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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回答 从区域金融力的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两大看点值得关注。其一，湾区五大战略定位中没有提及建设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的相关目标放在了服务业部分表述，但立意却非常之高，提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其二，谁是湾区金融的龙头揭晓。

2月18日，酝酿已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在香港举行，对于粤港澳发展的相关战略、优势和各地区的发展重点都进行了阐释。

规划纲要落地，对于身处大湾区的广东、香港、澳门，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区域竞争格局会否因此而改变？ 一直关注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并于2018年11月发布首份“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的新财富发现，从区域金融力的视角来看，湾区规划有两个看点值得关注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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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 湾区五大战略，并无提及金融中心

根据规划纲要所提到的战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更要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五大战略定位中，并无提及金融中心。 金融业发展的相关目标，主要放在纲要第六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第三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表述。

对于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两大交易所，香港和广州、深圳三大金融重镇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大湾区金融业的发展也在全国乃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新财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研究显示，中国31个省份的金融实力显著不平衡，其大致可分成四个梯队： 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广东、上海、北京处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湖北、福建7个省市具备一定实力，却与第一梯队有一定差距；其他占据中国大半个江山的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21个省份，金融实力均处于较低水平。 纵观整个榜单，中国金融资源的分布呈现向领先金融中心集中的态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突出(表1)。

表1:新财富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

同处于第一梯队的广东、上海、北京三地，虽然金融实力得分差距非常小，各自侧重点不同，优劣势也各异，但广东最终以总得分7.39分，超越北京和上海，成为榜单上最具金融实力的省份。

北京虽然是全国性的银行中心、金融监管和决策中心，汇聚多数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和商业影响力，但没有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海金融中心的特征最为明显，无论是在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机构实力方面，还是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上优势明显，但在“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这两项指标上落后于北京和广东。

分项来看，在本次排名的六个维度中，除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个维度上，广东的5.63得分低于上海的8.14分和北京的7.49分， 在宏观经济实力、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资本化程度和民间资本活跃度5个维度上，广东均高于上海和北京，均位列第一(图1)。

图1:广东、上海、北京金融实力对比

在“融资能力”上 ，广东以2017年度22091.26亿元的社会融资规模，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区，得分6.46分，在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股票市场融资方面都具备优势。广东拥有深圳、广州两大金融强市，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存在，使之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也具备相对优势。

在“金融机构实力”维度上 ，广东的得分最高，为11.5分。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广东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数219家，根据统计的券商法人所在地数据，广东拥有券商法人数量达27家，公募基金数量达34家，省内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也位于31个省市的首位。深圳和广州不仅各自聚集了一批国内知名的金融机构，同时，广东毗邻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坐享得天独厚的外溢优势。

在“资本化程度”上 ，广东拥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最多，截至2017年年底，广东有569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0.73万亿元。资本市场助力财富创造，在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广东上榜富人最多，一地贡献了113位富人，上榜者财富总额达28610.1亿元。同时，广东也是GDP大省，在“宏观经济实力”维度上，广东以2017年度89705.23亿元的GDP总量位列全国第一。

那么，何以大湾区规划纲要中，没有把金融中心建设列入五大战略目标？

是不重视金融业的发展吗？显示不是。新财富统计发现，在规划纲要中，对于“金融”一词的提及频率多达62次，甚至高于香港之外各城市的提及频次，其重要性凸显无疑(表2)。

表2:规划纲要中各城市的提及频次

而且，在《规划纲要》第六章第三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详细阐述了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一是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香港：发挥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

广州：支持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际化水平。

深圳：支持深圳依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

澳门：支持澳门打造中国-葡语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设成为葡语人民币清算中心，发挥中葡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的优势，承接中国与葡语金融合作服务。研究探索建设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

二是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

香港：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

广州：支持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易所。

澳门：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

深圳：支持深圳建设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推进深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

对于金融业的发展目标和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定位，都作了详细阐释。其中，尤其是国际金融枢纽的目标定位之高，不言而喻，金融在湾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可忽视。何以在湾区的五大发展战略中，未提及金融中心？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来观察，这或与经济转型升级、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有关。

虽然湾区金融业处于优势地位，但从整体环境看，防范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稳杠杆仍是当前中国金融业的重要任务。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把防控风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早些年中国金融业一些领域的“超前”发展不无关系，即流动性超前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交易超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自我循环、金融市场发展超前于监管和法律的约束。

在新财富“中国区域金融力排行榜”榜单上，有一个数据指标，即“金融业发展程度”下的“金融、保险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除湖南和吉林2省外，余下29个省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了5%。其中，有11个省市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高于位于榜首的广东。部分地区金融发展是否发展过热，当地金融业发展是否真正服务于本地实业，不乏疑问(图2)。

图2:11个省市的金融、保险业GDP占比超过广东

因此，在脱虚向实的大方向下，金融业需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而从大湾区五大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来看，无论哪一个目标的达成，无疑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其中，尤其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更将与金融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最近一次的媒体采访中也提到，“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金融和经济高度相连，大湾区已有的资本、交易市场等金融资源，无疑将为科创企业提供孵化土壤，而科创企业的成长又可望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何况当今世界，科技与金融正在主导全球经济，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部分。全球城市的格局也在因此发生变化，一些老牌的全球中心，有的地位在下降，有的也在转型。像纽约不再仅仅是金融中心，也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变，纽约科技创新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科技、创意产业的增速在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未来的全球性城市将既是金融的中心，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心。 由此就可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并未以“金融中心”进行定位，但强调科技创新等，事实上有利于引导金融业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实现良性循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兴证券策略及商贸零售行业分析师宋劲，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比较提出，中国的三个经济核心区：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未来的发展应分别对应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这正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对科创的定位相一致。

而如果长三角的发展对应于纽约湾区，那么金融业的发展应当也是题中之义。事实上，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多个金融中心支持不同区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纳入战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科创板的落户，上海也可望突破创新短板，巩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广东、上海和北京三地可以各展所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金融业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服务创新，形成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成长为带动中国经济崛起的三驾马车，打造可与纽约、伦敦比肩的金融中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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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二： 大湾区内，谁是金融龙头

全球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湾区，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9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图3)。

图3: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

区内各市中，香港、广东、深圳的金融业发展居于领先地位，香港更是国际金融中心，不过，拥有证券交易所的深圳也不可小觑，2018年深圳GDP更超越香港，位居亚洲第五。那么，谁堪当区内金融龙头？其他城市是否定位为不同辐射层次和领域的区域金融中心？

湾区规划纲要中，对四大中心城市的定位均作了描述， 其中，唯有香港的定位中提及金融中心 ：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由此可见，香港的湾区金融龙头地位彰显无疑。这也与其实力相匹配。

从宏观数据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2017年金融及保险业占本地GDP的比重为17.52%，比例高于上海的17.4%，更高于北京，居国内之首；2016年，香港金融业提供约25.31万份职位，相对全港劳动人口的比例为6.46%。在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上，2017年，香港拥有216家注册地在香港的港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84437.88亿元。Z/Yen Group于2018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香港排名第三。该指数自2007年3月首次公布以来每半年更新一次，香港一直获评定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表3)。

表3:北上广、香港、澳门的金融实力比较(均为2017年统计数据)

细看其在金融领域的实力。 香港具备稳定而灵活的资本市场，货币、商品、资金、信息和人才可自由流通，在股票市值、IPO集资、资产管理及银行等方面更持续在全球领先之列。 此外，作为世界金融枢纽，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案人民币业务中心，还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发挥跨境资金融通作用。作为湾区金融重镇，地位尚难以取代。

不过，对于广深两地来说，金融业的发展也不无机会。广州、深圳长期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第四的城市，其中，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门户，深圳则是中国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城市。自1990年深交所开业，深圳成为中国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拥有了配置全国性资源的能力，宽松的创业氛围下也孕育出平安、招商等大型综合性产融结合的巨头。如今，深圳连年成为新增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以及和金融业相关的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人员的就业规模，也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金融服务业“金领”集聚地。

在大湾区规划下，除了依托本地科创、智能制造业共同发展，在战略目标之一的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方面，金融底蕴深厚的广深两地也可通过与香港探索深度合作，持续成长。

在《规划纲要》第六章第三节中，“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也是重要目标，在资金和产品互通、机构设立、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划。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仅能增强湾区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也将使湾区其他地区甚至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大湾区建设，分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这方面，湾区的其他7个城市应当更有机遇。纲要明确提出，支持珠海等市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特色金融服务业。广东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以大湾区内的广东9市为例，珠海、肇庆、江门的GDP占比均不到总量的4%，而深圳和广州所创造的GDP则占总量的58%，贡献了绝大多数的经济增量。 发展不平衡，是阻碍广东建设金融强省的重要原因，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难点所在。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7)》经济篇中提出，阻碍广东建设金融强省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两大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不平衡、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在新财富区域金融力榜单的“金融业发展程度”这一维度上，广东得分仅5.63分，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甚至比第四名的江苏还要稍低。虽然2017年度，广东的金融、保险业GDP以6853.01亿元的总量位列全国第一，但是金融、保险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为7.64%，不足上海和北京的1/2，也低于全国水平的7.95%。正是金融业增加值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不高，以至于广东金融业面临“大而不强”的局面。

不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完善大湾区至泛珠三角区域其他省区的交通网络，深化区域合作，有序发展“飞地经济”，促进泛珠三角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形成梯度发展、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产业协作体系。

在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框架下， 广东与港澳地区互联互通，无疑可望为省内金融业的平衡发展更添助力，改写广东金融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进而影响中国区域金融的格局 ，并将有助于区内有潜力的城市进一步提升金融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和竞争力，从而服务于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优质回答把自贸区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要做到：

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按照中央对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定位要求，找准着力点，争取尽快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节点上取得突破。

二要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有关市和三个片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省有关部门要按各自职责积极主动作为，对各片区的建设发展给予精准支持，并强化对各片区的统筹协调和指导。

三要突出特色，更好地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三个片区要积极探索，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合作，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和重要引擎。四要加快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既要抓好区内的港口、码头、疏港铁路、高速公路、物流仓储、环保、口岸查验等基础设施建设，又统筹推进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要努力争取自贸试验区扩容。五要注重制度创新。突出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政府服务化三个重点，下大力气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优质回答新京报讯（记者 顾志娟）2月1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成为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珠三角九市）。《规划》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2017年7月1日，国家发改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机构认为，随着大湾区规划正式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投资主题有望不断升温。

投资热点1 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链东移的继承者

《规划》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信建投研报提出，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经济或将是粤港澳大湾区蕴含的产业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泛的产业结构，除了拥有大量高新技术产业之外，还存在许多不同的传统制造业，这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与传统工业结合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达、产业体系健全，这为研发、物流、金融、信息技术、商务、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优质生活圈的建立也意味着休闲旅游、养老、教育、文化娱乐生活性服务业也将迎来又好又快的发展阶段。

中信证券研报提出，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科技领域将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珠江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初具规模，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链东移的继承者，并迎来中国内地在该领域的第二轮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预计其中最受益的将是消费电子、半导体产业、显示面板等子领域。

投资热点2 交通业、基建领域——预计到2020年，大湾区实现“市市通高铁”

《规划》在交通运输体系方面提出了多条举措，包括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中信证券指出，区域交通一体化蕴藏重要投资机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一项重点就是打通各类软硬件障碍，促进各地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各地优势的整体化。从目前已有的交通网络布局来看，预计大部分规划应该还是会落在珠三角内部区域互通方面，而且未来资金到位的方式应该还会是“政府投资为主导，民间资本部分参与”。预计到2020年，大湾区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500公里，以高速铁路为骨干的铁路网络基本形成，实现“市市通高铁”。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建设等投资也将提速，大湾区的主要城市都将新建/扩建一批机场，重点项目包括珠三角新干线机场新建工程，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惠州平潭机场等机场改扩建工程等。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基建、港口物流等相关公司受益逻辑较为明确。基建投资一方面来源于广东和香港与澳门的联通，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建设落地，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来源于广东省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物流方面，湾区的建设有望促进贸易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广东省全年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8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比重为24.5%。如果再加上香港贸易中心每年8万亿左右的进出口（含转口）贸易额，大湾区有望成为我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基地。

投资热点3 金融业——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的“支柱性”产业

发展金融服务业是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之一，《规划》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广州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支持深圳发展以深交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逐步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扩大香港与内地居民和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空间，不断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金融业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的支柱性产业。粤港澳三地达成分工合作后，有助于激发深圳科技产业和新制造业的潜力。此外，深圳也有望与香港、澳门形成区域金融生态体系。

中信证券研报提出，金融行业是重要的投资机会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项目预计将强化金融服务业的多个领域（主要是在香港）。因此，银行、交易所和金融科技具备增长潜力。股票层面上，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所有金融股都有望受益于该规划，但香港的本地银行如中银香港和汇丰银行可能会是最大受益者。另外，更重要的是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改革，大湾区将进一步支持区域内风投，及创新孵化。

华泰证券也将金融业列入关注主线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以广州、深圳、澳门、珠海为依托，打造引领泛珠、辐射东南亚、服务“一带一路”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核心圈。

投资热点4 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将最先受益

申万宏源研报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房地产行业无疑将最先受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不断推进，将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市群迁移。这部分新增人口对房地产需求稳步增长。同时，土地估值也将迎来政策红利期。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内具有丰富开发经验的房地产企业，完全有可能把握本轮机遇。在深圳和广州拥有大量存量土地储备的公司，可能具备资源重估的空间。地产公司也可以新增土地储备，追求规模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大湾区内的城市群产业园区也值得关注，传统产业升级创新园区，促进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调整。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陈莉 校对 何燕

优质回答改革开放后，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我国经济重要区域，形成西岸的生态保护开发模式和东岸的经济发展开发模式。粤港澳大湾区政府管治模式形成强化核心地位的广佛合作模式、优化功能格局的西岸发展模式和提升总体衔接的西岸发展模式。因金融业的独特属性，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空间格局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现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处理东岸和西岸经济走廊发展模式。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功能性城市区域金融产业布局

1 改革开放后区域的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粤港澳地区形成以“前店后厂”传统模式为基础的区域分工，但与港澳距离的差异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形成发展差异，粤港澳大湾区东侧经济走廊发展领先于西侧经济走廊。近年珠三角地区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低和低成本资源优势难以为继的挑战，亟需转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跨界合作区，对区域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作用显著。

广州、深圳和珠海市辖区与郊区具有显著差距。即使近年广州调整行政区划、深圳特区扩展至全市域等具体措施使得城市改变原有侧重于市辖区的资源配置模式，但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市辖区与郊区发展差距仍然显著。

表2 粤港澳大湾区功能性城市区域等级秩序

东莞、佛山和中山镇区经济实力强，部分镇区甚至接近城市核心。《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提出建设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都市圈发展目标。2010年5月通过的珠三角地区五个一体化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调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等层面制订珠三角区域融合目标。

2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竞合差异化

空间管治包括经济支配权，行政管理权，发展主动权和投资贸易权等。区域协调需要地方政府的长远目光和相互协调。虽然空间管治模式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长期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潜力。但因涉及行政权、开发权和管治权，往往是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关注焦点。因此空间管治需形成政府、市场和市民层面多方共识，需常期博弈过程。

以分权化和多中心化为基础，从空间管治角度重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强调政治权力的平衡与分散，形成差异化财税管理模式以促进合作。全球化背景下，合作与竞争相互关系，差异化财税管理模式对企业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均有显著影响作用，推动资源与资本显著倾斜。

合作管理误区体现在利益分配、主导权确定和土地管理等层面。不同地区公共权力和财税模式的差异对区域合作作用显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以各城市独立发展为基础，多核驱动引入的适度竞争，政府管治面临以下问题：

（1）行政壁垒和地方利益，行政壁垒曾为各地自主发展做出贡献，各地凭借行政权力形成显著边界效应，阻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高效流动，形成典型的诸侯经济，各地间形成多个交通“断头路”，仅能从省层面控制。地方利益表现为各地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物质奖励。

（2）考核体制和财政体制，考核体制源于地方政绩对政府的影响，即以GDP为基础的考核体制。财政体制则源于各地经济、事权、承担义务分配。投资体制、融资体制的不同对政府架构影响显著。

（3）产业雷同和核心驱动，不同于广佛，珠中和深莞都存在一定层面的产业同构，发展核心并不显著。

（4）城乡一体和镇区经济，镇区经济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显著特点，促进镇区与市区的和谐统一，促进城市乡村面貌的一体化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政府管治分异

具体表现在：

（1）广佛管治模式：强化核心地位。从历史渊源上广佛曾经是一个行政区域，民间自发融合是重要原因。2009年广佛签署《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及两市多项对接协议，同城化体现为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和错位发展，共同建设核心强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2）东岸管治模式：优化功能格局。城市经济结构网络化和广佛肇合作侧面推动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东岸合作进入新阶段。深圳毗邻香港，改革开放后成为华南地区金融和物流中心，过快的城市化导致四个“难以为继”，发展面临瓶颈。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东莞面临着由粗放外向型经济转向新型工业化增长的挑战，试图改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发展资金和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

与广佛合作以广州为主导不同，深莞经济层面合作联系面临深层次博弈，发展阶段相对滞后。由于需对地方事权管理与资本投入的重新分配，涉及利益分配、主导权确定和土地管理等多层面，需获得多方共识，因此博弈进程缓慢。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地区整体可持续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涉及地方政府绩效，需广泛探讨和进一步研究。

（3）西岸管治模式：提升发展水平。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中山和珠海经济实力相当，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东岸城市具有显著的经济差距。尚未开展具体的一体化措施。珠江西岸一体化发展仍在起步阶段。

2009年签署《珠中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及配套协议，涉及年票互通、通信一体化、电视节目互相落地等。珠中江城市规划合作、珠海中山跨界断头路打通。《珠中江劳动保障工作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中的社保同城化等核心协议的推动则存在一定的难度。

我国外资负面清单逐步减少使得外资获得更理想的国内投资和产业发展环境，其中，国际金融产业进入我国后对我国发展形成双面性。一方面，国际金融产业带来的经验有助于规范国内金融发展模式，优化金融产业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产业对国内金融产业带来的竞争会挤压原有发展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对境外人才的税率等优化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吸引高端产业和人才，金融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辅助产业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将助力区域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等层面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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