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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谬悠”与历史剧对历史的合理性艺术再造

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我国古代一些文人墨客和曲学家,在谈到历史戏剧的艺术之间的关系时,曾从庄子的《天下》中借用“谬悠”这个词语。从表面看来,“谬悠”其实是剧中所写与史书不符,但若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一些史书中的这个词语更接近于史书的逻辑真理,甚至于是历史的实质真理。

明清时期,文人们对历史戏剧的评价,都是用“谬悠”这个名词来形容的,虽然其中有一些与历史不符的地方,也有一些批评戏剧编造和荒唐的成分,但是,当胡应麟和焦循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谬悠”并不是单纯的杜撰,而是一种故意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戏剧的真实感和感染力。

“谬悠”属于历史剧的创作范畴,但它有别于非历史剧的小说创作,它的核心要旨在于在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感的之间进行合理虚构。

一、许多历史戏剧中的“谬悠”行为与历史记载不符

历史剧毕竟是戏剧,而不是历史,就算是以纪实为主的戏剧,也会有一些虚构的东西,与史实不符,有些戏剧甚至会违背史实,才会被古人诟病,比如“与史不合”、“谬”、“误”、“荒唐”、“无稽”、“可哂”、“谬戾”等词。

一些文人和曲评家,常用“谬悠”来形容历史戏剧与历史记载的不一致,明朝胡应麟认为,传说戏剧常常是“谬悠而无根”,他在评价一些戏剧对历史记载和前人作品的修改时,说:“郎中听得顺耳,却婿卓,丞相不通情理,却娶崔,《荆钗》古怪而丈夫,《香囊》虚幻而兄弟,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才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1】(卷四一《庄岳委谈下》)

胡应麟认为,关于“蔡中郎入赘相府”,“张生与崔莺莺”,“钱玉莲”,“王十朋与钱玉莲”,“张九成有兄弟张九思”(张九成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史家,“张九思”是《香囊记》中的一位虚构人物),这些描写都是“谬悠其事”,与史书记载和前人著作不符。

另外,胡应麟在评论关于红拂、红绡、红线三位女子的戏剧和小说时,也说:“红拂,红绫,红线,三位女子,都是唐人,都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将军、武士和女中英雄豪杰,可是,大家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相信她们的。

“红袖”这个词,说的是汾阳的青楼之多,“红袖”这个词,和昆仑的“胡须”联系在一起。如今传说大行其道,彼岸正在追赶胜国。”【2】(卷四一《庄岳委谈下》)这是指明代的传奇戏剧与前几个朝代的小说戏剧一样,有“谬悠”之处,也有难以取信之处。

清朝李调元在《雨村剧话》中,对元代《关公斩貂蝉》的评价是:

“元人有《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3】

李调元这里的“悠谬”,也可以用“谬悠”来解释,因为貂蝉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影子,而关羽杀死貂蝉,则是一个不存在于史书中的神话。

梁章钜认为,《荆钗记》是史浩的后人为了报复王十朋对史浩的指责,故意编造出来的:

“世人所说的《荆钗记》,都是敌人为了诋毁王氏,编造出来的故事。……(王十朋)为御史,以射杀宰相史昊为第一枪,是以史氏厚害之。

作者谬悠其言,诬陷贤者,实在令人憎恶。”【4】

“谬悠”二字,就是胡编乱造。关于《琵琶记》中关于蔡邕父亲与母亲的姓氏,梁章钜曾作过考证,并说:“蔡邕父,今考《后汉书》,名伯直;《博物志》曜卿姑袁氏,今考之。”《琵琶记》中写的是蔡从简,秦氏,这两个字都叫谬悠,岂不和《荆钗记》一样,都是奸诈之辈?”【5】这句话中的“谬悠”,却是不按史书所说,改了字。

焦循《剧说》、《花部农谭》两部史剧都以“谬悠”一词为主要语汇,且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剧说》中对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的评价是:"张国宾写的《薛仁贵荣归故里》,是因为张士贵冒用了薛的功绩,被徐绩辨了出来,斥责士贵是老百姓。”【6】

“杂剧中的人物,你的妻子是柳氏本庄的农民,和史和。至于贵族们想要立下功劳,那就是谬悠了。”

这里的“谬悠”二字,说的是与历史不符。薛刚是唐朝一位将军薛仁贵之孙,虽然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巨大,徐绩用自己的儿子代替薛氏子,这在以前的传奇故事中是绝无仅有的,《铁邱坟》用《八义记》中的“谬悠”代替儿子,也是一种编造,是为了改变已经流传开来的神话。【7】

还有,“华部《两狼山》一剧,杨业之死,罪责归于美”,根据《宋史》和其他史籍,潘美虽有杨业之死的过错,但罪责却是王侁,而华部《两狼山》则将杨业父子之死,归咎于潘美。”

“尤有谬悠,潘方统重兵,朝廷派人捉拿他,他不敢轻举妄动,王侁怨美杀害其兄长,便将他擒下,送到了关卡,由他统帅”【8】,剧中说王侁帮着朝廷的使者去抓潘美并取代了潘美,焦循在《花部农谭》中指出,这是“谬悠”的虚构,不存在正史中。

二、历史剧中的一些“谬悠”甚至比史料记载的更符合历史的逻辑和真相

历史剧中的“谬悠”情节,虽然与史书记载的情节不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甚至有些“谬悠”情节既有艺术魅力,又符合历史的逻辑,比史书记载的情节要逼真得多。焦循认为,《孟良盗骨殖》、《两狼山》、《铁邱坟》中的某些“谬悠”处理,与当时的情况非常吻合,他们成功地抓住了历史的逻辑真相,甚至抓住了历史的实质真相。

《宋史》记载了杨业之死。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宋军北上,潘美为正,杨业为副帅,王侁为副帅,刘文裕为副帅,潘杨率军收复云、应、寰、朔四州,并受朝廷之命,保护四州人民的“内迁”。

此时契丹萧太后已率领十万兵马攻下寰州,杨业主张避开强敌,另谋良机,保全百姓,以王侁和刘文裕的威逼利诱杨业出征,言下之意,是说他是投降的将领,对朝廷不忠。

杨业率领大军,在行军的时候,泣谓美曰:

“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9】(卷二七二,《杨业传》)

杨业请潘美率领他的军队,到陈家谷的谷口与他会合。潘美布兵于陈家谷下,王侁却是判断失误:

“以为契丹大败,想要争夺功劳,便率军离开了谷下。美不可自抑,则自西南方二十余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卷二七二)(《杨业传》)

杨业好不容易杀到了陈家谷的入口处,却没有得到任何支援,杨业和他的子延玉,还有杨业的手下,都已经死了。“潘美降三品,监军王赐去其位,隶金州;刘文裕去其位,隶登州。”(卷一七二,《杨业传》)

从《宋史》中可以看出,潘美虽不能推卸杨业之死的责任,但他并不是故意杀害杨业的叛逆之人,杨业兵败而亡,王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朱凯的《孟良盗骨殖》中,有一段改编的历史,讲述了杨业和北番打仗时,他的七儿子杨延嗣向潘美求援(剧中的潘仁美)求援,结果潘不但没有求援,还射死杨七郎,最后因为潘的见死不救,杨业也因此丧命。

《两狼山》中,杨业死难,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潘美的身上,甚至连杨延昭上朝告状,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焦循却认为,“谬悠”一词在元代杂剧中的《孟良盗骨殖》和华部《两狼山》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按照焦循的说法,王侁一个人并不能伤害杨业,杨业被杀,表面上是王侁的错,但真正伤害他的却是潘美。

《剧说》中,焦循对《孟良盗骨殖》的评价提出了疑问:

然则杀业父子者,果侁不用命也? 抑美杀之而移过于 侁耶?”“夫以潘美之才,岂不能制侁者? 且侁与业 之言,成败显然,美何听侁而不听业耶? 业死时,大呼: ‘为奸臣所害! ’谓侁耶? 谓美耶?”

焦循认为,即便是史官,也经常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归咎于人,所以,即便是史书,也是靠不住的,“张士贵和潘美皆是当世功臣,史官们或许会粉饰他们的身份。”

焦循在他的《花部农谭》中,对《两狼山》的评价是:

“美,良将也,岂一王侁不能制?”“宋之与辽,自潘而弱,自(寇)准而振,且恨当时未有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如准者讯之,杖之,大声指骂之,假鬼神嬲弄之,乃使美得逃其咎也。”

杨业临死前大吼一声:“叛徒害了我!”王侁的身份还不足以让他去对付陷害杨业的人,杨业所说的人自然是潘美,““美之陷业可知,不尽关乎侁”。因为潘美是皇亲国戚,所以朝廷才会将责任推于王侁身上,因为史书上有记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盖美陷业而委其 罪于侁,史如其所委者书尔”。

《两狼山》中,由于寇准力抗辽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把他塑造为惩办潘美的正义之士。焦循认为,《孟良盗骨殖》与《两狼山》虽有背离史籍之嫌,但事实上,还原潘美的“奸臣”形象,更接近于史籍,其中某些“谬悠”比史籍更具可信度。

三、“谬悠”是历史戏剧创作不可回避的基本特征,与戏剧与生俱来

明清文人对“谬悠”的评价,有些带有对这个词的讽刺意味,有些带有对其妙处的肯定和赞赏。“谬悠”是历史戏剧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一种基本特征,与戏剧本身就存在,而“谬悠”则是历史戏剧之弊,亦是其长处。

“谬悠”不仅是对“以史为本,以曲为史”的历史叙事主张的回应,而且也是防止历史叙事支离破碎地表现历史而沦为历史邸报的保障,因此,在历史叙事中,“谬悠”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剧所追求的,并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感觉和逻辑的真理探究。

但是,在“六经皆史”,“诗有史”,“词有史”的时代,历史戏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多的是一种讲述历史、教育历史的手段,一些有历史情怀的文人和曲家,更喜欢“曲亦有史”的说法,偏向用纪实和考据的方法来创作历史戏剧。

笔者结语:

“谬悠”在历史剧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是一种把艺术的虚幻与历史的真实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单纯以“史实”为题材的历史剧的创作,不能忽视历史的真实,也不能一味追求“谬悠”,它应该是以史实为根据进行的一种艺术处理。

“谬悠”属于历史剧的创作范畴,它至少应该具备历史逻辑上的真理,而“谬悠”的最高境界则是通过对史实的分析而获得历史实质上的真理。

历史真相与艺术想象之间的关系,是自古以来就有争议的中心问题,从郭沫若“失事求是”到吴晗和李希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热烈辩论到郭启宏“传神史剧”,都紧紧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以焦循为代表的明清学者对“谬悠”问题的评述,颇有几分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425-426、434、425-426页。

【3】(清)李调元:《雨村剧话》,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二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325页。

【4】【5】(清)梁章钜:《浪迹三谈》,《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551-552、550-551页。

【6】(清)焦循:《剧说》,《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360-361、361-362、362、353、368、373、428、408、445-446页。

【7】【8】(清)焦循:《花部农谭》,《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472-473、474、473-474、472-473页。

【9】【10】(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7622、7622、7622-7623、7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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