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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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的“芦笙”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传统吹奏乐器，有着很长的历史。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都有“卢沙”的形制描写，其开口的方法、吹法，均与芦笙如出一辙。

“芦笙”一词在文献中已有记载，明朝史家倪辂在其《南诏野史》中记载“每年阳春跳月夜，男子吹奏芦笙，女子摇铃唱和”的壮观景象，已经证明了云贵地区苗族民间节庆活动中芦笙的重要文化作用。

根据文献记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芦笙已遍布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湘西等地，并向东南亚许多国家辐射。

苗族芦笙音乐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是怎样产生和传播的？乐器的制造技术和造型是怎样发展的？在音乐形式和社会职能上有哪些特点？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该如何有效的继承与保护？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回顾和反思，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出新的答案。

“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在古代，它被称为“和”，也被称为“巢”。例如，《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和”的记载，而金朝郭璞的《尔雅·释乐》中则有“大号为‘巢’，小号为‘和’。

文学大家郭沫若先生以为：此处所言“和”、“巢”，即为“笙”。“吹笙鼓簧”一事，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可见当时的笙已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芦笙是一种主要的笙乐器，也是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距今约2500年左右。

以竹制为主的芦笙文化家东丹甘在其《芦笙史探索》一书中提出：“芦笙和各种笙族乐器，极有可能是在中国南部出现的，并且从这里传到了北部地区。由于竹子种类繁多，而且很容易获得。关于贵州民族“芦笙”的起源和发展，民间流传着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故事。

在这之中，尤其是“勒努去告夺学吹笙”和“勒努，杜妞制笙，制琴”的传说最多。然而，就文化史研究而言，许多关于“芦笙”起源的流言都表明，“芦笙”曾被用于“指挥”、“传讯”等方面。因为芦笙能吹出各种音调，所以在野外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很多部落都会使用它。

苗族芦笙小能手

最早的“六笙”是由6个竹笛组成的，以后逐渐发展出更多种类的乐曲，乐曲的音域也从6个音符扩展到21个音符。从学术角度来看，贵州西北的苗族和云南的彝族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由于两国毗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存在着一定的互动性，因此，“芦笙”、“葫芦笙”在音质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同源关系。我们在云南战国、西汉两代墓葬中，先后发现了一批青铜葫芦笙，以及一批吹奏芦笙的铜人，说明在2000年前，世界上已经存在着葫芦笙与芦笙。

苗族自远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摧残，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民族，最初居住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肥沃的土地上，并组成“九黎”一支，后来经历了多次的迁移和漂泊，除了少部分流落到西北的陕甘一带外，绝大多数都在西南山区定居下来，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语言，劳动方式，民间风俗，以及文化信仰。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军事与生活功能，使其逐步与苗族及该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系统相融合，并与各民族的文化系统相融合。建国后，贵州芦笙乐学的研究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文学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苗族芦笙大会

广大人民画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到民族地区去“采风”，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并形成了一批理论著作、学术著作。1978年，随着中国音乐家协会与文化部共同颁布了《收录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并于80年代出版了《民间文学十大集成》，他们又一次开始了对贵州芦笙音乐与乐舞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中国从2006年起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保护工作，并相继编制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保护名单。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专门拨款，对贵州芦笙音乐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山东枣庄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其间，杨方刚所编的《芦笙乐谭》，胡家勋所编的《黔西北苗族芦笙文化丛书》，杨昌树所编的《芦笙选集》，东丹甘所编的《芦笙研究点滴》等著作层出不穷。《贵州苗族芦笙》是郑寒风关于苗族芦笙种类和乐曲特点的一篇文章。

莫太极先生在《贵州丹寨排牙笀筒芦笙初步考察》中，从地理环境、族源传说和音乐特征三个角度，对其作了综合分析。[4]从概念定义、形态与管音序列、种类划分、音律、历史渊源与发展沿革、音乐特征、和声分析、芦笙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知网”的学术平台上，通过搜索“芦笙”的文章，得到了包括学术期刊、硕士、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文章690篇。从文章发表时间上看，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有关贵州少数民族芦笙音乐的研究在该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由此可以看出，对贵州芦笙音乐文化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到了今天，已经逐步成熟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于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寻求新的证据，并依赖于更先进的研究方法。

芦笙作为一种传统的民族乐器，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在民间的民俗风情和人文风貌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分支。不但在乐器形态上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弹奏技巧及运用的功用上也各不相同。贵州苗族的“芦笙”在“天时”、“地”、“人”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人”的层次上表现出了其自身的“自主性”。

贵州苗族聚居区非常复杂，由于生存环境、历史遗迹、文化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同样是苗族，其芦笙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贵州芦笙在形态上的总体特点，可以分为“黔东南”、“黔西北”两大地域，而其它地域的苗族芦笙又都集中在这两大地域，因此，对“黔西南”、“黔西北”等地域进行了研究。例如，黔东南16个乡镇的苗族芦笙，其结构统一，六管六音，雷山、丹寨、黄平等，以竹管或竹笋壳为谐振腔，声音明亮，热情，有节奏感。

而黔西北地区苗族的芦笙则呈现出多样性和多样性，除六管六音外，还出现了五管六音、七管七音等不同类型的芦笙。苗族芦笙因其管的数量及音阶安排的不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使用功能及演奏环境也随之丰富起来。

贵州苗族的芦笙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在长期的族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传承形态。《新唐书·南诏》中有：

“六支竹笛，钟涛长笛，音色短细，随节而舞，不急不慢，苗族男女同苗族，月色漫山遍野。”

可见，贵州苗族的笙歌文化源远流长，且在苗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芦笙是一种传统的簧鸣乐器，不管它的管数和长度结构如何变化，它的基本构件都是不可或缺的，它由四个部分组成：笙斗、竹管、簧片、共鸣管。

在具体创作上，经过历代艺术家的反复试验，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六管芦笙”是最早出现的，也是贵州苗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使用最多的。其结构形式有弯曲、直两种，形状也有小、中、大、特大等不同，音阶从高到低排列。

它具有丰富的和声及其相互协调的特点，因此，它能被运用到许多不同的音乐类型中去。“五管芦笙”，是贵州南开和其他苗族文化聚集的水城地区的一种小规模的、独一无二的芦笙。它的演奏方式有别于“六管芦笙”，具有鲜明的音色，繁复的和声，适合作为舞曲的伴奏。

“芒筒”是一种具有独特形状的低音笙乐器，它是用单音笛子与竹筒组合而成。它不但广泛地用于贵州苗族，而且在侗族的音乐文化中也有它的身影。它的竹管长度从60公分到2尺不等，不同的长、粗，所能发出的音高、音质也不一样。

但是，从整体上讲，它在“笙”乐团中发挥着“低音”的作用，并以其浑厚的音色，扩大了“笙”乐团的音场厚度。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语音形式，才使得苗族在举行重要的祭祀活动时，能够营造出一种庄重、大气的氛围。“多管芦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批从事芦笙艺术研究的学者和年迈的艺术家，以“六管芦笙”为蓝本，对其进行了改进，设计出了九管、十二管，乃至二十六管、二十八管的芦笙。

其中，丹寨县的麻鸟村对此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多管芦笙”的问世，不但弥补了传统芦笙在调式音阶上的不足，而且在音色、音域、演奏表现力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能够胜任更多高难度的重奏、合奏，同时也为贵州苗族的芦笙乐器及音乐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贵州芦笙的演奏，大多是一种抒情的独奏，或者是伴歌、伴舞的形式，所以，在技术、技巧上，主要是靠着手指和呼吸的协调，在音色和音调、节奏之间，产生了丰富的衔接变化，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音乐情感。

“打音”，也叫“打指”，是一种在芦笙演奏中使用最多的技术，它是用手指在音孔上的动作，来加快呼吸的速度，使人产生一种愉悦和愉悦的感觉。

打音的运用，能很好的符合芦笙舞步的节奏和身体的律动姿态，如果与吐音及花舌技巧相结合，则能产生更加玄妙的音响效果，营造更加丰富的情感效果。

贵州苗族芦笙形态多样，弹奏手法独特，在民间文化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并因其社会功能而成为民族生态社区的领军人物。芦笙乐曲融合了贵州苗族民族的音乐美学和生命情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韵和魅力。

贵州苗族芦笙音乐是在其传统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丰富的形态、丰富的乐风，在其民族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精神，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播。

只有通过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多管齐下，发挥相关部门的作用，提高教育质量，利用优质的传播渠道，激发公众的关注，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从而取得很好的传承效果，帮助日渐式微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邓钧 . 苗族芦笙的应用传统及其文化内涵 [J]. 中国音乐学，1999 ( 3 ) .

[2] 管锡华 . 尔雅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38.

[3] 刘振涛 . 我国芦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J]. 中国音乐，2015( 4 ).

[4] 李建富 . 贵州芦笙舞乐文化研究综述 [J]. 民族音乐， 2014 ( 5 ) .

[5][ 宋 ] 欧阳修，[ 宋 ] 宋祁 .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1172.

[6] 陈振 . 宋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281.

[7] 杨方刚 . 贵州民间芦笙文化研究 [J].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3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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