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敌人集中两万余兵力对冀中十分区进行经过精心策划的疯狂“扫荡”。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任总指挥。敌人先自西而东“拉大网”，经容城、定兴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又立即掉头向西返，“清剿”围困抗日军民。“梳篦拉网”之后又进一步“细碎分割”、“驻屯清剿”，修筑岗楼，挖沟立墙，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把每一个村庄都置于他的火力控制之下。真是“抬头见炮楼，出门越沟壕，迈步上公路，处处皆碉堡”。

敌人配合军事占领，大规模推行“保甲制”，十户为甲，百户为保，“一人通八路，全甲格杀无赦”。大村一村几保，设一伪联保主任，小村数村设一伪联保主任。往上有大乡，设伪大乡长。村里有情报员，勒令每天向据点报告一次所谓“匪”情况。还有伪自卫团，负责监视守卫村与村之间的封锁沟墙，对村民强制发了“良民证”。冀中十分区由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下子变成了白色恐怖的敌占区。

在这个风云突变时期，我们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新城县县长王星，霸县县大队副政委牛杰臣，三联县县委书记高钧、县长胡春航。二联县委副书记许民、宣传部长李华亭等。几乎每个县区都有不少革命干部先后牺牲。

敌人穷凶极恶发起的大“扫荡”，使地方干部措手不及。牺牲的、隐蔽地下的、妥协的、投降叛变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把人们划分开来。革命逆境中这也是必然的。对于牺牲的同志，许多人写了他们的传记，我只是把他们永记在心，这里不再重复他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幸存下来的干部简直是沙里淘金，国之瑰宝啊！他们含辛茹苦的生活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得到的。这些没有牺牲的同志在哪里存身呢？青纱帐、大窑坑、坟地，都是他们的存身之地，往往几天几夜不能进村吃一口热饭。

村子里，敌人天天提着枪挨门挨户地搜查，即便对青纱帐也是手拉手地搜捕。敌人“扫荡”开始时还没有收麦子，在麦浪里发现一点动静或一点可疑迹象，就赶来进行“围剿”。我们的同志何止是风餐露宿呢？大雨滂沱之下只能闭目忍着水浇，烈日炎炎之下只能忍受暴晒。有人把高杆作物的叶子拢到一起，搭起一个小棚，但不一会儿就被晒蔫了。夜幕降临了，蚊虫蛇蝎出来活动，蜇人咬人，困之一天之后，仍然难以打个盹。有时整天得不到吃喝，便以野菜充饥。到了初秋季节，就以生山芋、生玉米充饥。虽然有时群众和村干部偷偷地给送饭送水，但也十分艰难；一旦被坏人发现，就有生命危险。

有的同志被敌人悬赏抓捕，即便是至亲兄弟也不敢帮助隐藏的大有人在。熬过了七、八、九几个月后，秋去冬来，青纱帐逐渐倒了，凛冽的西北风肆虐无情，我们的同志衣单食少，身体虚弱，各种各样的疾病相继袭来。这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咬着牙坚持下去。“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没有忘记群众，群众也没有忘记我们。

回村去，我们想办法”;“到我家去，咱们同生共死”;“咱们一个饼子掰开吃，一碗粥分开喝，也要坚持下去”;“还得靠你们领导我们的革命啊”。多少只热情的手伸向处在困境中的同志。我们的同志也主动地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抗日斗争宣传，反复宣传大家：敌人再猖狂也是暂时的，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会到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贵在忍痛坚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之势。加上我们这些隐蔽下来的“火种”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人们更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贯彻了精干隐蔽政策之后，同志们懂得要想一切方法，避过敌人的锋芒。夹壁墙、山芋白菜窖、柴禾垛都是藏身之处，甚至在坟地里做个假坟头，下面用砖砌个小洞也是藏身之处。

有人曾用席子卷个筒，站在里面，躲过敌人的搜查。后来想出了挖个坑蹲下去，盖上些柴草的办法，果然较好，人们起名叫“蛤蟆蹲”。可是呆久了受不了，后来就延伸发展成地道，可以躺下睡觉。挖了地道的户，就叫堡垒户。堡垒户是同我们共患难的亲人，有了堡垒户，我们才有了一点安全感。他们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些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依靠村干部和堡垒户，我们逐渐将“蛤蟆蹲”发展成为可供几个人开会的地道。到一九四三年，有些村的地道已户通户、街通街，还在村外设几个出口，成为可防、可守、可攻、可退的地下长城。

我们号召每个干部要有几处堡垒户。同志们风趣地说：“狡兔三窟，何况人乎？”“三窟”有几层意思，即一人有几村，一村有几户，一户的洞能通几处，若被敌人发现，可堵上，可卡断，可翻眼，防止敌人往洞里放毒、放烟、放水。敌人不敢进洞和我们较量，发现了洞口就使出这些伎俩。如果我们的洞挖得好，可以从隐蔽的枪眼向外射击。由防守转为进攻，也可以转移。

我们的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冬到一九四三年冬，基本上是夜里出来干工作，拂晓前下到地道内休息。由于长期住在阴湿黑暗的地道里，缺乏阳光和氧气，呼吸困难，加上饥一顿，饱一顿，缺乏营养，慢慢的，青光眼、贫血、肝炎、浮肿、疥疮相继发生。一九四二年干旱少雨，加上敌人抢劫勒索，群众家中粮食十分困难，有的人家断炊，我们有一点粮食时要和堡垒户的老人、孩子共用，所以地梨、糠皮、玉米轴、野菜都成了度荒充饥之物。有的同志还曾吃过枕头里的谷秕子。

据二联县四、五两联区八十一个村庄统计，共饿死二百八十七人。同志们没有烟吸，就以芝麻叶代烟；没有茶，就以枣树叶代茶。常年累月不脱衣服睡觉，也没有衣服换洗，长虱子成了常事。一件长袍当衣又当被，常年不离身，一穿就是三四年。人们自编歌遙解嘲：“躺下连场搁院，起来地净场光。”就是说，睡觉时把脚伸到袖子里前后襟当衣又当被（“连场搁院”)，人起来穿到身上（“地净场光）。

地方干部有三件宝物：手枪、钢笔、大棉袄。为了便于掩护，男同志留起胡须装老头，女同志穿上花鞋、梳上圆头，掩盖起女学生的气质，以便混在群众中。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身体都十分虚弱，当大家碰到一块，互相望着对方的脸色，都是苍白蜡黄时，便互相默默地祝愿着：“你要挺住啊！”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两三个人碰头转达上级的指示或交流经验，尽量不开会。碰完头之后，不住在一户一村，要在拂晓之前回到各自的堡垄户去。离去之后，谁也不知谁的去向，各奔东西。

我是通过可靠的秘密交通员，化装与他们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联系的。即便这么困难，我也可了解和指导全区的党群工作。从回到十分区心腹地区之后。地委领导成员为了安全而随部队转移，在一块的机会很少。所以我和隐蔽起来的同志联系较多。各县的同志们对我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说：“有地委在，咱们就在。”他们知道我在杨庄一溜米一带，就用代号和我联系。一九四三年三月，旷伏兆来了，实现一元化领导，他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我和李斌是副书记，旷伏兆和刘秉彦领导武装斗争，形势更是一天天地好转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同志牺牲的仍然很多。出门越沟壕，抬头见岗楼。敌人经常到处乱窜，人户乱翻，牵着狼狗巡逻，打人杀人，奸淫妇女，横行霸道。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我们开展工作，难免没有一点暴露，也难免没有坏人窥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同志，有时碰完头一出门就与敌人遭遇而牺牲，有时派出去送信联络就没有回来………能够度过这艰苦岁月的可真是幸存者哟！

一九四三年三月初，我们在南宫井村西边一个名叫小义店的小村住下，与县委组织部长谭杰同志碰头商议工作。经商议，他需要到东边一带村庄去，但他孤身一人，我即派警卫员小孙与他同往。夜晚，他俩与我分手转移到马庄（小村）去住。拂晓，敌人发现了踪迹，包围了他们的住处。经过抵抗，小孙牺牲，谭杰负重伤被捕。他借吃饭的机会，把筷子插在耳朵里，撞墙牺牲。就在这天，我的住户也被包围，但敌人没有发现我的洞口，翻了一阵就走了。我分析这是欺诈，是反退，便趁这一阵工夫，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户去。果然，不一会儿，敌人又回来了，仍然翻我住的那户，发现了洞口。估计是有坏人窥到了我们的行迹，报告了敌人。因我分析敌情准确，幸免遭难了。

我所叙述的点滴情况，实在是挂一漏万。这个时期是由黑暗转向光明的一段过渡时期；是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以合法形式掩护革命斗争的时期；是冀中地道战的开创时期，斗争是曲折复杂的。敌人采用高压的手段，血腥的屠杀，妄想治服中国人。然而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人民群众是心向共产党的，只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能由劣势转为优势，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者：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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