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作为“黥刑”起于周代，在前汉文帝时代被废止。魏晋南北朝又复活，唐朝的法律上未见到。五代后晋天福三年“文身”作为向边境发配的犯人脸上用墨汁刺字的新奇刑罚又被设立。从此以后至宋元明清的一千多年中，“文身”一直存在继续着……文中，安野先生还举了南宋庄绰《鸡肋编》所记张俊一军，“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这条史料，用此来表明“文身”为宋代无赖之习俗。

在宋代有许多志士为了表示自己某种信念，也曾“文身”。名将岳飞，他的背上就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肌理。马步军都头呼延赞自言受国恩，誓不与契丹同生，“文其体为‘赤心杀契丹’，至于妻子、仆使，同爨皆然”。这都反映了“文身”已不限于无赖。不应否认，“文身”确为不法之徒的标示。宋代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里的强贼就是如此：

看这个人，兜腮卷口，面上刺着六个大字。这汉不知怎地，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大官人乘着酒兴，就身上指出一件物事来道：“我是襄阳府上一个好汉，不认得时，我说与你道，教你：顶门上走了三魂，脚板下荡散七魄。”掀起两只腿上间朱刺着的文字，道：“这个便是我姓名……”

这种“文身”现象并非“飞来峰”，而是有其渊源的。首先它是唐代军阀们重开“文身”之法以示刑罚的老调重弹——后梁的朱全忠，因部下窜匿不止，州郡疲于追捕，遂“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别镇军阀，相继仿效。幽州的刘仁恭，“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州’；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由是燕蓟人民，例多鲸涅，或伏窜而免”。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左襄阳竟纠集商旅庶民，都予以“文身”充军。

由于“文身”含有严惩不贷、誓死血战的意义，自然易被好勇斗狠之人所接受。自唐代起此类事件就不绝于史书。如唐代上都街肆的恶少年，“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其中有一唤张干者，在左膊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在右膊刺上“死不畏阎罗王”。而宋代饶州的居民朱三，自恃臂股胸背皆刺文绣，每年郡人祭神，他必攘袂在迎神的七圣袄队中为领头的，还常以“无奈我何”自居，横行无忌。

对于这样的“文身”作乱者，唐宋政府采取严厉镇压措施。唐会昌年间，薛元赏出任长安行政长官，当时，“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闾”。薛元赏下令捕捉，并当众杖死三十余人，以至吓得其他“文身”者，“争以火灭其文”。宋政府对处罚“文身”态度也是很积极、坚决的，凡检举“文身”者，“给赏钱一百贯”。然而，“文身”毕竟自周代起即是华东、东北等地区部族的风俗习惯，“东方四夷，被发文身”，其中，越地最为普遍，连越王勾践，也剪发文身。“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短发文身，无所用之”。即使到了安野先生所认为的“文身”为无赖青睐的宋代，这种现象仍延续着。现仅以宋代海南黎族妇女“文身”为例：海南的黎族女子是以“绣面”为饰的。这是因为黎女美丽，一向“为外人所窃”，所以有气节的黎女，便用“绣面”砺俗。宋代的黎女“绣面”，就好像当时中原地区女子的“上笄”一样：

女年及笄，置酒会亲旧女伴。自施针笔，为极细花卉飞蛾之形，绚之以遍地淡粟纹，有皙白而绣文翠青，花纹晓了，工致极佳者。

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郑樵的《通志略》等典籍，也有着与此几乎相同的记述。应该说，黎族女子“文身”风习，不能不对宋代以汉族为主的地区也有所影响。

当然，早在唐代的“文身”刑罚中，就已经开始了将“文身”转向美饰的变化。《画墁录》曾云：周太祖郭威，“微时，与冯晖同里闬，相善也。推理无赖，靡所不至。既而各窜赤籍，一日有道士见之，问其能，曰：吾业雕刺。二人同令刺之。郭于项右作雀，左作谷粟；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这段史事在《五代周史平话》中则衍变为：少年郭威，因用石子驱赶偷吃谷粟的麻雀，误伤邻家孩儿，使其气绝。到了官府，量郭威11岁难以加刑，便“唤针笔匠就面颊左边刺个雀儿”，以让郭威记取所犯事由。

这一史实表明，唐五代已出现专门雕刺“文身”的职业匠人，和专在官府、行伍供职，只雕刺犯人和士兵的“针笔匠”。又如反映宋代生活的《水浒传》第七回、第八回、第十二回等章回中，出现了为衙门所雇唤，给罪犯面颊身上“刺字”的“文墨匠人”。专门雕刺的职业“文笔匠”，是凭手艺挣钱过活的，是很讲究技术的。唐五代时的“刘知远出去将钱雇请针笔匠文身，左手刺个仙女，右手刺一条抢宝青龙，背脊上刺一个‘关天夜叉’”。这明显不同于只作标记的“刺字”水平，而带有美饰意味。如《水浒传》第二回，史太公请了明刊本《水浒叶子》插图：九纹龙史进一位“高手匠人”，在史进全身上刺了共有九条龙的“花绣”。又第六十一回，卢俊义见燕青“一身雪练也似白肉”，便也请了一位“高手匠人”，给燕青刺了“遍体花绣”。

这就使我们了解到，唐宋“针笔匠”不仅专业化，而且还有粗下、高细之分，粗下者只能作简单的“刺字”，高细者则能刺出好看又复杂的“花绣”图形来。唐代段成式曾记录了许多这样“文身”的例子：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待诗图也。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

唐末的无赖男子，也往往用“文身”比试高低，有的是在身上刺上著名的《辋川图》，有的是刺上白居易、罗隐的百首诗歌……

这些例子使我们嗅到的是对高雅文化仰慕的气息。而安野先生所举保卫皇帝的张俊军士的“花腿”例证，恰恰反映了他们其意是以“花文身”讨龙颜大悦，以至连无赖也竞相仿效“花文身”，这当然是由于“花文身”具有美饰的作用。宋代话本《郭节使立功神臂弓》中，作者就着力描写了两个无赖相斗，先以“文身”夺人的场面：

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材出众，那堪满体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剑，右臂上五鬼擒龙；胸前一搭御屏风，脊背上巴山龙出水。夏扯驴也脱膊下来，众人打一看时，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黄胖儿忍字。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赌个输赢。

满身雕复杂图案者一“亮相”，就博得了喝采，而身上图案单一者则无人叫好捧场。可见，无赖的“文身”也要予以美饰，这已成为一种时尚。倘若“文”上独特图形，更显与众不同。宋代的人们也多以“文身”者所刺图形称呼其人的。像《夷坚志》所记：

吉州太和民谢六以盗成家，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曰“青狮子”。有拣停军人张花项，衣道士服，俗以其项多雕篆，故目之为花项。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壮勇有力，善骑射。面刺双旗，因以得名。

值得注意的是，“文身”越来越多地成为美貌的象征。在宋代人眼中，漂亮人物的形象，则须是“文身”者。如《水浒传》第四十四回中的杨雄：“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这样的男子是最易得到妇女喜爱的。南宋永康军有一妓女谒灵王庙时，见门外一马卒，“颀然而长，容壮伟硕。两股文绣飞动，谛观慕之，眷恋不能去”。燕青正是凭着一身“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的“花绣”，引得东京名妓李师师都要他脱衣“求现”，并用手“去摸他身上”。当我们用史料与小说相比照，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宋代有人“刺淫戏于身肤”了。这正像明人胡应麟在分析唐代张安贫儿为什么要在胳臂刺上诗时，认为这是“札刺名号，以互相思忆”，“狭斜游人与娼狎，多为此态”。

也许正是由于“文身”可以更真切地使异性迷恋，在一个“伎巧则惊人耳目”的氛围中，它格外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要以“文身”为荣耀。徽宗朝的李邦彦，身为宰相，每每侍宴，他也“将生绢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这种本无“文身”，却偏偏要显示有“文身”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赶时髦。而有人就是因“文其身”，得到了皇帝所赐“锦体谪仙”的雅号。所以，在东京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普通百姓也是要露出“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

在南宋临安，市民们则组成了专门的“文身”社团——“锦体社”。剧作家则在戏剧中塑造了“文身”人物形象，如每逢临安举行盛大节庆活动时，逡行于西湖的伎艺画舫上，“俱装小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出演。为了促进酒的销售，诸酒库请来伎艺人助兴，其中也要有“乔妆”的“锦体浪子”形象。伎艺人中亦不乏“文身”者，像“唱赚”的“雕花杨一郎”。他“文身”的目的无疑是希望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还有存世的宋代《眼药酸》绢画可资佐证，画中右边作市井细民打扮者，头巾扎作冲天形态，着圆领青衫，系腰带，穿白裤，蹬练鞋，袖挽至肘，露出青色的“文身”手臂。这种故意露出“文身”模样，是为了表演，是为了取悦于市民，也可说是市民喜欢“文身”人物的最为真实的记录，它仿佛使我们触摸到了宋代人们对“文身”热烈喜爱的历史脉搏……

通过以上的巡视，观者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身”为什么在唐宋兴盛?并有鲜明的美饰倾向?只有将“文身”现象放在文化大背景上去观察，才会对唐宋“文身”有较为清楚的体会。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宋代，她的科技和文化均是空前的。这一时代著作家所勾勒出来的人物、景象，无一不显得明朗而又蓬勃，雄厚而又酣畅淋漓。那边塞戎行的书生，那稻谷茂盛的田野；靓妆俊美策马驰骋的女子，深海远洋劈波斩浪的巨舰；即使那偎红倚翠的柳永，也是那么洒脱自如，浅斟低唱也是那样流畅动人……唐宋气象是一种昂扬的、精致的文化气象，就像《说文》解释“文”的含意是“错画也”一样，唐宋的时代特征是文采斐然。

传统的东西，或扬弃或美化，不断地标新立异，或超凡脱俗。一向身居深闺后院的妇女竟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报春燕子，从唐墓出土的石刻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来看，唐代贵妇乳房半露或完全袒胸裸臂，向世人炫耀身材的丰满。宋代女子则在最热闹的上元灯节，在皇帝与万众面前，脱衣裸身，相扑为戏，使肌体尽露，引人观赏，以至司马光为之惊诧，专上一《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是的，唐宋时代发生着前无古人的变化。长安、东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宏伟气度，伸开臂膀，接纳着四方宾客。为了向海内外表示出自己豪放不羁、自信十足、勇往直前的风采，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文身”最容易向外界传播这种文化韵味。“文身”这一旧有的传统样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翻出新花样来的。大家已看到，在唐宋之前，“文身”主要是作为刑罚使用的，尽管有些少数部族崇尚它，但“文身”的影响还未迈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只是到了唐宋，“文身”才跳出刑罚的藩篱，甩开了部族的局限，普遍升华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整个社会水面上荡漾开来。

特别是在南宋杭州都城，“文身”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宦门的婴儿，如兵部侍郎王湖公初生时，便全体刺上百花鸟雀。以文雅自负的儒士也“文身”。血统高贵的皇族子弟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文身”的漩涡，虽然皇家发出“凡人一被文刺，终身不可洗除”、“有玷祖宗，莫此为甚”的恫喝，并作出“宗室不许雕青”、违者加以处罚的规定。可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经被群众认同，又怎么能阻挡住它的奔涌冲泻?

本站所发布的文字与图片素材为非商业目的改编或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或涉及违法，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