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中期，原本是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开始酝酿改制，准备设立大学部，创办研究院，设国学一科，以便向正规大学转变。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吴宓为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确立了清华研究院的地位宗旨，并拟定了章程，还替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4位国内一流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在吴宓等人努力下，以“融会中外、博通古今”为特色的清华学术流派得以创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诗人。早年他曾留学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学问超群，吴宓和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自哈佛回国后，先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又与梅光迪等人联合创办《学衡》杂志，担任过《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并主持过清华国学院，还先后执教过多所名校，在文坛和学术圈子里有着非常显赫的名声。

性情最纯粹的学者

吴宓的学生、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温源宁，曾这样描写自己的老师吴宓：“吴先生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据说，每次上课铃声一响，吴宓教授便准时走进教室。只见他身穿一袭灰布长袍，一只手拎着布包袱，另一只手拄着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取出一支粉笔，开始在黑板上抄写讲义。不一会，讲义抄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等。坐在下面的学生急忙翻书去查，发现竟然丝毫不差。而吴宓写的这些内容，却是全凭记忆。

事实上，吴宓也并非天生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须知“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吴宓在课堂上这番潇洒，也是在平日花了许多苦功夫才换来的。国学大师钱穆回忆当年：吴宓、沈有鼎、闻一多和钱穆4个人住同一间宿舍，宿舍中央摆放着一张长桌。每到夜间，吴宓就为第二天上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抄笔记，写提要，把要点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埋头备课。第二天一早，当别人还在梦乡时，吴宓独自一人出门，在室外的“晨曦微露”中反复诵读小纸条上的文字。几十年如一日，其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据说，吴宓在讲英文诗歌时，眼睛根本不看笔记，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每每讲到得意时，他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当年吴宓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梁实秋等3人曾去旁听他的《欧洲文学史》课程。回校后，梁实秋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评论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提到吴宓上课，梁实秋以非常深刻的笔触描述道：“吴宓讲卢梭课，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任何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吴先生亦是清华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实在是太遗憾了。”

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做《红楼梦》主题演讲的人，个个都屏息凝神，如醉似痴。听完之后，人们纷纷感叹道：“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宓平生酷爱《红楼梦》，爱到如痴如醉的地步。他认为《红楼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等好书。他非常喜欢林黛玉这个人物，于是他称自己为紫鹃，因为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据说在抗战时期，吴宓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当时昆明有家牛肉馆，名为“潇湘馆”。要知道，潇湘馆可是林黛玉客居荣国府的住所，岂容这番亵渎？于是吴宓提起手杖，前去将饭馆一顿乱砸。

吴宓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可经常被小人钻了空子，被诈走钱财。一次，有人对吴宓说：“你的某位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宓竟丝毫不怀疑，当即凑200元交给来人。不久之后那人又找上门来，声称那位学生要开刀住院，急需一笔更大的费用。此时吴宓手边并无余钱，便绞尽脑汁思考筹钱之道。那骗子以为吴宓犹豫不决，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其实那哪里是一封信，分明是一张白纸，可当时吴宓正患眼疾，视物不清。正好吴宓的保姆推门进来，惊讶地看到客人正举着一张白纸煞有介事地念。警惕的保姆急忙找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宓对保姆不胜感慨，还连连称赞她的机警。

1977年，因饱受折磨而疾病缠身的吴宓，回到老家陕西泾阳县安吴堡村养病。一天，吴宓与胞妹吴须曼闲聊，得知乡间的中学还未开设英语课。问其缘由，吴须曼告诉他说：“因为没有外语老师。”吴宓听后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可以讲课……”然而，此时的吴宓已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第二年他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吴宓的健康和生计状况已如此地步，却还为年轻人的教育殚精竭虑，实在感人。

1978年，吴宓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弥留之际，在‘十年浩劫’中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仿佛又袭上他的心头。他挣扎着留下了最后的呓语：“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是年1月17日，吴宓病逝，终年84岁。翌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胞妹吴须曼送至安吴堡村，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苦恋毛彦文，辞婚陈心一（上）

最严谨刻板的学者，也有最痴情火热的一面。前面提到，吴宓因钱锺书在文章中刻薄地评价毛彦文，而与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心生隔阂。那么，这位毛彦文究竟是何许人也？

原来，毛彦文是吴宓一生的挚爱。吴宓一生苦恋毛彦文，甚至不惜与结发妻子陈一心离婚。可追求半辈子，吴宓却始终未能赢得毛彦文的芳心。

吴宓在苦苦追求毛彦文的过程中，屡次吃到的闭门羹令他痛不欲生。伤心之余，他便写了一组题目为《吴宓先生之烦恼》的情诗，将其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此诗一经发表，顿时舆论大哗。有的人说，身为读书人，居然在报章上向女人公然示爱，这么成何体统？有的人说，吴宓作为大学教授，把自己的恋情公诸于众，简直有失师道尊严！后来，有人看不下去了，就请吴宓的好朋友金岳霖去劝劝他。

金岳霖也觉得吴宓做得有点过分了。因为毕竟失恋只是个人的事情，没必要四处张扬；更何况毛彦文也曾历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吴宓这样做对她的声誉会有影响。于是，金岳霖便登门做说客。

金岳霖就去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

听闻此言，吴宓顿时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知道自己打错了比喻，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就只好站在那里任凭吴宓痛骂了半天。事后金岳霖回忆起此事时，也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说到毛彦文这位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还得先从吴宓的结发妻子——陈心一说起。

1918年11月，吴宓尚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这天，他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一封来信。陈烈勋在信中说：自己有一位妹妹，名叫陈心一，今年24岁。陈心一从杭州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前往浙江定海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员。她由于心气比较高，所以虽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却迟迟没有选定如意郎君。

陈烈勋在信中告诉吴宓：妹妹陈心一在家里曾多次听自己谈及吴宓，再加上又在《益智杂志》和《清华周刊》等刊物上阅读过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在《清华周刊》上刊登的吴宓照片，即对吴宓萌生了爱意。陈烈勋希望扮演月老，为同学吴宓和妹妹陈心一牵线搭桥，促成这段姻缘。

读罢此信之后，吴宓不禁心中欢喜。原来，吴宓总是觉得自己其貌不扬，难以吸引女性青睐。他见陈烈勋的妹妹对自己有意，也觉得此事若成，倒是一段美满姻缘，便欣然回信表示同意。

虽然吴宓回信表示同意，但毕竟自己身在美国，而陈心一在杭州，两人从未谋面。为了解更多的情况，吴宓过了几天又写信给陈烈勋，让他将妹妹陈心一的照片和写过的文章提供一些，以作参考。不久，陈烈勋将陈心一的照片和文章都寄给了吴宓。吴宓看完之后，觉得此女还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妻子标准。但吴宓又想听听父亲的意见，于是他将照片、文章等又转寄给在陕西家乡的父亲。

可吴宓的父亲看过之后，却没有在回信中给出明确的看法。这下可让吴宓犯了难。他心想：若是父亲看上此女子，一定会在回信中表示赞许；可现在竟未置可否，想必是觉得不合适，只是未能明说罢了。想到此节，吴宓更是拿不定主意了。最后，他决定再从侧面考察考察陈心一。

究竟派谁去考察陈心一呢？吴宓想到了毛彦文。

原来，吴宓在清华读书时，有两位要好同窗，一位是前面提到过的陈烈勋，另一位叫朱君毅。他们3人曾经同住过一间宿舍，志趣、脾气都非常相投。后来，他们3人又一起到美国的哈佛大学留学，友谊非常深厚。

朱君毅有个姑表妹，名叫毛彦文，英文名“海伦”。朱君毅比毛彦文大4岁，他们二人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毛父却做主把她许配给了一位朋友的儿子。而毛彦文却对表哥朱君毅芳心暗许。后来，毛彦文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毛彦文的未婚夫担心夜长梦多，便催逼完婚。就在未婚夫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不甘命运摆布，勇敢地从后门逃走了。

后来，毛彦文的父母见女儿心意坚决，便只好让她和表哥朱君毅订下婚约。就这样，毛彦文经常给朱君毅倾诉衷肠，而朱君毅读完信后，也都给同室的吴宓和陈烈勋看。因此，吴宓对毛彦文并不陌生，甚至感服于毛彦文的才情，对她颇有好感。久而久之，吴宓的心中竟涌动出异样的情愫。可毛彦文如今是朱君毅的未婚妻，碍于同窗情谊，吴宓可不敢往深里多想。于是，这种情愫仅仅一闪而过。

恰好，毛彦文的一位女同学，就是陈烈勋和陈心一的妹妹。于是，吴宓就写信给毛彦文，委托他从侧面打听陈心一的基本情况。

毛彦文经过一番考察之后，便写信给吴宓，汇报自己的考察结果：“不知吴君选择对象都有哪些条件？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毛彦文的评价比较客观，但不知为什么，这封内容翔实的考察信，似乎并未引起吴宓的重视。也许当时吴宓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吧——他认为娶妻就应当去贤妻良母，能在家相夫教子就好。

于是，1921年夏天，吴宓回国与陈心一见了面。同年8月23日，他们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吴宓和陈心一之间的种种不和谐之处，便开始显露了出来。尽管陈心一是一名非常称职的家庭主妇，为人“辛勤安恬”、“谦卑恭顺”，令吴宓非常称道，而且还为吴宓生了3个孩子。但是，吴宓却又不满于陈心一的“思维迟钝”、“不善辞令”、“拙于交际”，以及缺乏文学造诣。吴宓认为，他们夫妻二人在精神领域缺少共同语言。两人在婚姻的道路上开始渐行渐远。

苦恋毛彦文，辞婚陈心一（下）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下面再说朱君毅和毛彦文这一对情侣。朱君毅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本应该依照婚约，与苦等数年的毛彦文结为秦晋之好。可熟料世事无常，朱君毅归国时却移情别恋，爱上江苏汇文中学一位容貌娇美的女学生，竟然欲与毛彦文分手。

面对毛彦文的苦苦哀求，朱君毅却说：“医学证明，近亲结婚于子女健康极有弊害！”并以此作为理由，欲解除与毛彦文的婚约。

朱、毛二人之间猝生情变，让很多人都看不过去。东南大学教务长陶行知甚至出面干预，希望朱君毅悬崖勒马，回到毛彦文身边。甚至还说：“你若不回心转意，下学期你就休想得到东南大学的教授聘书！”可朱君毅是那种“一旦变心，九头牛也拉不回”的男人。众人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想到朱君毅的好友吴宓。吴宓也觉得老同学、老朋友的做法有些过分，便积极地从中说和、斡旋。无奈，朱君毅去意坚决，坚决不肯回到毛彦文身边。最终，朱君毅与毛彦文的婚约解除，二人从此劳燕分飞。

就在朱、毛顿起情变，吴宓从中斡旋期间，而吴宓心中埋藏许久的对毛彦文的情愫，却不知在何时，又重新萌发了。于是，吴宓在尚未取得毛彦文认可的情况之下，就将自己暗恋她的心事告诉了亲戚朋友。随后，他又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吴宓还表示，决意与妻子陈心一离婚，恢复自由之身，再与毛彦文结合。

吴宓的朋友们对此消息都感到非常震惊。许多朋友本着“劝和不劝分”的思想，纷纷劝说吴宓，希望他改变主意。吴宓的同事加好朋友陈寅恪劝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意思是说，娶妻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件小事，不必苛求完美，大丈夫应该把毕生追求放在钻研学问上。

陈寅恪又用杜甫的文句和李商隐的诗句为联，巧妙地嵌入吴宓的字——“雨生”，拿他打趣：

“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

面对老朋友的打趣，吴宓哭笑不得，于是又去找另一位好友——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家、报人张季鸾先生寻求理解。张季鸾也规劝吴宓：“做为穷秀才，就应当老实认命。拥抱黄脸婆自得其乐。”张季鸾认为，以吴宓的这种老夫子性情，与毛彦文这种现代时髦女子的观念根本不合拍；如若角逐情场，必以失败痛苦而告终。即最后侥幸抱得美人归，恐怕也会磕磕绊绊不断，苦多乐少。所以，还不如早点与陈心一复婚。

如果说朋友、同事们的规劝，都不能浇熄吴宓心中的希望之火；那么来自毛彦文本人的拒绝，简直把吴宓浇了个透心凉。面对吴宓的求爱，毛彦文不但一口回绝，还特别声明：朱君毅之后，她从未对任何人怀有爱情的感觉；如果环境所迫，她非结婚不可，她也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

在2007年大陆出版的《往事》一书中，作者毛彦文谈到了自己当年拒绝吴宓求婚的原因：

“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但朋友们的规劝和毛彦文的拒绝，都未能阻止吴宓的离婚。1929年，吴宓与结发妻子陈心一持续了8年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对自己离婚这一选择，吴宓这样解释道：“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离婚以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前妻彻底脱离关系，他们仍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每月领到薪水以后，吴宓都会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给陈心一，然后立即回校。吴宓的朋友姚文青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中评价吴宓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

对此，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

“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时光流逝，转眼间又是几年过去，毛彦文也已人到中年。她在拒绝了许多名士追求之后，终于决定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但那并不是吴宓。

1935年2月9日，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与66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喜结连理。当时，这局白发红颜老少配的婚姻竟轰动全国，各报均以“老牛吃嫩草”为噱头，抢着刊发消息。

毛彦文结婚的消息传来，对吴宓的打击可谓无比沉重。毛彦文原本也邀请了吴宓参加婚礼，可吴宓以工作忙为由表示谢绝。他看着毛彦文婚礼的喜帖，不由得赋诗道：

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

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此时，吴宓心中非常绝望悲苦。于是，他把对毛彦文炽烈的情感，化做了一首首情诗，以排遣内心的隐痛和惆怅。吴宓作了一组《吴宓先生之烦恼》的诗，发表在报刊上：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类似的忏情诗，吴宓还写了很多。甚至，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念给学生们听，而成为学生的茶余饭后时的笑料。但作为老师的得意弟子，钱锺书也非常同情失恋的吴宓。为了安慰老师，钱锺书还先后为他做了两首诗：

一

独行开径古争强，我法凭人说短长。

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情谁偿。

身同孤注伤徒掷，情入中年忏莫忘。

捣麝成尘莲作寸，饶能解脱也凄凉。

二

中年哀乐托无题，想少情多近玉溪。

一笑升天鸡犬事，甘随黄九堕泥犁。

“人世如棋局，变化无定形”。就在毛彦文与熊希龄喜结连理、过上幸福的生活之后，很快便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人事变幻。为筹备军资，1937年底，熊希龄赴香港募捐，却突患脑溢血，终因医药罔效，回天乏术，最终溘然长逝。

毛彦文结婚仅3年，便失去了丈夫。当吴宓得知这个消息后，震惊之余，也为毛彦文深感悲痛。吴宓当时“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是便打开台灯，为毛彦文写下一首小诗，其中有“忏情已醒浮生梦”的诗句。

写完诗后，吴宓又躺回床上。可是，一阵阵思绪朝他脑海里袭来，竟然一夜未能入眠。吴宓感慨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年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这时，痴情的吴宓感到，自己也许还有获得芳心的机会。于是在熊希龄逝世以后，他再度燃起追求毛彦文之火。可是，那边毛彦文在经历了中年丧夫这一重大变故之后，彻底打消了爱情的念头，也彻底对吴宓关上了心灵的大门。随着1949年4月毛彦文去了台湾，吴宓追求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终于彻底画上了休止符。

自毛彦文走后，吴宓吞声忍泣，埋首书斋，寄情诗词，聊遣愁怀。1943年8月20日，50岁的吴宓，在昆明写下一首题为《五十自寿》的五言诗：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

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

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

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

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

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

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

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直至上世纪60年代，供职西南师范大学的吴宓，还请该校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照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自己寓室的墙壁上，日日观赏，夜夜相守。可见直到多年之后，吴宓对毛彦文仍念念不忘。

与邹兰芳的暮年恋情

上世纪50年代，吴宓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续娶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为妻。

邹兰芳出身于地主家庭，两个哥哥又因参与武装叛乱被镇压。邹兰芳家境困苦，无依无靠。吴宓对她的身世非常同情，邹兰芳也感觉吴宓是自己最大的依靠，于是便经常登门求教，还经常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不久，邹兰芳的举动打动了吴宓，二人很快便结婚了。

吴宓在与邹兰芳结婚之后，顿时感觉压力重重。原来，邹兰芳体弱多病，需常年吃药，在买药方面就是一个无底洞。而且她又有好几个侄儿、侄女需要抚养——他们都是邹兰芳死去的两位哥哥的子女。结果，吴宓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贴补、资助邹兰芳这一大家子了。

吴宓在同好友姚文青谈及这第二次婚姻的时候，无奈地说：“非宓负初衷（他曾为追不到毛彦文而发誓说过决不再结婚），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论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即探怀出半身小照以示姚文青），不过如此。”

但结婚后没几年，邹兰芳便不幸病逝。

虽然吴宓对这第二段婚姻感到无奈，可对邹兰芳还是非常挂怀的。在其住过、睡过的一间空房的单人床靠着的墙上，吴宓贴了一张淡绿色土纸，恭恭正正地写上“兰室”二字。他每每散步时，总要久久凝望着远方她的墓地。逢年过节时，吴宓也总要为她留一空位，摆设着碗筷，饭前总要默哀两三分钟；甚至在看电影时也多买一张票，为她在身旁留一空位。其感情真挚如此，真可谓是生死之交。

[简介]吴宓(1894—1978)，原名陀曼、玉衡，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泾阳人。著名学者。少年即受到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等人朴实刚健学风的影响，打下良好的国学功底。1911年2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从此开始6年清华生活。1917年9月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大学，主攻英国文学；1918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攻欧美文学。1921年5月回国，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校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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