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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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古至今都有着深厚悠久的史学传统。史书注重“垂训”、“咨鉴”等作用，使叙事者的道德观、史学观念等在史书中得以体现。毫无疑问，在这些古老的历史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社会和伦理道德知识。

不过对于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历史思维、有没有历史哲学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大家一直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比如顾颉刚就说，“古人缺少历史的概念”，张岱年也说过：

“中国古代哲学中 ，从孔子以来 ， 即有关于历史观的言论 ， 司马迁说过‘明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这是对于古代哲学家学术宗旨的简明概括。‘通古今之变’即是历史观的内容。”

张岱年所谓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指“历史哲学”，但其范畴要更为广泛。还有人提出，“虽然我们的史学发展得很好，但是历史哲学的花园却很少开垦”，并提出了中国古代只有章学诚一人，他的《文史通义》是仅有的一部关于历史哲学的专论；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古代并无西方的形式史学，但却有一种“实体史学”，我们今日的研究，可能就是要以某种方式把这种实体史学表现出来。上述观点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形成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将其综合起来，能够很直接地反应出过去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学理念的演变。

其实仔细想想，分析一下这些观点，就跟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差不多。在将近二十年的深思熟虑和深思熟虑之后，我们意识到，对于中国哲学的“有”和“无”，我们不应只作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应作更为详细的探讨，不仅要说明“哲学是中国所生的学问”，还要更清楚地阐明这种学问的特点，及其和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之间的联系。

中国哲学蕴涵于中国古代的经史之学之中，而现代中国哲学的分科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由古代人对历史的认知所产生的史学思想、史学，既属于中国哲学，又具有中国哲学所特有的特点。而在这些史学中，儒学在史学等方面的地位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

孔子历史意识很强，以“信而好古”自居；孟子“言之以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以“尧、舜、文武”为其基本特点；“六经”皆为“先贤之治书”（《文史通义·易教上》）；儒经中有很多关于历史的论述和记载；孔孟荀等初期的儒学，都是通过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论述来阐释其学说的。对于儒家，特别是对于早期儒家来说，其历史思维和历史哲学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事实上，在早期儒家思想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哲学。如儒者对《春秋》的诠释、对“三代”的理解、对《礼运》的观照，无不体现出儒者独特的史学理念。另外，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学对历史的反思中，也发展出了“文质”的学说范式，用以说明历史的发展。从战国晚期到汉代，在“文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德”、“运”、“统”等更多的因素，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轮回”理论。这种思想不仅在早期的儒学史学中极具特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也有其深刻的意义，并对后世的儒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我们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万世师表”的孔子曾经说过：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孔子画像

戴望在《论语戴氏注》中指出：“质者，诚也。”人们通常把“质”看作是人的本质，而“文”看作是人的外部礼仪。但是，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也指出：“礼既有质，也有形。”质，就是本质。没有基础，没有文字，就没有礼仪，这就是所谓的礼仪。失去了，就会偏离，偏离了，就会有竞争，竞争就会有胜利。

正如刘宝楠所说，“质”和“文”都是“礼”。但是，不管怎么说，孔子说的“文质彬彬”都是“君子之风”。此外，《论语》还有一篇子贡的文章，意思与孔子的文章相同。棘子成曰：

“君子质而不能言，何能言之？”

子贡画像

子贡曰：

“惜哉！夫子之言，君子之言也。质犹文，如虎豹之爪，如狗之爪。”——《论语·颜渊》。

邢昺在《注疏》中解释了子贡的话：

“子贡以比喻为例，说明了文章不能省略。剥了皮，取了毛。言君子，与野人不同，质与文，故也。虎、狗、羊，都是用不同的文字来形容。如果文有质，质有文，那么，君子和小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质”就是本质，就是内在的东西。“文”是一种修饰，属于表象。孔子所说的“真君子”，就是指“内”与“外”两者不可兼得，所谓是“过犹不及”，即两者皆以求“中庸”。所以，“文”的原意就是“文而不武”，它是儒家“仁”之道，也就是“文武兼修”之道。《礼记·表记》中有这样一句话：

孔子说：“虞夏之道，不能使百姓有怨气，而殷周之道，则不能使百姓满意。”他还说：“有了虞夏质，有了周文，就可以了。”虞夏之文，不如其质，殷周之质，不如其文。《表记》只是把虞夏殷四代礼制简单地归纳为“质—文”的形式，并没有把礼制和礼制结合起来。孔疏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余夏之文，非其质也”，是说余夏之时，虽然也有文字，但是文字较少，所以文字不如质。所谓“周质，不胜其文”，是说周质，但也是质少而文多，所以不能胜其文。但《三正记》中说：

“文之质，始于禹，质夏文，殷质周文。”

又说“禹夏质，殷文”，夏家虽然也是文，但与殷家的文相比，还是质。殷家虽然不凡，但和夏家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所以，夏族的文字，与虞族的文字相同；殷族的文字，与周族的文字相同。

一般认为，《表记》是子思所著，但对其所作的研究却很少。咱们只是把虞夏殷周四代归入了虞夏“质”和殷周“文”的“质—文”两个范畴，而没有作其它说明。这一点很好理解，可以说是子思的思想。当然，亦有可能是“子思”的弟子和门派。将《表记》与孟子“一治一乱”论相结合，可以看出子思与孟子对历史的关注程度更高，并且在对历史进行归纳时，也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粗糙的阐释模型。“文质”轮回说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史学。

汉人在《论语》中对孔子关于三代礼仪的“损益”的诠释中，对“文质”的理解更为丰富和完善，何晏在《集解》中引用孔安国的话说：“文质礼变”，又引用马融的话说：“原因是三纲五常。所谓三位一体，就是文与质的统一。”

皇侃也在《义疏》中对“文质三统”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

“夫文质一次而复一次，正朔三次而变”。

“质”和“文”，如果一个君主用“质”来教育，那么下一个君主就会用“文”来教育他们。以文而后君而复质，质而后君而复文。这是一个循环，有起就有落，有始就有终。

有始有终

“文之二复”，也就是文之二元的周而复始，这种观念在《表记》中是不存在的。《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节引述此句，亦是对三代礼制的得失进行了一种“质”和“文”的阐释。这篇文章说：

“从殷夏的得失来看，他说：“千秋万代之后，才能知道，只有一种文字和物质。”

又如何休注的《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中所言：

“君王登基，故以文治文，以承天下之衰，以济天下，以天道为本，以亲，以质省。恭恭敬敬，文质彬彬。是以君王之始，先本天道而治世，其质而亲也；其衰败，其失宠，亦失宠。是以后来王起，以法大道，以治国，以文为尊；其衰敝，其失也尊而不亲，故复反过来于质也。”

这也是一种文质相济、相互循环的说法。从以上可以看出，“文质相救”、“循环不已”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在汉代的儒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理论了。由于文质的“二分法”，后世的儒士们依据相同的思维方式，将天人合一和礼之亲、礼之尊的“二分”观念，统统融入到了文质论之中。汉朝的经书，以阴、阳为据，阐释了“文”与“质”。比如《白虎通·三正》，就是这么写的：

君王为什么一定要有一种文字和一种物质？是为承天承地，顺应阴阳而生。阳之道到了极致，则阴道承受；阴之道到了极致，则阳道承受；阴阳二气，不可先后。这是一种纯粹的力量。是以天为质料，以地为其所用，以其滋养而成，是以其为其用。《尚书大传》说：

“君王以文为本，以天为本。”

《礼三正记》说：

“文为本，德为本。”

君王之始，先有质，后有文，与天道相合，有始有终，有先后。任何事情，都要先有质量，然后才能写出文章来。

另外，在《白虎通·三正》中也有记载：质量上乘，文质彬彬。”《文选》卷45《答宾戏》中的《元命包》中说：

“一物一文，合天地之理。”

《大戴礼记·少闲》中，卢注：“文以地德，物以天德”。《礼纬含文嘉》说，“殷授天为君，周据地为君。”以上种种，都表明“文质”说，乃是汉朝经学中的一种通例，其中也有《周易》，汉朝的经学，不仅视之为一种通例，更将其引申为一种更为通例的天地之道。因此，“文质”理论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

“文质”理论，以“二”为一个循环，试图通过两种形式的交替，对一段又一段的历史进行阐释，并且将其分为多个时期，因此，它的出现频率很高，与真实的历史也有很大的矛盾和矛盾。所以，就像阴阳来解释和划分世间的复杂事物一样，“文质”对历史的解释，也是一种粗浅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提出一个更细致的模型，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一复杂而又复杂的历史。由此，逐步形成了“三统”理论，和“五德”理论即循环理论。

“三统”、“五德”的内涵虽有差异，且所涉范围较广，但在理论层面上，都是对“文质”说的继承，是对“文质”说的又一深化。五为周而复始的史学学说，源于邹衍“五德终始”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学说。邹衍说：

“自开天辟地之后，五德变迁，每一种管理方式，都是相辅相成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以仁爱为本，六亲不认为本。”（《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顾颉刚先生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以此为依据，来认定邹衍为“儒者”。

如果说邹衍是儒生，那就意味着他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那么邹衍的儒生出身，应该是真的，比如《盐铁论·论儒》中说：

“邹子以儒生治天下，虽未死，却以变化多端而闻名，邹子之书，变化多端，然以仁义为本。”

邹衍虽以儒家为基础，但以“五德”为核心的诠释史学，终使其扬名立万。

《史记·封禅书·集解》中引用如淳的话说：“现在他的著作是《五德终始》。“五德都是按照自己的优势行事的。”再如《文选·魏都赋》、《七略》中所注：

“邹子有《终始五德》，其所从者，不能从也；木德其次；金德次；火德次；水德次之。”

这句话是从《周易》中得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理论，是按照“土”、“木”、“金”、“火”、“水”的顺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注：《七略》中的引语，或有遗漏，但应先有“土德”，再有“木德”。

《吕氏春秋·应同》中记载了五德的更替，黄帝是土德，禹是木德，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水德是水，而不是火。所以，邹衍提出的“五行生克”说，应该是“土木金”“火水”。

与“文质”说的“二”是循环说相比较，“五德终始”说的“五”是循环说的历史阐释范围更广，也更有说服力。然而，根据《吕氏春秋》中关于邹衍的理论，顾颉刚先生认为，邹衍“有两个史说，第一种是从黄帝推上去的 ，第二种是从黄帝推下来的”，即邹衍并未把“开天辟地到黄帝以前的历史”列入五德终始的轮回顺序，五德终始顺序仅限于黄帝以后。

从春秋到两汉，“五德终始”理论把“五”看作是循环，而“三统”理论把“三”看作是“循环”。《礼记·礼器》：

“三代之礼一也 ， 民共由之 。或青或素 ，夏造殷因。”

郑注：

“素尚白 ，青尚黑者也 。言所尚虽异， 礼则相因耳 。……变白黑言素青者 ，秦二世时 ，赵高欲作乱 ，或以青为黑 ，黑为黄 ， 民言从之 ，至今语 犹存也。”

根据郑注，“夏礼和殷礼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两个时代的色彩不同。”《礼器》与郑注原书中，只提到了夏、殷二代尚有黑白之分，而《礼记》诸篇，则反复强调了三代尚有不同之处。例如《明堂位》中有一句话：

“夏后氏牲尚黑 ，殷白牡 ，周骍刚。”

《檀弓上》中也有一句话：

“夏后氏尚黑 ，大事敛用昏 ，戎事乘骊，牲用玄 。殷人尚白 ， 大事敛用日中 ，戎事乘翰 ，牲用白 。周人尚赤 ， 大事敛用日出 ，戎事乘騵 ，牲用骍。”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夏尚黑色，殷尚白色，而周尚赤色。尽管《礼记》所载的确切年代尚难确定，但就《礼记》的总体状况而言，特别是所载的“三统”论，都是较为简略的，相对于汉代已臻成熟的董仲舒所载的“三统”论，尚属萌芽状态，所以有关“三统”论的《明堂位》和《檀弓》等所载的资料，应属于战国中晚期的资料。以黑-白-红循环为形式的“三统”理论，就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以董仲舒为代表，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按照董仲舒“三统”说，商代是“白”，周朝是“红”，而《春秋》则是“黑”。按照这个顺序，殷商以前的夏当就是黑暗王朝的统治者。根据儒学的说法，新朝成立后，要“改朝换代”，这既是表示新朝是顺应天意，又是表示新朝有别于旧朝的不同。每一个新的朝代，都是建立在一个“统”字之上。

董仲舒像邹衍那样，对于历史的诠释，也是把现实的政治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特别是要阐明《春秋》作为“新君”的公羊学说，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历史的发展，是由黑统—白统—赤统来完成的。若以三个时代的“三统”为标准，则《春秋》中的王鲁和夏朝中的黑统并立，由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与黑、白、红三个系统相对应的是“三正”：建寅、建丑、夏历十月和建子。而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则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三正”，在他看来，就是天道的具现，又对应着建子红、建丑黑、建寅黑的“三统”，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着“始动”、“始芽”、“萌达”这三种生命成长的阶段。

“三正”轮回，是君王接受天命后，“改正朔 ，易服色”的一项重要措施。《白虎通·三正》则进一步阐释了“正朔”的含义：

“正朔之三何谓？是为三个月。明君之君，应以顺从为先，以求一统天下，以礼为先。”

夏忠、商敬、周文的“三教”模型，也与“三统”、“三正”息息相关。而这一点，亦为春秋时期儒学所提出。按《礼记·表记》的说法，子曰：

“夏道尊命 ，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 ，先禄而后威 ，先赏而后罚 ，亲而不尊 。其民之敝， 惷而愚 ，乔而野 ，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 ，先罚而后赏 ，尊而不亲 。其民之敝， 荡而不静 ，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 ，其赏罚用爵列 ，亲而不尊 。其民 之敝 ，利而巧 ，文而不惭 ，贼而蔽。”

孔子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总结与反思中形成的。儒学注重历史，在其思想体系中，不仅有历史传统的影响，更有许多关于历史变迁的宝贵见解。儒学主张历史的变迁，孔子则把三代的变迁视为“损益”变迁（《论语·为政》）。

对于历史变迁的评价和判断，初期的儒学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向好的方面发展，比如孔子所言：“鲁之变而为道”（《论语·雍也》）；然而，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又把“大同-小康”分为两个历史时期，通常认为“大同”指的是五帝时代，“小康”指的是三代时期，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从“大同”到“小康”的演变，即由“大道之行”到“大道既隐”是一种退化 ，按这样的理解 ，就是一种今不如昔 的“倒退史观”了

对于早期儒家的这些史学观念，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 讨论。与此相比，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以“文质”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也成为孔子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秦之变”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此期间，许多儒学大家都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解释来把握现实。春秋战国到汉代，儒学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虽有相当多的内容，但大体上仍是以“文质”为中心的史学循环理论占主导地位。

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三统”、“三正”、“五德终始”等更为繁复的变体组合，均是为了从“文”与“道”两个方面，从“道”与“德”两方面，进一步论证“道”的正当性与正确性。与西周初期“天命靡常，唯德辅之”的观念类似，以“文质”为中心的儒学史学，在阐释统治的正当性之时，也在告诫统治者：“德”、“统”、“正”是不断变动的，没有德行的暴政造成了“德行”的衰落，则有新的“德”、“统”、“正”接踵而至。

这与孟子所言吻合：“三世之人，取之以仁，失之以不义。”“国之衰兴亡也是如此”（《孟子·离娄上》），二者在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史学观念是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历史哲学既是对历史的阐释，又是对现实的匡正。

【1】张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张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

【2】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34-282页。

【3】赵金刚：《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9页。

【4】[清]王国维：《哲学辨惑》，《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5】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512页。

【6】[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卷6，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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