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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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中国古代史，能够发现如下一个事实：在公元十一世纪之前，许多对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曾与山西这块土地相关联。

（走西口）

确实，山西在古代的政治和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几乎与汉族全部古代史相伴随，在北部草原上不断地有游牧民族从林麓草莽中发展起来，并按照与他们的文明水平相适应的心理和习惯，以部落掠夺的方式从中原地区获取可供奴役的俘虏和定居农业文明特有的财富。

中国自三代以来，政治经济的重心一直处于大河的南岸，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卜宅京师基本上未离开周人的千里王畿，所以位于中间地带的山西自然成了两种文化发生撞击的场所，只要这种对峙局面存在一天，山西在民族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就不能消失。

北宋以后，北方虽然有女真、蒙古、满族相继兴起，然而由于京城东移到汴梁(开封)、临安(杭州)、金陵(南京)、大都(北京),山西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便逐渐下降了。

第二，山西东、北环山，西南临河，山川形势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山西失守，这里便是少数民族创建割据政权的理想地方；为了备边，必须在这里屯驻重兵，因此那些手握重兵的镇将在中央政权强大巩固的时候，依托这样的战略地位为国干城之寄。

反之，当王权削弱崩溃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勾结酋豪，控制颠覆中央政权，天下一旦大乱，便可以称王称霸。越是在政局动荡的时候，山西在这方面的作用，便表现得越是突出，春秋战国，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为时最久的大动乱时期，山西在这些历史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前自然也就成为军阀们左右天下大势的发源地。

山西也是中国民族战争的发源地，在这个地区的古代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五个国家，即：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赵（赵武灵王时期）、魏（魏惠王时期）、韩（韩宣子时期）、秦（秦孝公时期）。

这五个国家都曾在山西境内建过城邑，但是他们与山西的关系都是昙花一现的短暂，因为他们的国祚都只有十余年，并且大多数都因内部争斗而导致灭亡。究其原因，虽然与山西地形复杂，难以固守有关；但主要还在于他们对山西的利用不够，战略上处于守势地位。赵武灵王曾三度攻中山国，三次“伐中山”，两次围中山。

第一次“伐中山”（公元前307年）虽以失败告终，但第二次“伐中山”（公元前307年）却大获全胜。这其中的攻守之势转变就充分地说明，由于赵、魏、韩三国对山西的开发掌控度不足，使其与山西境内的少数民族产生了矛盾和摩擦，进而引起了大规模的战争。

在第一次攻中山时，赵军虽经“亡地三千余里”与“三战皆败”的惨败，但仍不甘心失败；秦军也并没有在山西取得什么收获。但是到第三次伐中山时，由于晋人、义渠（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楼烦（今陕西榆林地区）、匈奴等民族的大举入侵。

晋国大胜之后立即转守为攻（《史记·赵世家》）；义渠虽有胜利之心但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山西是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前哨阵地。

春秋时晋国的重要地位更是有目共睹：在中原各国中晋国最强；而在晋国之上便是秦国了。这就充分地说明山西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两周时的晋国在山西不过弹丸之地，山河形势还不是它可以凭借的险阻，但是它确实有效地发挥过屏藩周室的作用。据《竹书纪年》及《春秋》内外传的记载，晋穆侯时，晋人曾会同王师夹击条戎奔戎，与姜戎大战于千亩，败北戎于汾隰，有力地保卫了东都成周的安全。

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倾覆了宗周政权，但是晋文侯与郑武公却于公元前770年拥立太子宜臼(周平王),在成周开创了东周政权，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东周得以苟延五百一十多年，要是没有周公建立的晋国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周桓公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

西周灭亡，东周衰落，姬姓宗统势力在陕西境内的失败却由其别子的后裔在山西的壮大得到补偿。公元前七世纪初，晋国的武、献二公开始吞并山西南部的西周小国，荀、韩、耿、魏、虞、貌、扬霍相继并入晋人的版图，这是山西自虞夏以来华夏民族开发最早的地区，晋人开始以此来插手全国的事务，经营他们的霸业。

晋武公至献公时，先后征服了卫、霍、唐、郑等国，势力遍及黄河流域，从而控制了周王室的全部疆域，晋实际上成为周王朝的掘墓人。

晋文公成为霸主后，仍把重心放在西部边境上，不敢东进，只是在西征时才出兵平叛。但是晋献公却在他去世后把晋国的都城迁到了太原附近的绛（今山西翼城），并且利用他弟弟重耳的势力在那里重新立国，这就使晋人由原来的宗主国变成了附属国。

晋悼公是继献公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晋国国君。但是他在执政初期也曾向秦国靠拢以恢复晋国昔日的霸主地位。

西晋时期，晋阳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为周边少数民族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舞台。

刘渊建汉在历史上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摧毁了司马氏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拉开了十六国割据乱战的大幕，汉国创建者刘渊、刘聪虽然颇通经史，但在文治方面并无佳绩。汉兵所到之处，烧杀劫掠。

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不待天下稍安就腐化堕落起来。公元318年，刘聪死，子刘粲继位，靳准杀刘粲自立，不逾年而死。

公元319年，刘渊的部将石勒攻陷平阳，在河北襄国(邢台)建立后赵，而刘曜则据长安建立前赵，于是开始了前后赵的争夺，前后赵实际是从山西分裂出去的两股势力。

十年以后，前后赵大战于洛阳，刘曜兵败被俘，前赵亡国，而黄河流域被出身山西武乡，曾被并州刺史掠卖到山东荏平为奴的羯人小帅石勒暂时统一。

350年，石虎养子冉闵灭后赵建立冉魏，仅仅两年，冉魏于351年被兴起于辽西龙城(朝阳)的鲜卑慕容部摧毁，慕容部建立前燕。

与此几乎同时(352),后赵石虎部下的氏族酋长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370年，苻坚消灭前燕，又一次统一黄河流域。十六国长达一百多年的混战自从汉国分裂后多半不在山西进行，但是祸乱的种子是从山西播扬出去的。耐人寻味的是十六国混战最终还是由山西收场的。

公元398年，从盛乐(内蒙呼和浩特附近)迁来的拓拔鲜卑，夺取后燕并州(396)及其都城中山(河北定县397),在平城(山西大同)称帝，史称后魏(北魏),从此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北魏从道武帝拓拔珪建都平城到孝文帝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近百年中平城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拓拔鲜卑是少数民族中富有创建的民族，在这一时期中，他们任用汉族士人为谋主，进行改革，484年实行俸禄制结束了百官将帅的劫掠生涯，486年立三长制召集流民整顿户籍，485年颁均田制。

在百数十年的战争中，北方生态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人口流散，土地荒芜，均田制复活了北方的农业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在中国维系了近两个半世纪，到唐实行两税法才彻底废弃。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此后不及百年，北周贵族李氏的子孙李渊又从山西积蓄力量推翻短命的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只有汉代可以与之匹敌的强大帝国。而唐末在北方相继出现过五个政权，其中三个又是由山西发迹的。

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召西突厥沙陀部李克用帮助镇压农民起义，起义军退出长安，李克用以功封晋王占据太原。

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等黄巢义军的叛徒朱温于907年“受禅”建立后梁时，晋军早已成为亡梁的一支劲旅了。

908年李克用死后，由他的儿子李存勖继任晋王，梁晋分别以河南、山西为基地展开对河北藩镇的争夺。910年晋军在争夺成德镇的战争中大败梁军。913年晋军攻占幽州，916年又夺取后梁天雄镇(唐魏博镇),河北全部落入晋军手中。

923年李存勖在魏州(河北大名)称帝，建国号唐，这就是历史上的“后唐”。接着挥军南下，灭掉梁朝，随之迁都洛阳。山西是后唐政权的策源地，唐明宗李嗣源时封他的女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李嗣源死后，养子李从珂由凤翔入洛阳，赶走唐愍帝即皇帝位，于是派张敬达将兵屯代州，牵制石敬瑭，936年调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于是石敬瑭不惜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地给契丹并称儿皇帝为条件乞师于契丹对抗李从珂，936年石敬瑭占领洛阳，建国号晋，是为后晋，次年迁都开封。

石敬瑭挖肉补疮出卖燕云十六州，河北、山西已无险要可守，因此当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继位企图抗辽(契丹)自立的时候，晋军的前沿阵地就不得不设在河北平原上。公元946年晋出帝任命姑夫杜威为元帅，倾全国军队北上击辽，但是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晋军仍然不敌辽军。同年九月，辽太宗耶律德光统率数十万大军向后晋大举进攻，到九月下旬时，耶律德光先后在潞州（今河北邢台）、瀛州（今河北河间）、幽州（今北京）等地击溃晋军，将晋军赶出太行山以北。辽军毫无阻碍进入开封，结束了后晋的统治。

“山西”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来得很晚，颐炎武《日知录》三十一卷说：“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太行),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汉魏间人所说的山西还是指陕西关中地区。宋代以后山西北部依然屯驻重兵备边，后来由于都城的东迁，山西就不再具有左右天下大势的作用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山西在我国的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值得现在的人去慢慢品味探究。

《史记》

《左传》

《春秋》

《日知录》

《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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