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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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曾说过：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根据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从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开始，将朱子学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之前中国思想家们对朱子的阐释；二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朱子学的关注和研究。

综观20世纪以前各大思想家对“朱子”的阐释，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儒家”对“朱子学”的发展。诚如钱穆所言，“朱子至今，不过八百余年，后世之诠释，尚不尽如人意。而反朱攻朱的人，却不是百家之人，而是儒家之人。”

“正朱攻朱，也是从朱子的理论中得来的。”综观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很少出现单纯从儒家来诠释朱子学的情况，更多的是从西方哲学和历史等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朱子学》涉及的范围很大，不仅包含了朱熹自己、他的门生、他的后人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了受到《东亚文化界》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们对《朱子》理论的诠释，所以，《朱子学》的研究概览，不可能一篇文章就将所有的时空都囊括进去。所以，“朱子学”在笔者看来，只能是后世学者对朱子自己的理论进行阐释与学习。

相对于陆王心学而言，朱子的弟子更多，而且朱子一脉一向以读书、注经、著书立说、传道授徒为己任，所以朱子死后，朱子一脉就没有断绝过，直到明代中叶阳明学兴起，清代汉学大兴，也没有断绝过朱子一脉。

但因为朱子对于《周易》之义的阐述，可谓“至广而至精”，因此朱门后学对于《朱子》的新发展，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周易经》中“理气”、“心性”、“格致”等传统的诠释上；相对于朱子的学说发展来说，朱子对于“四书五经”的诠释，为后世对“四书五经”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发展的空间。

因此，朱子的门人和他们的后代，就以诠释朱子四书、五经、小学等著作为主体，发展出朱子学。

《四书性理字义》、《严陵讲义》是朱子亲传弟子陈淳著的一部。前者选取了“四书”中的“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25种类型，为后人解读《四书集注》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参考；后者对朱子的“道”进行了完整的传承，为后人认识朱子“道”提供了一部很好的参考资料。

黄翰承袭朱子的“礼”，在杨复的帮助下，继续完善朱子尚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五经讲义》和《四书纪闻》，对朱子关于《五经》和《四书》的基本观念进行了传承。

蔡元定、蔡沈两人继承了朱子的象数、易学，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是邵雍的总结，蔡沈的《洪范皇极》则是对儒学象数的发展。而蔡沈在朱子的指导下，又以“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为目标，对朱子《尚书》之学进行了传承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补全了《书集传》。

朱子对“小学”一向重视，曾亲手编撰过启蒙书籍，其中，程端蒙所写的《性理字训》，被朱子称赞为：“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程端蒙和董铢共同撰写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上》），为“小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教育方向。

朱门弟子历来就有“好文好书”之风，因此，无论是《四书》，《五经》，“小学”，还是理学，都有无数的著作，还有《北溪字义》，《书集传》，《性理字训》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南宋时期，朱子的后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朱子学的普及，并将其提升为官方学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真德秀和魏了翁；另一方面，他又对朱子的理学和经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从而为朱子学在元朝和明朝的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以黄贞和&34;为主要的代表人物。

真德秀幼年时曾随朱子门下詹体仁游历，其所写的《大学衍义》，正是对朱子《大学章句》的一种诠释，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所推崇。魏了翁所写的《九经要义》以注释和解释为主，几乎没有对朱子的儒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而真德秀和魏了翁对于朱子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朱子学从“伪学”向官方的转化过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黄震是朱子的第三个传人，《黄氏日抄》是一部集经史子集之大成的杂志社，里面有不少对程朱学说的批驳与修订。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并称金华四家，他们都是黄翰的后代。何基师从黄汉，所写的《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等，无一不是以朱学为本。

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以朱学为本的。王柏师承于何基，金履祥师承于王柏，许谦师承金履祥，并在《五经》、《四书》和《理学》中留下了许多传世的著作。

其中，王柏与金履祥两位学者在“疑经”上均有较深的渊源，王柏著《诗疑》《书疑》《大学沿革后论》《中庸论》，而金履祥则著《尚书注》《论孟集注考证》，对四书五经，甚至朱子的作品与理论，都有诸多质疑，因此，在这方面，金履祥也颇受关注。“金华朱学”对元、甚至是明初期的儒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许衡，刘因，吴澄，都是朱子学的承传与发展之人。许衡之所以被称为“继朱子之后的一位先生”，是因为他在延佑时期积极推广朱子学说，并积极推动《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的一种规范。

许衡虽然承袭了朱家的传统，但是他并不严格遵循这一传统，他的心性理论是在朱子的“穷理明心”与陆象山的“明心以穷理”的夹缝中徘徊的。刘因对朱子的评价很高，他说：“邵之大，周之精，二程之义，二人之义，朱子之道，博大精深，博大精深，却又一身正气。”（原《元史》）

在理学与经学、史学的关系上，他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理学以六经为基础，&34;，《诗》《书》《春秋》等“经”，就是“史”，并把朱子关于经学、理学、史学的见解加以发展。吴澄拜了程若庸这个饶鲁的徒弟做师父，饶鲁是黄余的亲哥哥。

吴澄以继承朱子为己任，对朱子学进行了《五经纂言》的继承和发展。而吴澄在“三礼”方面的造诣，更是得到了后世人士的认可。在“三礼”方面，吴澄根据朱子的思路与尺度，提出了“以《仪礼》为要”、“重加伦纪”的主张，而全祖望则认为“其承继朱子未完的思路，故最是勤勉”（《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许衡和吴澄虽然都把朱学作为自己的标准，但是，他们由朱学的心外格物，移到陆学的直求本心，是宋代程朱理学发展为明代王学的过渡。

朱子学在明、清两代尚有一些信徒，主要是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等人，他们对于朱子的理论主要是持守信仰的态度，在理论的创新方面，他们的贡献不多。

陆世仪否定了“理”的超脱，否定了脱离“气”去谈“性”的观点，主张“性善本在性情中”，继承了程朱“格物致知”思想和“居敬”思想。陆陇其对朱子的“理之流行”理论、“居敬穷理”理论的继承，对朱子的学术推崇有加，而对阳明的学术则是对其的贬抑。

李光地的作品广博，涉及《四书》和《五经》，可谓是博大精深。他虽然学宗程朱，却没有完全接受朱子的学说，他的哲学以“性”为最高的范畴，不以“理”、“心”为中心，而是以“性”为中心，以“性者为本”为中心。

李光地受人之托，编撰了包括《性理精义》在内的一系列的儒学专著，为朱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程朱理学在南宋被禁锢了二十多年，自庆元到嘉定年间，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囚禁。宋理宗后经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大力倡导，逐步将儒家确定为“天下之道”。

元仁宗“延佑”时，“朱子学”被定为官方学说，即朱子《四书集注》为“《四书》”、《程氏易传》为“《易》”、《书集传》为“《书》”主蔡沈为“朱子”、《诗集传》为“《诗》”、《胡安国传》为“《春秋》”。因此，朱子学也就在元代，以科举考试的形式，正式进入了官方的学习阶段。

明、清两代统治者编撰、刊印程朱的经传、文选、文选等文献，并非为了开创新的学术思想，而是为了以金文的方式巩固程朱的学术权威，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科举制，用来更好的服务于王朝的统治。

明朝永乐十三年，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供教授弟子和科举考试之用。“三本”的编纂，是明初“朱子之道”主宰地位的确定。

《周易大全》是从《伊川易传》和朱子的《易本义》中得来的；蔡沈的《书集传》是从《书传大全》中得来的；朱子的《诗集传》是从《诗经大全》中得来的；《春秋大全》是从胡安国的《春秋传》中得来的；《云庄礼记集说》是从陈浩的《礼记大全》中得来的。

“胡安国是程门的人，蔡沈是朱子的学生，饶鲁是陈潜的父亲，黄干是饶鲁师。”因此，《五经大全》中所有的传世注解都是由朱子所写。《四书大全》在《四书集注》基础上作了更大的扩展，收录了106篇“先儒”论，且以朱子门徒和晚辈居多，共收录程朱学派106篇。

《性理大全》中的朱子痕迹也很明显，在卷首所列出的一百二十余个“先儒姓氏”中，程朱一脉就占了一半。其所收录的先儒学典籍，或出自朱子之手，或出自朱子之手，或出自朱子弟子之手。其引文的排列方式，与《朱子语类》的分类是一脉相承的。

在清初，应康熙帝的要求，由李光地等人主持编写《性理精义》，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性理精义》为《性理大全》的缩略版，从《性理大全》中搜集了45个宋元儒者的论天命、论理气、论治道等论著，其主要思想、观点和资料均收录于《性理大全》中。

李光地受人指派编纂的《性理精义》以外，还包括：康熙三十四年出版的《朱子语类四纂》五册；康熙35年的《二程遗书纂》二册；康熙四十六年出版的《朱子礼纂》5卷；受人之托，与熊赐履（康熙四十五~五十一年）等编撰《朱子全书》六十六册。

《朱子全书》是在《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的基础上，“芟削繁文，按类别排序”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是李光地所编撰的一系列著作中，耗费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可以说，这两部著作，是清廷对于朱子理论的最基础的认识，不但由康熙陛下亲自负责编写，更是由康熙陛下亲自审核其宗旨、体例、选材、编次以至校订，并为其作“序”。

直至1905年，随着科举制的废止，《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这类官方著作才完全结束了“一家独大”的局面。随着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朱子学也从传统的主流意识思想体系中淡出，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学派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1. 钱穆：《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2005,第1页；第2页；第2页；第1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41页；第57页。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第927页。[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7页。

4. 罗义俊：《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读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 附录》,第515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8,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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