁语还是法语的论调，还是从艺术风格的论调来看，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争论。杜博，巴托，狄德罗，以及其他学者对这两种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它们的研究重点是：诗、画、乐三大艺术类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围绕着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对“艺术一般”进行思考，并对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进行分析，并加以区别。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辩论之后，学术界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每一种艺术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但也存在着差异。“美的艺术”是康德关于美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是一种完整的、深入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理论。

罗纳德·赫普本的《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一文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被认为是现代自然美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基础。[2]本文以欧洲美学历史为切入点，指出在美学历史中，长期以来有一种偏重艺术、轻视自然的倾向。

诚然，在20世纪末，艾伦、卡尔松、阿诺德和贝林特等人开始把“自然”介绍给审美，并把“自然”摆在了审美的核心位置上。

大约在1900年左右，美学学科由日本传到中国。在此过程中，王国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他那里，审美观念和欧洲几位主要美学家的看法被带到中国来。

对于“美学”这一主题，通常是由日本中江兆民先生在译法国美学家家隆先生的著作时，为其取的一个名字。在这之前，有《美妙学说》和其它几种译本。

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对这一题目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也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但是，总的来说，还没有完全否定中江兆民对这一题目的翻译，使得该题目的译名得以确定这一结论。其后，日本文化部出版的《选题目录》中也使用了这个名字，并在东京大学成立了“美学室”，由此开启了东亚对美学史的研究。

如前所述，鲍姆加登在他的《对诗的哲学沉思》一书中给了这一学科以“感性学”的字面含义，而黑格尔则认为，把这一学科称作“Aesthetica”是不对的，而应当称作“艺术哲学”；反正这个名字很受欢迎，也就顺水推舟了。

“美学”一词的翻译，只不过是翻译人员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它起的一个名字罢了。当然，在那个时代，日本学者之所以选择这种译法，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了他们对这门课的认识。

中国学者就是以日文为基础，把这一题目的名字直接引进来的。第一个提出这个术语的，未必就是王国维。这一点，也有人研究过。但是，对于日文中文书写来说，谁先把这两个字抄下来，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王国维是第一个将美学知识引入中国学术领域，并将其应用于美学研究的人。王国维以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家的美学观，将其与中国文学艺术相结合，力求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为后来的美学观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他对中国古代诗歌及其它文学艺术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古代诗歌及其它文学艺术的研究上。其中，以《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最为有影响力。换言之，他在翻译中引入了“美学”一词，却不是以此为主题，而是以此为核心。

其后，以美育为主的蔡元培的美育观念与梁启超的“新民”观念，共同促进了中国美育的发展。朱光潜之后，对文学的研究也从诗歌入手。他本人则认为，《诗论》一书为其时之佳作。他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文艺心理学》一书中，运用了近代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文学。

到了1930年，“以文学之道，以社会之道，救亡图存之道”，已成为中国审美的最显著特征。这一切表明，当美学史被引入中国时，美学家们并未关注“美”的形而上学性质，而只是关注美学史下的文艺与艺术。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才得以蓬勃发展和繁荣。但这一翻译名称却是一个既成事实，人们对它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在这一理论被引进到中国的初期，存在着对“美”的普遍认识，并将其延伸到山水、城市、家居陈设等方面，并将其与中国的传统美学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1978年，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又重新活跃起来，并形成一股全国性的热潮。这对美学重新重视文艺创作与鉴赏的思维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由于“美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内在的惰性，它与文学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矛盾。而从学科归属上看，美学又被纳入了哲学范畴，其运作规则又受制于中国哲学史上既存的思考与经营模式。

在当今时代，提倡“艺术美学”，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技术上，还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的美上，要把原来的审美观念和西方的审美观念联系起来，要把审美观念从传统思维中发掘出来，这对于促进艺术研究的发展，让艺术在“术”上臻“美”，是很有意义的。

《诗经》

《对诗的哲学沉思》

《文艺心理学》

《人间词话》

《美妙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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