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刘三解·如果历史是这样》系列之第一讲。
这个系列,我会带你诘问历史,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
尽力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和角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魔咒,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将其作为中国与西方在文化发展上的分界点,前者走向了一元定鼎,后者走向了百花齐放。
那么问题来了。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的众多哲学学派,真的是一回事吗?
答:不是。
一、别再把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划等号了!
自从西方哲学、科学体系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就在不断地辩诬、争论,但即使是辩护最力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哲学根本不是一回事。
▲牟宗三先生
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的第一讲就是《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他写道:
说宗教,以基督教为准,中国的儒释道根本没有地位。说哲学,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
(中国哲学)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
三解没那个学问批判民族文化,就是指出一个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学派,他们的众声喧哗,归根结底是不脱“治世之学”和“处世之学”的范围,说得糙一点,都是“有用”的。
而古希腊哲学则是对世界提问,可以归结为无“用”之学……
因为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哲学,本身就一个是鹿,一个是獐,不能因为都长着四个蹄子、都吃草,就说2000年后能够进化成一个物种。
这是说根儿上的区别,在传承上说,中国固然有焚书之厄,西方也有教会的摧残,在基督教兴起之后,“异教徒”的学说们也一样被愚昧湮灭,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从阿拉伯人的图书馆里重新找回来,再次捧起来。
所以,开篇我们说的那个“魔咒”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感慨,都属于杨绛说的,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若要点点名,前有《文化苦旅》,后有《狼图腾》,就是批发这种梦话的典范。
▲后人所绘董仲舒画像
二、西汉之后根本没有人禁毁诸子百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首见于《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等人的作品,追述的是西汉武帝时的事情。
那么西汉人自己的说法是什么呢?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看着像吧?
根本不是一回事。
西汉儒宗董仲舒是教科书认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他在《天人三策》中写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通俗地说,“统一”就是硬道理,现在思想传承太多、知识分子观点各不相同,妨碍了统一。所以,董仲舒建议,凡是不在《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范围内、孔子学说之外的思想,都要堵塞他们上升的空间。
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乃至北宋司马光的眼光,“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肯定是儒学,研究这个的一定是儒家,但在汉朝是这样吗?
亲,不完全是哎!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学问家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官藏图书,编成目录《七略》7卷,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六艺略》里有啥呢?首先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各家解经的著作。又加上,孔老夫子的《论语》和《孝经》、《尔雅》、《史籀》、《仓颉》。
这个是西汉末年的目录编篡方式,也说明董仲舒所说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确实是“尊“了,进了当时学术的第一梯队,排老大了嘛。
然而,这是只知其一,其二呢?
排在《六艺略》后面的《诸子略》里,儒家却只是十家九流中一类,与墨家、法家、阴阳家并列。
当然咯,你没看错,墨家、法家、阴阳家的书都在,仔细看《诸子略》,墨家、法家、道家等九家的著作,在汉武帝之后,仍旧存世,《汉书·艺文志》中记录即有诸子189家,共4324篇。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汉武帝剧照
正如字幕所说,无数大业,都在汉武帝这一代完成,甚至影响千秋,2000年前、1000年前、500年前,乃至今天的中国,都在承受着他所订立的政治、文化旧制的遗泽,或好,或坏,认人评说。
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只是钦定了公务员教科书
六经和六艺,虽然都带个六字,内涵却并不相同。六经、六艺的指向都是《诗》、《书》等经典,但前者在《礼记》中有评论,六本书各有的各的作用,比如以《诗经》教育可使人“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就要靠《尚书》。
反观“六艺”,按照上文中《六艺略》中的记录,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大门类:
其一,六经的诸家传承版本和解释,比如《易经》研究有13家,294篇;《春秋》则有23家,948篇。
其二,孔子有关的言论、作品,比如《论语》的传承版本和注解,共有12家,229篇。
其三,《孝经》、《尔雅》等原传记博士的执掌,孝经共11家,59篇。
其四,“小学”概念的作品,即《仓颉》、《史籀》等书法、识字类的读本,10家,45篇。
《张家山汉简》中有一条《史律》,不是写历史的律,而是西汉初年沿袭秦法实施的书吏选拔制度,就是秦朝著名的“以吏为师”: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除为尚书卒史。
翻译过来就是,史学童十七岁入学室,入学有资格限制,一般限制为史之子,学习期限为三年,然后参加考试。京师地区的史学童,在京师的学室学习,第三年的八月一日,由学习指导者的学佴带到太史参加考试。
地方的学童,在地方的学室学习,第三年的八月一日,到郡守处参加考试。学童在学室学习,主要是认字和写字。学习考试,以《史籀》十五篇(到东汉初年就只剩下九篇)为教本,能够背诵五千字以上者,可以除任为史。
然后,再复试以写字,写字考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八种书体。不论京师地区还是郡县,复试试卷统一送到京师太史处审核判定。第一名认命为县令史,最后一名取消资格。三年一次统一考试,第一名可以担任尚书卒史。
这里说的,其实是汉高祖、吕后时期更加偏向秦制的制度,一个最基础的抄写员,要经过一系列的基础教育,其最高的课本则为《史籀篇》和《仓颉篇》。
与《史籀》同在“小学”类的,还有《八体六技》,就是汉律中说的“八体”,另有《仓颉》为秦李斯所作、《爰历》为秦赵高所作,《凡将》为汉司马相如所作,等等。
这是国家规定的“初等官员教育”。
而“中高等官员教育”在汉武帝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员往往只有三个来源,就是官员子弟、官员举荐和游士自荐。
然而, 这些人受教育的途径仍是“私学”。
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供的药方,恰恰是要把“私学入仕”怼回到“学在王官”的时代,换言之,学,你就随便学,当官,请参加公务员考试,这个考试的教材,就是皇帝钦定的了。
比如,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考证,《论语》、《孝经》在西汉是受经者、不受经者都要诵习的“义务教育”课本。
更高一层则是六经,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因《乐经》失传),规定博士官设置弟子50人,免除徭役赋税专心学习,同时还允许地方官员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好青年来做博士的旁听生。
教育之后是考核,满一年后考试,“通一经”以上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皇帝的侍从官),考试的标准就是比谁背诵的多,最终按成绩选官。
▲图注:……呵呵……
四、汉武帝之后为什么“诸子百家”销声匿迹?
在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真的是要禁绝儒家之外的学问吗?
所谓的“绝其道”,绝的不是学术的道,而是当官的道。
当然,如果你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当官,不当官,学问没啥用,ok,你赢了,请关网页。
一个今人很难理解的事实是:“六经”并非为儒家所独有,其历史远比孔子更古老。
诸子百家的开创者们,当年读的课本,举的例子,智慧的源泉,终归离不开这几本大书,起码在《庄子》的《天运》、《天下》和《徐无鬼》篇,《商君书》的《农战》篇都有触及六经。
至于墨家的祖师爷墨翟最初师从的就是儒生,后来因为反对儒家厚葬自立门户,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和另一位法家李斯,老师都是大儒荀子,至于兵家的吴起也曾是曾参的学生。
从“治世之学”和“处世之学”的层面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在知识架构的层面,在一个抱着竹简、木犊,看两本书都要用车装的时代,知识的传承恐怕真的就只能靠着那么几本书。
正如《汉书·艺文志》谈及诸子百家的评论: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去与流裔。
翻译过来,就是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追溯其学术根本,其实仍是六经所出。
回忆下上文中引用的《汉律》,史的考试,是到大史、大卜、大祝处,史官(记录者)、卜官(占卜者)、祝官(祭祀者),《尚书》、《春秋》是史,《周易》是卜,《礼》、《乐》、《诗》是祝,追溯的恰恰是周代的“王官之学”。
正是在知识传承的基础上,乱世中的圣贤才能分别阐发自己的理念,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这里,我们要引入“源代码”的概念来解释这纷繁复杂的关系。
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中国文化的“源代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根树干上长出的不同叶子,他们只是一套源代码组合出的不同程序,在功能上不断升级,才在外观上显得诸多不同。
而真正框定了诸子百家“源代码”的是西周初年即已完成塑型的知识源头,他们的载体就是“六经”。
“六经”里有龙,有社稷,有宗庙,有政治斗争,有人情世故,偏偏没有天问,没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甚至没有一部条清缕析的神灵谱系?
这个“源代码”是周代的统治者已经框定好的家、国、天下,所有的学问,都是为了周这个西陲小族对于殷商和四夷超过自己人口无数倍的野人的统治而保存,从内而外,渗透着“政治”和“生存”的基因。
在这个“源代码”的指引下,定期将中国的文化传承归零,如果不是殷墟甲骨的出土,我们对于商朝仍会在有无之间质疑,即使相信《史记·殷本纪》的记载, 也不过就是一些人名世系,这些人究竟怎样在世间存在,如何思考,完全被周人的屠刀在青史上抹去了。
而周的现实遗迹,也在秦汉大一统之后,系统格式化了,就连冥界的神祇也代之以汉代的官名,至于山川大泽的祭祀,究竟是周的遗制,还是秦汉的风俗,也无从稽考,至于曾经的周人贵族制度,更是湮灭在累累白骨之中。
距离我们最近的,也最有助于我们理解周代行为的,就是清朝。
小族入主、军事殖民、愚民政治,等到数百年后,你已经分不清究竟哪些是汉人的旧传承,哪些是满人带来的新传统,比如汉语普通话。
陈存仁《阅世品人录》记录了一个故事,叫《章师面折刘半农》:
“章师说:‘……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侃侃而谈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师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说的话。’章师就以质问的口吻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呆着无词以对。章师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就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洗刷塑造,倚靠的,正是一群蝙蝠一样的人物。
比如西汉“儒宗”叔孙通就靠着阴阳家的手艺在秦二世的宫廷里当上了博士;董仲舒以治《春秋》知名,也迷信阴阳五行、灾异感应,融合了阴阳家的套路;公孙弘以《公羊》发达,却是文法吏出身,也有法家的色彩;至于张汤这种投皇帝所好,找博士弟子用《春秋》、《尚书》解释法条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说到底,诸子百家相同的源代码使得他们在传承方式“归一”之后必然走向融合,外儒内法也好,形法实墨也罢,“治世之学”和“处世之学”终究会在实用主义的前提下合为一体,只是统一挂一个“儒生”的名义罢了。
▲孔子画像,正常人恐怕都画不出汉朝时候普遍宣扬神化后的孔子相貌吧,只能挑个几样意思意思,比如骈齿。
五、皇帝们推崇的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西汉人是如何“推明孔氏”的。在当时流行一时的纬书《春秋演孔图》中,记录了孔子的“标准像”:
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汪头,阜脥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倛,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龙蹬,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
作为正常人,就不用一条条对照现实了。
按照以上的描述,孔圣人身高10尺,以河南殷墟出土的西周骨尺21.92厘米计算,孔子身高2.19米;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孔子身高9.6尺,也有2.10米。这身高,在当时绝对是巨人级别的,不过还在常人理解范围内。
龙凤虎龟形象集于一身,脸面如同带着驱鬼的面具,眉毛和霓虹灯似的,胸前有字……这还有人样吗?
在当时人看来,没人样没关系,圣贤就该有异相,所以“尧眉八彩、舜目重瞳、文王四乳、苍颉四目、禹耳三漏”,孔圣人身为受命“素王”,反正已经是“半神”了,没这个模样反倒不对了。
这个“素王”,也就是该当却没当上的帝王的天定使命是什么?
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趍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语出《春秋演孔图》)
这个就是著名的“端门受命”,孔子作成《春秋》后不久去世,秦朝统一天下,胡亥失国,焚书坑儒,孔门复兴……不知情地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推背图》?
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苍天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语出《春秋汉含孳》)
意思是,孔子碰到麒麟之后,启动了天命转移程序,所以专门研究历史和天意,为汉朝的皇帝们写出《春秋》做执政的指导思想。
这不是穿越吗?
孔子是个人,不是神仙,可偏偏西汉的很多儒生要把他说成神仙,而且是专门为汉帝国服务的神仙。
所谓的“推明孔氏”确实如此,推人成神,还不够尊崇?问题是,满嘴喷着怪力乱神,匍匐在皇权面前的走狗们,即使他是“儒生”,传递的还是“儒术”吗?
综上所述,汉武帝所谓的“推明孔氏”是为了神化他汉家的统治地位,又有儒生主动迎合,自然狼狈为奸;而“表章六经”的终极目的是寻求选官制度的标准稳定和兼容性,当然也与汉武帝个人喜好有直接的关系。
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记载: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各郡国一年受刑死者过万。
这样的举国大监狱,不要说拿《春秋》决狱,就是拿出《圣经》释刑,也不可能是儒家思想指导出的国家,正如西汉名臣汲黯对汉武帝招引儒者的评价: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这句话,戳在死穴上了,诸子百家的源代码早就掌握在帝王的手里了,看似百花齐放,他们一按按钮,一切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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