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上期我们说完了中华大地外来物种中的“优秀代表”：辣椒与棉花两种作物。这一期，我继续为大家介绍另外两种作物。它们的到来，不但使得自己跻身于中华大地上的重要“口粮”行列，更是成为了推动我国古代人口大爆炸的助力之一。没错，它们就是玉米和番薯。

玉米与番薯

自秦朝统一中国以来，古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在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内，人口总数在最高峰时，几乎都在六七千万左右徘徊。直到北宋的中后期，中国境内包括北宋、辽国、西夏、大理在内的总人口数量，终于突破了一亿大关。然而，之后的大规模战乱和频繁的改朝换代，使得刚刚达到顶峰的人口数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并且难以向上增加。

直到了明朝的建立，中华大地这才迎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和平稳定时期。人口数量也得到了快速的恢复。根据相关研究，差不多到了万历中后期，人口数量达到了巅峰，估计数量为一亿八千万左右。之后便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到了明朝末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天灾和数次农民起义的大规模破坏，人口再次大量损失。直到清朝建立并且稳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后。人口数量大约维持在一亿左右。

明末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

由此可以看出，封建时代下的中华大地，人口数量在巅峰时期也只能勉强突破到一亿五千万以上，很难突破两亿。至于原因，除了天灾与战乱的影响，只怕还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能否产出足够数量的口粮，则成了人口数量能否增长的关键。

而作为封建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人力资源的数量是历代统治者非常看重的一项指标。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同封建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间的矛盾，却是难以调和的。因为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有限的耕地面积，难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一旦天灾降临，土地大规模减产难以避免的时候，必然会损失大量人口。与此同时，生存不下去的百姓必然会将怒火投向国家机器，农民起义便会如燎原之火一般迅速席卷大地。更加助长了人口数量断崖式下降的势头。

公元元年后中国历代官方统计人口数折线图

纵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民间百姓们所大规模种植的口粮型农作物，一般有大小麦、大小米、大小豆、高梁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种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逐渐淘汰了一些产量低、口感差，且不易耕作的农作物。逐步形成了北方以耐旱的小麦为主，南方以需要大量水资源灌溉的水稻为主的格局。

而当小麦与水稻这两种农作物最终被选中，成为华夏大地上人们的粮食作物后，却最终还是会遇到了一个难题：有限的土地面积，如何能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呢？

历代人口与耕地面积比率

既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那么该拿什么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呢？无非是两种办法。

第一种，继续扩大耕地面积。既然粮食的单位产量上不去，那么只能采取笨办法——扩大种植面积来弥补了。可是，具有良好条件的地域早已经成了耕地。若是再想增加面积，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山地伸手了。可山地上的条件，却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开垦。而且增加的耕地面积也十分有限。

第二种，沿用自古以来的老办法，在种植小麦和水稻这两种作物之外，继续筛选新的粮食作物。标准无非有两个：一，单位产量高；二，对于种植的条件要求较低。于是，百姓们选来选去，终于将目光投向了一种来自异域他邦的作物身上。没错，它就是玉米，不过在当时，它的名字叫番麦。

玉米种植

一听名字，就知道这玉米就是外面传来的。至于它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学界现在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根据相关考证和研究，玉米传入中国的途径差不多有三条。

一，从西班牙传到麦加，再由麦加经中亚细亚引种到我国的西北地区。

二，先从欧洲传到印度、缅甸等地，再由印、缅引种到我国的西南地区。

三，先从欧洲传到菲律宾，后由葡萄牙人或在菲律宾等地经商的中国商人经 海路传到中国。

至于进入中国的时间，同上一期的辣椒产不多大致发生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后期。据明代杭州人田艺蓄所著的《留青日扎》（中国最早关于玉米的文字记载）中所描述，在公元十六世纪中后期大明朝的杭州城，玉米还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作物。见过的人很少，知道的人更不多。

玉米传播示意图

换句话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人还并没有发现这种外来作物的巨大价值。

既然无法在平原上同水稻小麦“刚正面”，那么，玉米便打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对于玉米这种原产于中南美地区的粮食作物来说，它的适应能力可是非同一般。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首先在贵州的大山里站稳了脚跟（没错，同辣椒一样，又是从贵州地区开始）。众所周知，贵州地区的石灰岩地貌使得很难找到一块面积较大且平整的耕地。于是，山田成了当地农民的选择。而玉米的特性恰恰适合生长山田这样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

根据相关记载，公元十七世纪初期，在贵州的绥阳县地区，县里平地上的百姓一般种植水稻，而山区的百姓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开始种植玉米这种新鲜事物。使之成为与秋禾、粱稗、寂豆、大麦等山民用以果腹的杂粮。

云桂山区地貌

至于为何又是贵州地区的百姓首先尝试大规模种植玉米。按照我个人的理解，首先当然是因为果腹的天然需求。当平常的口粮不够吃，自然要种一些产量高、好侍弄的杂粮作物。其次，贵州距离缅甸较近，玉米这样相对高产又要求不高的作物肯定会先传播到西南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使得百姓们对这种高产又好养活的外来作物青睐有加。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高产且易种植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到了清朝，玉米终于逐渐走下了山岗，开始出现在了越来越多人的视野之中。

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时任安徽巡抚的潘恩榘给乾隆皇帝上过一封奏章：

“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舂煮为粮，无异米谷，土人称为六谷。”

山区玉米地

由此可见，当时玉米已经逐渐走出了大山，来到了平原地区，并且依靠自己的能力，逐步争取到了粮食作物的应有地位。那么，除了不挑地和产量高两个优点外，玉米相比起小麦和水稻，还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一，种植周期短，成熟较快。当时，春玉米在夏末秋初就能成熟，要早于其他粮食作物。而夏秋之交，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玉米能赶在其他粮食作物成熟前闪亮登场，自然能解广大贫苦百姓的燃眉之急。

二，种植成本小，加工难度低。玉米播种后一般不需要除草和施肥，依靠自然降水便可成活。且成熟后的果实能够稳定存在与玉米杆之上，不易脱落，降低了人们收获时需要的人力和成本。

三，储藏要求低。众所周知，小麦与水稻收获后，一般需要专门的粮仓来进行储藏，且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较高，否则就会腐败变质。而玉米一般则仅仅需要干燥后悬挂于房梁屋檐下、不沾雨水即可。不需要专门的容器场所，这对广大百姓来说是十分友好的。

悬挂储藏的玉米

也正是因为以上这诸多优点，才能让封建时代下掌握较少良田甚至无田的百姓们活下去成为了可能。毕竟，人口的增长带来的巨大粮食消耗，是不能完全指望兼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来支撑的。

如果说玉米的成功是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那么番薯从传入中国到它的大面积推广，则有一段传奇般的经历。

在介绍这段传奇经历前，我们有必要先认识一下番薯的来历。同玉米一样，番薯的家乡也在大洋彼岸的中美南美洲。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而不同于玉米传入中国的那般轻松，番薯的传入，颇有一番谍战片的味道。

事情是这样的。

明朝万历年间的菲律宾，正处于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之下。而番薯作为西班牙人从中美南美这另一块殖民地带来的物种，他们很早就认识到了番薯的巨大价值。这种可以果腹的作物产量高、生熟皆可食用且味道甘甜，更重要的是它在贫瘠的土地上甚至沙子里都能成活并且得到收成。因此，西班牙人将番薯视为“奇货”，禁止其出境。

收获的番薯

而这样优秀的一种农作物，对于当时因为天灾面临巨大压力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当时，常年在吕宋岛经商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便敏锐的察觉到，一旦番薯传入到了中国，必然能拯救大量此时正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明百姓。但是，面对西班牙人十分严格的“出口管制”，走正常途径肯定是不行了。

既然如此，那只能尝试一下“野路子”了。

于是，陈振龙经过精心的策划，将花重金购买到的番薯藤条编入了汲水绳中，并用污泥涂抹绳面，这才得意混过关卡，登上了回国的船。而这一年，正是大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初夏。自此，这位同样来自异国他乡的农作物，开始了它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的另一段传奇历程。

纪念陈振龙的“先薯亭”

番薯传入中国后，立刻显示出其适应力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其产量之高，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想象。根据记载，当时番薯的产量，达到了惊人的“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的程度。再加上它“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的多样加工手段和“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的优良口感，立刻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而番薯大规模向内地传播，还需要一位有影响力的“伯乐”的努力。

而这位“伯乐”，便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

十七世纪初期，江南水患不断，粮食大量减产，饿殍遍地。而当时，徐光启正因父丧，在上海家中守孝。他无意中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番薯，是救荒的好作物，便从福建引种到上海进行多次试种，获得成功后，除了在上海地区推广外，立刻将番薯向山东、河北等其他地区传播，效果非常不错。

徐光启像

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当时的多次试种，其实一开始并不顺利。然而，徐光启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在许多次的摸索后，逐渐找到了合适的方法，终于将番薯在上海地区种植成功。并且总结出了“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之为“松江法”。并创造性的提出了现在仍在被广泛使用的地窖储藏法。为番薯推广到北方地区提供了“技术支持”。

而这一切，都被徐光启写进了他的另一篇著作——《甘薯疏》之中。也正是因为许多像陈振龙和徐光启这样的人的努力，才让番薯成为了灾荒之年贫苦灾民活下去的救命口粮。不过，最终让番薯大放异彩，成为古代中国人口大爆炸最大助力，还要等到清朝。因为，番薯传入中国的年代，已经是大明王朝日薄西山的最后时光了。之后，大规模的战乱，以及接下来的改朝换代，让刚刚兴起的番薯一下子又陷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

万历皇帝朱翊钧

因为明末的战乱和天灾，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全国的人口下降了近七千万。重新退回了一亿上下。到了清朝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全国人口数量已经恢复到了差不多一亿五千万左右，距离两亿大关越来越近。于是，清王朝也面临当年明王朝一样的问题：有限的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下，如何养活这么多的人呢？

于是，所有的人想到了那个在前朝拯救了无数灾民的番薯。

首先，便是康熙时期，根据《清稗类钞·植物类》的记载，面临人口增长压力的康熙帝鼓励番薯的种植，以弥补主要粮食供给量不足的缺口。到了雍正与乾隆初期，番薯已经成为了南方诸省贫苦百姓口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中国的人口首次突破了两亿大关，到了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乾隆帝发布上谕，命令以政府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番薯的种植。并且对番薯种植推广工作出色的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而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人口数量突破三亿。这其中，番薯的功劳自然不用多说了。

清朝前期玉米番薯分布

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的外来物种不断来到中国。它们有的成功的在华夏大地扎下了根，有的却成为人人喊打的所谓“入侵”品种。在我看来，只要是找对了应用方式，在平衡本土生态的角度上多做考察，避免盲目。就一定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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