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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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作为中国传统的招牌形式，也是篆刻书法形式的一种，其中的文化底蕴以及历史传承都有着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牌匾的表现形式深深地影响到了我国周边的各个国家，例如日，韩，越南等等地区都有着它的身影。早在唐朝和宋朝，尤为盛行。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曾经是对外贸易的枢纽，繁荣的商贸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使得这个古老的城市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牌匾遗迹和牌匾文化。

从大量广州的历史图片上，可以看到旧时古城，大大小小的招牌星罗棋布在城市和街道，蔚为壮观。只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还遗留下的牌匾，已经不到百分之一了，特别是那些老字号的商铺，能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的老牌匾更是凤毛麟角

清末，广州城内的商家纷纷有了自己的招牌，“黑漆金字招牌”曾经是广州的一大特产。

商家的牌匾，是人们比较熟知的一种，也就是店铺名称的一种招牌。以前的店铺，都是以名人为题，从明朝开始，就有了这样的风气。清朝时期，广州天平街、惠爱街、双门底（今天的北京路）等地，这样的牌匾形成了一幅别致的景象。

“陈李济”这个药号，创立于明代，在广州商业发展史上，被评为“全球最长寿制药厂”，并被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成为一个“奇迹”。有一句话叫“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而这个字号的来源就是人名。

那一年，有个名叫陈体全的生意人，把货物和白银遗留在一艘大船上，被一艘名叫李升佐的生意人拾获。李通晓医术，开了一间药铺，为了表示感谢，陈体全将一半遗产的钱都捐了出去，投入到了自己的生意里。因此，“陈李济”这个药号招牌便被就此命名，寓意着两个人合作，齐心协力，共济天下。

晚清时，同治帝忽然患了感冒，肚子疼，拉肚子，御医们都没有办法。于是，就有医生建议，可以服用广州的陈李济所制的“追风苏合丸”。同治皇帝服后果真痊愈，欣然题写“杏和堂”三个大字，并做了一块匾额赏给陈李济。自此，“杏和堂”这个商标让陈李济在广州名声大噪。不过，那块由同治帝亲自书写的匾额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三个大字也被做成一个盾牌纹路的商标延续至今。

今天，陈李济旧牌匾，由香港陈李济制药公司收藏，并经翻印，现陈列在广州总会和广州美术馆。“陈李济”三个字没有署名，但从其宽广华丽的笔法来判断，应是乾嘉年间所书。

在广州北京路的改造中，“橘香斋”三个大字重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依旧挂在曾经被掩埋过的老房子大门上，这栋房子，就是百年药号“橘香斋”的旧址。

牌匾用一种很大的字体写成，右边写着“嘉庆丙辰巧月”，左边写着“瘦夫书”，这是一种典型的乾隆时期的字体，和“陈李济”是一个类型的。

橘香斋是新会简氏一族的产业，创立于清朝乾隆年间（1796年），最初是在广州的双门底区开设的，后来双门底区修建了永汉马路，但她并没有搬家。后来由于生意做大，在西关故衣街也开了一家分店，所以的永汉路的那个小破房子就是橘香斋的老铺。

橘湘斋经营的“甘露茶”、“甘泉茶”、“甘和茶”等冷饮产品在全省、香港、澳都享有盛名。这种凉茶，广州人已经很少听说过了，但作为“老广”的老一辈还是记得的，橘香斋卖的茶，就是当年广州人的“看家利器”，每个人都会随身带着一盒，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开水泡上一点喝，就能让人心旷神怡，痊愈如初。

直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橘湘斋的凉茶饼子仍然很受欢迎。另外，“橘香斋”还与著名的梁羽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简氏后裔，著名的历史学家简又文在广西的蒙山中寻求庇护，得到梁羽生父亲的照顾。后来简又文劝梁父将梁羽生送往广州上大学，并利用岭南大学的人脉，成功争取到了岭大的一个录取名额。梁羽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进读岭南大学，暂时寄宿于西关一家名为“橘香斋”的店铺。

一九五六年，在公私合营的情况下，与另外三个经营凉茶的私人制药企业共同成立了“公私合营橘香斋联合制药厂”，继续从事凉茶的制造。

一九六一年，陈李济作为主要的制药企业，与神农、万春园、冯致昌、何弘仁和橘香斋等七个公司合并，成立了“广州陈李济联合制药厂”，“橘香斋”最终销声匿迹。

坐落在第十甫路的莲香楼，是广州现存的两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茶楼其中之一，它的前身是“莲香糕酥馆”，始建于1889年，最早的一种莲花馅的点心，别具特色，深受食客的喜爱。后来更名“连香楼”，并在香港九龙开了一家新的分店，以扩展其业务。

宣统二年（1910年），御史台陈如岳到西关饮茶，尝过连香楼的菜色后，特别喜欢荷花的香味和味道，于是建议在“连”字上加一个“草”字，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他就写下了“莲香楼”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莲香楼”三个大字，就是这名读书人的笔迹。

陈如岳，佛山张槎人，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中举人，出任翰林编修，不仅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大师，也是美食达人。有一次，他从本地人以蛇为原料酿成的美酒中得到灵感，将肥猪肉放入美酒之中，发现肥猪肉对美酒中的各种杂质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使美酒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香味，并以此为基础，研制出了美酒“玉冰烧”。

陈如岳所书写的“莲香楼”，稍具颜氏风格，沉稳典雅，颇具清末翰林院的风格，但点划更具变化性。广州以前有很多翰林先生书写的商务匾额，但是现在只有这一块还在用，所以很有价值。香港的莲香楼的牌匾，至今仍在使用。

坐落在第十甫路十字路口的“陶陶居”，是老广州餐饮的标志之一，以其优雅、温馨的摆设，正宗的粤菜，山水名茶，以及精致的糕点，在羊城乃至东南亚华人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陶陶居”牌匾上的三个行书大字旁，有着“南海康有为题”的落款，虽然带有些许康有为的风格，却不是他的正楷，加上没有确切的时间，后世认为这是一幅更早的作品。

最早的“陶陶居”，是位于广州郊外一片林间的一家新开的茶馆，原名叫“葡萄居”，是以主人宠爱的小三“葡萄”命名的。那时候，康有为一心想要改革，想要增强自己的国力，他去京请愿失败，就回到广州，建立了“万木斋”，与著名的学者、文人墨客一起，在葡萄园里喝茶论世，吟诗作对。

一天，那家落座在果园的茶楼听到了康有为的一番高谈阔论，大为钦佩，便要康先生为这间茶楼题字。康有为提笔一划，便写下了“陶陶居”三个大字。店家一头雾水，康有为拍了拍手，哈哈大笑，“这陶陶居,乃乐也陶陶之意,用在此处,意境就比葡萄高得多了。”店家大喜，立刻让人在上面刻上了一个黑色的金色大字，然后贴在了牌匾上。“葡萄居”由此改名为“陶陶居”。

还有一种传说，西关十一甫大道上，曾经住着康有为的一位爱妾，名叫“陶陶”，“陶陶居”很可能就是她的住所。戊戌变法失利，康有为逃往他乡，陶陶也下落不明，这座宅第已换了主人，但所刻的那块牌匾仍在。后来被人从一家二手书店买到，用来做酒馆的招牌。

康有为

而在坊市中，也有一个传说，康有为在百日变法失败之后，得到消息，逃离了京城，在香港找了一间小旅馆，打算出逃去日本。康有为在船上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离开过船舱，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练习书法。掌柜觉得他别具一格，气质内敛，时常有高人上门，觉得他绝非等闲之辈，便说要在省会城市里开设一家叫“陶陶居”的茶馆，想让其为他题字。可是康有为知道自己是被官府追捕的犯人，就说自己身体不好，提笔时双手发抖之类的话。

没想到过了几天，康有为的病就好了，在掌柜的悉心照顾下，总算是好了一些。一日，掌柜的端茶到康有为房中，只见人已不在，只见地板上有一堆碳灰，写着“陶陶居”三个字，一瞧署名，原来这位客人正是著名的改革家。

康有为离开的时候很匆忙，也很隐秘，他没有那么大的纸张，也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就在地上洒下炭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是，怎么把那些灰烬里的文字抄写在一张纸上？后来有人提议，用胶水轻轻喷在碳灰表面，等干燥后，石灰表面会形成一层坚硬的薄膜，再用纸张在上面画出文字，这也是陶陶居现在写的那句话的由来。

有一阵子，陶陶居名为“东风楼”，牌匾也取了下来，放到了杂物房中。有一名年长的工作人员，将整块牌匾拓印了一份，放在了自己的家里。当很多有名的古老商铺重新出现时，可惜这块牌匾已经消失不见。幸运的是，这位老伙计将康有为的书法拓本保留了下来，于是茶楼就又制作了一幅，挂在墙上，一直到今天。所以现在在陶陶居中悬挂着的那块牌子，并不是原来的牌子，而是从拓印下来的副本制作出来的。

但是陶陶居至今还保留了一块金漆招牌，上面写着“中秋饼”三个大字，是一件真正的古董。过去，每当中秋前夜，商家都会把这个牌子高高地悬挂在门口，以此来吸引客人。

文德路上，有许多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比如广州一家古玩店里，容庚先生只在这里留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艺苑”二字，它曾经矗立在路中的店铺多年，现在也没了踪影，很多年都没有找到。

“康乐糖烟酒商店”的匾额，也是由另一名古代书法大师商承祚亲笔书写，当年也是这条路上的一道文化景观，如今新修道路，店和招牌也不复存在。现在广州仍然在用的是现代书画家们的商务牌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麦华三的“广州友谊商店”和吴子复的“友谊剧院”。

广州曾经的寺庙很多，里面的牌匾也很多，比如六榕寺和光孝寺，就有无数的匾额和楹联。

六榕寺，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被称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六榕寺的大门上刻着两个大字“六榕”，这是一位著名的宋代诗人苏轼亲笔所书。

宋徽宗赵信在宋元符三年（1100年）即位后，宣布了对全国人民的赦免。由于“乌台诗案”而被降职到昌化军，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县，苏轼得到赦免，并被召京。后来，他路过广州，与亲人重聚，便住进了“天庆观”，原地址位于海珠北路祝寿巷的南面，原是唐代的开元寺，紧邻“清惠寺”（也就是现在的六榕庙）。一天，苏轼应程怀立之邀，到清惠寺上香，见寺内有六棵参天古木，枝叶繁茂，枝叶繁茂，枝叶繁茂，宛若一位饱经风雨的老人，心生感慨，于是题书“六榕”，赠于此处。

在中国书法中，颜、柳、欧、苏四种书法风格都是赫赫有名的，而“六榕”这两个大字，更是在苏书法风格中，独树一帜。还有人说这“六榕”跟“金刚经”里的“六如”有关，可以说是意义深刻。（如今，六株老菩提树已经绝迹，虽有后来者曾努力栽种，但始终未能恢复原状，因此，才有了这座“补榕亭”）

苏轼从广州北上，途中因病去世，静惠寺的和尚们为了缅怀这一代文豪，将他的书法写成了一块牌匾，挂在了静惠寺的门口。因苏东坡亲笔所书，清慧禅院后来更名为六榕院，禅院内的千佛塔亦更名为六榕院。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历史上的记载并不一致。

广东省最古老的光孝寺“诃林”匾额至今仍然高悬于光孝寺大门之上，正中龙飞凤舞地写着“诃林”二个苍劲苍劲的字体，两边分别写着“万历四十年岁次壬子正月元旦”和“赐进士第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区大相书”左春坊左中允兼学士府校务大臣兼学士府校务大臣，并配以印二方。

牌匾中央的两个字，古朴厚重，笔划之间，透着一股古朴的气息，白色的油漆，黑色的文字，红色的印章，整个建筑的设计都很简单，这就是明朝牌匾的特征。

“诃林”是“光孝庙”的原名，因庙内有一株诃子树而得名。区分明是广东高明人，与其弟区大伦同于明代一五七三年考中了癸酉科，其弟区大伦于一五八九年考中了己丑科进士，成为高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他考中之后，又被推举为翰林庶吉士，负责撰写国史。他的功绩在于他在粤东诗词上的开拓，王渔阳曾作过这样的评语：“粤东诗派,皆宗区海目(大相)。”其中，他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当属“王辰之役”，随明军出征朝鲜抗击日寇，堪称是明代后期一次重大战争。

区大相曾经做过一系列的传记，里面有明军屠杀朝鲜百姓，谎报成倭寇来邀功的事迹，这些在正史上都没有任何记载。

潮州开元寺牌匾，是广东仅存的一块明朝牌匾。岭南的招牌能够保留这样牌匾，是弥足珍贵的。

位于广州南海神庙，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是古代帝王祭祀海洋的正式庙宇。每当朝代更替，继位，收复失地，平定海患，修复神庙，祈祷风调雨顺，海上和平，甚至是庆生，求子，皇上都会派出重臣，对南海之神进行祭祀，每一次祭祀，都会在神庙树碑立传。

清代时，南海为四海之冠，为满清海外进出口贸易最主要的地方，自康熙年间开始，便以供奉南海之主为甚。据历史记载，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对南海之主进行了12次以上的祭拜。南海庙宇正殿前挂着一块“海不扬波”的牌匾，上面为康熙皇帝亲笔所书，金龙盘旋，字迹乌黑，颇有几分威严。后来原本的牌坊已经被破坏，最近几年才被修复，挂在了大殿的神像的正上方。

海珠区五凤村洗珠山的纯阳观，创建于清朝道光4年（1824年），由清朝李明彻为纪念唐朝吕洞宾而建立。

其中一块是“纯阳观”三个大字，是阮元亲笔所书。阮元曾经是两广总督，那一年，他组建了一个修志署，以修订《广东通志》，当时他正在苦于没有适合的人来编辑这一块的地方，以及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主绘本省的地形图，于是就有一位大臣，将李明彻引荐给阮元，并将李所著的“寰天图说”手稿交给了他。阮元读过手稿后，对此书赞不绝口，遂命其刊印，并为此书写了一篇序文，并委派李明彻为《广东通志·舆地略》的总编。

李明彻为了编写《舆地略》，曾游历了许多地区。他登临河南最高的万松岗凤凰台，俯瞰珠江，俯瞰云山，宛如一块宝石镶嵌在玉盘中，李明彻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寺庙，以供自己修行，于是将这座寺庙改名为洗珠峰。

建造这座寺庙的构想，受到了阮元的强烈拥护，并率先提出捐助，另外，广州十三家商行中，就有九家都捐给了这座寺庙，至今，这座寺庙里还保存着一幅由晚清巨富潘仕成亲笔书写的匾额和楹联：

“灵山松径古,道岸石门高”。

清朝时期，广州是西洋学术东移的第一站，李明彻对于引进的现代科技和文化，颇感兴趣，曾经去京中的“钦天司”，看过天象，也去过澳门，向外国人讨教。回到广州后，李先生把他所收集到的天文资料和观测结果，编成了广东仅存的一本天文著作《圜天图说》。

还有一块牌匾，上面刻着“朝斗台”三个大字，刻在山顶上，这是李明彻在朝斗台上观察天文的地方，虽然没有署名，但据作者考证，这是李明彻写的，因为《圜天图说》的前言也是李氏写的，所以这两块牌匾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麓湖畔的“白云仙居”，始建于清代嘉庆时，建筑精巧，颇有几分“神仙居”的风范。仙馆在战争中遭到了很大的损坏，战争结束后得到了重建，正殿的匾额上刻着“白云仙馆”四个大字，是由番禺的大学士张学华所书。门口的楹联并没有署名，而是由另外一个老翰林桂立写的。

张学华是一位民国时期的翰林学士，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道教龙门的传人，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建了一座神庙，并邀请他为其题词。这牌坊是在一九四七年“丁亥”一书上刻下的，张太史今年八十多岁，字迹苍劲有力，没有半点老态龙钟的味道，足见这位书坊主人在这方面的造诣有多高。

清末，广州上至地方长官，下至小吏，多以道教为风尚，特别是翰林院的士大夫，以“经”论“神”，成为一种风尚。张学华虽然信奉道教，却也是“大清遗民”的忠实拥护者，所以张先生每年在“万寿节”这天，都要去大佛寺祭拜，这是他的传统，直到一九五一年为止。

在过去，广州许多街道都有用时刻牌匾的传统，现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嵌在街口的水闸，一般都是用青砖砌成，二是门楼上方挂着一块刻着街名的石匾，二楼有一条狭长的木梯，可以上下，供更夫站岗。城门内往往供奉着城主的土地神。

这些街道名称的石匾，因城门被拆除，现如今只保留了几块，其中一块“大新街”牌坊就是其中之一。“大新街”就是现在的大新路，牌坊是用连州珍贵的青石打造而成，牌坊上写着“大新街”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旁边写着“道光八年重修,里人罗文俊书”。

罗文俊是南海人，曾在1822年考中状元，这块匾额是在他考中状元后写下的，那时他应当已经移民到了广州。从字迹的粗犷、雕刻的精湛和材料的奢华来看，广州的这座大门在当时的文化程度上是非常高的。除了城门，广州仅存的几处，就是街道入口的街道名碑了。

这种石头形若巨型石头板，可以有一条街那么宽，用以标明街的名字，就像今天的路牌一样。像这样一块石匾，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例如今康王路上的带河路“源胜西街”，就是一块凸起的刻石。石碑上刻着各种不同的刻字，有的刻着“年”，有的刻着作者的名字。鉴于所发掘的作品都是在道光以后的作品，所以“嵌石匾于地面”的风俗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乾嘉年间。

分散于各个古老街道上的街道名称石匾，或许也会成为都市快速变迁的一抹烟尘，成为一抹淡淡的风景。好在最近几年，一些地方有了修复的意思，比如荔湾镇的多宝街，就是用青石板铺成的，这条街的名字，是李曲斋先生亲笔写出来的。

广州旧时也有一种风雅之作，就是花园式和书斋式的牌匾，这是牌匾文化中最高端的一种。广州的碑刻文化源远流长，元代大德“南海志”中就记载了不少碑刻。在宋朝遗留下来的郡圃中，每一个亭台楼阁都会有一块牌匾，这些牌匾或记名称，或表风景，其实就是用文字来表示主人的志趣或对景物的核心进行了描绘，从而让园林的意境得到了无限放大，让人回味无穷。

要说到广州最有名的古代花园招牌，一定要提到萝岗的玉岩学院。书院由萝岗钟家先人钟遂和创建，后由其第四个儿子钟玉岩继承，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扩建），形成了一座集“书院”、“祠堂”、“庙宇”、“园林”于一身的特殊文化性建筑，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少有的，也是岭南建筑界的珍品。

玉岩学院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平日里很难有人来此，再加上这里有羊城八大风景中的“萝岗香雪”，所以很多读书人都会来此，留下自己的名字。该学院实则为“三体合一”，即宗祠、园林、寺院（罗峰古刹），由本地钟氏经营，宗族单一化，地域偏远，使得其保存较好，保存较好的园林风貌。它的建筑依山傍水，雕栏玉砌，错落有序，简单而又不失质朴。

江南的招牌被誉为“花园“肚肠””中的一幅，也就是最初的花园，其重要性和家具摆设不相上下。玉岩学院以各种形式的石刻和匾额为主要内容，它们大部分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很多作品都是由高官和著名学者创作的，年代涵盖了唐，宋，元，明，清，民国。这些建筑不但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一座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建筑。

在这座学院里，保存着一块从明朝开始就存在的匾额，其中最早的一块是明朝衡阳王所题的“余庆”二字，如今这块匾额就挂在学院的大门上，听说是因为这座学院的殿宇是由这位王大人亲自题写的，这座学院的殿宇是广州唯一的殿宇。这块牌坊虽然是明朝刻的，但比光孝寺里的那块要小得多，所以很可能是清朝的赝品。另外，学院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清朝碑刻，大多为广东及其他地方的名流所刻，例如明朝著名学者沈若水的碑刻“山高水长”，以及清末克勤郡王到广东时留下的碑刻“人间妙境”，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碑刻。

广州古代花园目前尚存的遗迹，是台山黄氏于光绪年间建于西关的“小画舫斋”，当时黄氏曾到南洋做生意，发了财后，便回到西关建造此花园，成为“海山仙馆”的一部份。旧时的建筑，如今只剩下祖庙和船楼以及一些园林和古木。在中原的船厅里，挂着一块阮元的“白荷红荔半塘西”牌匾，那是一幅龙飞凤舞的书法，正应了当时的情景，现在收藏在广东省的傀儡戏班里。

广雅学院是由张之洞于广东创建的一所高校，最初是为“山长”（院长）的居所，同时也是接待学子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地方。张先生特意在学院里挖了个水潭，种了一盆莲花，取名“莲韬馆”，还亲手题写了一块牌匾。他曾特别为“韬”作注解一——“韬”如囊中之莲，给予养分，使之生长，足见其对学生之激励之热忱。

比如“广州文化公园”，乃朱光市长亲笔所书，麓湖旁，“麓湖”，则是李曲斋亲笔所书，龙津西路，“云津苑”，则是他和容庚一样，从来没有亲笔书写过商业性的牌子。这些年来，这个现象有所减弱，现在在新开的公园里，很少看到名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在古代，读书人的书房都会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也写着自己的生活和心情，“书房匾”就是这样一块牌子，很小很小，现在还能保存下来的，都是些宝贝。

书房的牌匾一般都比较精致，大多是用的楠木或者是纹理细腻的冷杉，冷杉一般都会涂上一层黑色或者红色的油漆，然后在上面用各色的石头填在字中，这样才能让人看起来更加优雅。有的则是用了一些金箔，还有的则是用了一些云母做装饰。例如李文田的“琴风书月”，由和轩的书法胜出，书法清丽，搭配浅蓝，宛若月光下的琴音。再例如福禄斋所藏尚延鉴寻花题写的“月圆人寿”，用的是黑漆，用的是淡白色的字体，有一种祥和的意味，由此也可以看出读书人的情操。

还有一点，那就是匾额上的雕刻，在古代，人们都是用手来雕刻，广州曾经也有一些优秀的匠人，他们擅长用笔、用墨、写诗等技巧来刻画匾额，在雕刻的时候，他们会将所有的东西都记在心里，当匾额挂上去的时候，如果站在高高的地方，或者站在灯光下，就会显得更加清晰。

现在的雕刻师，大多都不会书法，所以他们只能根据字迹来画，用电脑刻画，只是在模仿罢了，没有灵魂。古代的雕刻师，更注重的是书法的骨肉。

尤其在刻匾上，我们可以看出人工与计算机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在笔划的顺序，以及细微的间歇与转折点上，匠人的用心，是机器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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