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等相关文章的启发下，现代历史学家通常使用“文明”这个术语，来表示一个社会从氏族制度开始瓦解，到了一个有管理者阶层的时期。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文明可以上溯至龙山文化。然而，对于中国早期社会、国家、文字的出现，研究者们却没有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点归结为青铜，因为青铜在商、周及以前都是作为祭器和礼器使用的。

龙山文化中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玉器，其造型具有一个共性，即造型精美，不实用，制作费时，并且只为极少数人使用。

可见，古代社会中有一些人拥有特殊的祭品，即以祭品为职业的“巫觋”群体。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形成，是一个以巫觋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化群体。李孝定从“巫者使用的工具”的形状中，得出了这个名字，张光直认为这就是一个“圆圈”，“圆圈”就是控制世界和自然的符号。

矩，可作方形，可作圆形，能使之者，乃能识天地之人。“巫既能洞悉天地，也能洞悉天地，因此，使用规则的人就是巫师。”这也符合“古者民，无神明”的说法。

人之精，不带贰者，而能齐心协力，其智慧，上至下至义，其圣光，远宣朗，其光，其光明，其耳，其声，其神灵，其人，其人。是以，有天，有地，有人，有人，有人，这就是五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互不干扰。

人能有忠诚，神话中也能有仁义，人虽有不同的职业，却不敢亵渎，所以神赐予他们生命，他们享受他们的物质，不会有灾难，不会有需要。（《国语·楚语下》）“巫”与“祭”的文化，是以“人”与“神”为中心，由“学”与“道”的叠加而成。

人与神的关系是上古时期最基础的自然规律，巫觋群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宗教信仰与礼仪行为来影响与组织社会活动，从而让民众产生“忠信”，产生一定的精神依附与信念；免得祸患临头，并且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这就是国家的基本形式。因此，社会巫觋团体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开端。是什麽保障这个宗教团体的社会生存？这些稀有的玉质、陶质和铜质的礼仪器皿，被认为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一些人享有了特殊的地位。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这种工具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的身份也越来越不确定，他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能完成简单的仪式。“后来，六国灭亡，九黎乱德，人神混杂，再也无法恢复。”

子民们在自己家中祭祀，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百姓需要祭祀，官吏却很少需要祭祀。荣华富贵，与人与神同在。民渎齐盟，毫无威严可言。“神狎民，不可亵渎。嘉生不降服，就没有东西可以享受了。

祸患至极，难以尽兴。颛顼得此，命南子统领诸天，为诸天所用，火子统领诸地所用，为百姓所用，一切如常，不为外物所用，此为绝地天通。“绝地天通”这句话，引起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关注。

李零以为“绝地天通”是关于“职业的来源，尤其是历史的来源”，并探讨了历史是否可以被民间的巫师所替代。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家族渊源，他说：“昔时，皇帝命南镇以治天，北镇黎以治地。”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把“绝地天通”作为自己的家族渊源。

尽管“先祖之说”只是一种半假说，从时间上看是不可信的，但是从逻辑上看，“家为巫史”还是存在的。“家为巫史”的前提是，它的技术和运作都很容易，因此，它应该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

这一现象表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尽管有巫觋群体的存在，但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地位并不稳固。巫觋群体是人类掌握世界、掌握生命的根本精神，是思想体系的核心，其不稳定性对世俗化权力、世俗化秩序的建立是极其有害的。“绝地天通”的目的，就是要让“巫之傀儡”与普通民众分离，以求在“天”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人世间”秩序。

而巫傀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阶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加强专业化来垄断话语的力量，而这一过程通常是以两种方式来完成的：知识的复杂化和历史化。而这一切，特别是后一种，对书写与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上述两个段落的对比，可知在“民神杂糅”时期，“巫”只是一种“承享无度”的仪式，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但在远古时代，巫之傀儡的作用却非同寻常，一是掌握“先圣之后”“名姓之后”等世系和族谱，二是祭祀的过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到了普通人根本无法掌握和记忆的地步。

对世系和族谱的理解，意味着对人族的历史的理解，而对历史的理解，也意味着对现实的理解。

当代社会的话语权是一种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话语权。而且，族谱、礼制的复杂，又使知识得以通过“旧典”的方式进行传递，从而使知识能够脱离礼制，脱离实际的制约，而作为一种社会性团体的生存基础。

凡此种种，对于一种经验性的技术，如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如何成为一种知识的层次，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一门学科、一种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某种历史意识的支撑。到了后来，青铜、玉石等祭器仍被视为一种很有价值的器物，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很高的祭品价值，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历史地位上。

就像春秋时期的楚王，对周朝的九鼎垂涎三尺，但他不认为自己永远都做不到，只认为自己在当时情况下做不到。而巫毒傀儡则是通过复杂的仪式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命进行解读与指导。

越是复杂的仪式，就越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例如，商代非常复杂的周祭制度，就是利用五种祀典，对商王的祖先进行周而复始的祭祀，这里面还包括了许多时间因素的排列，例如卜日、祭日、先王先妣的日干名等，直到现在，现代学者也没有弄清楚其中的奥妙。

很明显，这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一方面使祭祀活动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也使人更加清楚地用时间来组织和记忆自己的民族和家族的历史。商王生前虽然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但在他们去世之后，后人还是会用特殊名号来纪念他们和他们的妻子。

这些“日干”的名称与“献祭”有着特别的联系。侯外庐从“殷王朝的世系头衔”中，断言“时间概念的发现，是人类第一次的意识生产”。确切地说，殷代世系名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时间”，而是一种连续与有序的标记，是商王朝对“历史”认识的一种表现。

这些世系头衔和与之相关的特殊祭典，都包含着普通民众无法接触到的专业知识。在此，历史因素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同时，史学自觉与史学自身，也激发了这一群体的文学自觉。

刻划符号形成成体系的文字，是巫文化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巫文化走向文明的关键，也是巫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世本》称&34;，而《汉学堂丛书》集的《春秋元命苞》称&34;。

史皇，自然就是“史”了。这说明，在古代人的认识中，文字符号与官吏的产生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们普遍以为，商贾之所以将这些甲骨保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将来要验证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并以此为依据，来评定他们的分数。

这也许并不是收集甲骨文的初衷。首先，王卜在甲骨上的记载较多，对其有效性的检验毫无意义；其次，由《尚书·金滕》可见，其所集之甲骨文并非可以随意翻阅的。

周公见武王病重，愿以乌龟占卜，乃纳册于金滕之中，这份文书，一直持续到武王去世，周公在东边的第二年，周成王才小心翼翼地打开。由此可以看出，《周易》中的卜辞文书是不能及时考订的。

甲骨卜筮是以人的信仰为依据，卜筮活动只是传达天意的一种活动，这种测验活动不但会使人产生对卜筮活动的信心动摇，也与卜筮的思维方式相违背。占卜中只记载了占卜的结果，并没有记载未占卜的结果，因此，后世补充的占卜结果，只是为了强化占卜的神圣性质。

所以，这种说法，应该是在宗教没落，官府兴盛的时候兴盛。甲骨卜辞之收集，其原因当有二：其一，甲骨文之神圣性，其二，卜辞之神圣性。那些保存了甲骨文的史家，由于他们有双重的神圣性，他们就有了一种一成不变的历史意识。

可以说，最早的一段历史，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与先知的历史，史官是神明的见证，他也渐渐成为上帝的代表，并逐步掌握了对社会事务的解释与管理。而在甲骨文中，“史”、“士”和“事”被统称为“史”，可见“史”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王国维说：“大小官员的名字和职务，大多是从历史上取来的，……在周朝，皇室的官员，都被称为公卿；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三人，都是书吏，《诗经》里的殷虚，就是书吏的真名。

由皇帝和大臣们推举出来的首席大臣，被称为丞相，殷虚卜字的时候，被称为丞相，丞相也叫相国。六卿中，“书甘誓”被称为“六公”，“司徒司马司空”被诗小雅称为“三公”，这些都是高官们被称为“三公”，也就是被称为“史”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史官”在官场上的作用是何等的广泛，其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巫”与“巫”的专业化，促使了世俗权利的逐步集中化，并由此形成了超越氏族的社会秩序。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厚度的增长，这些作品所承载的文化职能，如“传承”和“诠释”，也就愈加凸显出来。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研究情况下，才能深入到文化的中心品读醇厚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起源》

《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

《龙山时代的礼制》

《甲骨文字集释》

《中国青铜时代》

《中国方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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