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一生读的古书太多，在此基础上，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为教育部确定了历史文献学的博士学科点，培养出一批以细读古书为基础的历史文献学的硕士和博士，我就是其中之一。

张舜徽先生所说的历史文献学，是广义的历史和文献学，其基础包括经学，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不是偏于一隅的文献学，不是狭义的历史和文献学，而是必须广泛细读各类古书的历史文献学。換句话说，张舜徽先生所确定的历史文献学，就是要求学者必须细读各种古书，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和文献学的研究。

张舜徽先生研究和论述历史文献学，不是只从概念上或体例上综论历史文献学，而是通过对各类历史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具体研究来阐述历史文献学的观念、方法和具体的知识与见解。

所以，他不仅有一部概论式的《中国文献学》，更多的著作都是对具体的历史文献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

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不管是哪一部类的文献，都要以小学为研究的基础，以小学的方法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是对清代学者重视小学的风气与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与强有力的支撑。

张舜徽先生的经学研究在他的不少著作中都有反映，如《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清儒学记》《顾亭林学记》《清人文集别录》等，而《清人笔记条辨》也是张舜徽先生经学研究的具体成果之一，这一研究是通过对清代学者的众多笔记而展开的。

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目录

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正文

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封面

在张舜徽先生的不同著作中，其经学研究的表现形式不一，在《条辨》中是对清代学者关于具体的经学问题的论说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考证与辨析，清人的说法若有误，先生就用具体的材料证实其误；清人的说法正确，先生就以具体的材料加以补证；清人的论说若有不足，就用具体材料予以补足；清人的说法中引用材料或前人说法若出处来源没有讲明，先生就为之指明来源或出处；诸家对同一问题的说法有差别，先生就针对不同的说法辨析异同。

总起来看，《条辨》的特点是学术研究或关心的涉及面广，所论述与考证都能具体入微，对许多具体的经学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辨析，不尚空谈，皆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体现了朴学的严谨考证的求实精神。

《条辨》共827条，其中与史学相关的有233条，与文学相关的有25条，与子学相关的有49条，直接辨析经学的有178条，与小学相关的有342条。如果把小学与经学合起来，则共520条，占全书条数的二分之一多。

说明张舜徽先生非常重视经学与小学的研究，其次则是史学的研究。由此亦可看出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以经学（含小学）、史学为主。

这里只就《条辨》中直接与经学有关的问题进行论述，希望由此而使张舜徽先生的经学研究成果为世人所知。其中经学中的文献学问题以及与小学有关的内容，限于篇幅，以后等有机会，再专门行文进行论述。

1、论学者的经学研究

如此书第2页（根据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均据此本）论顾炎武的学术，先述潘耒为《日知录》写的“序”中所论顾氏治学之要，潘氏认为顾氏学术基础极为扎实，“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又说顾氏极言宋、明学术的弊端在于以理学为尚而空言心性，他们的通病在于“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

张舜徽先生因此断定顾氏在学术上用以自勖者，必不外于“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

潘耒又说《日知录》的内容分三大部分：

经术、治道、博闻，

张舜徽先生因此认为“上篇经术，固‘习六艺之文’之事也，中篇治道，则‘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之事也，下篇博闻，乃三者之总汇也。”

先生的这一辨析，使我们认识到顾氏学术的精要是以习六艺之文（即经学）为基础，且不限于经学，而是能从经学拓展开来，关心百王之典及当代之务，这是把经学与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的表现。

张舜徽先生《顾亭林学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曾引顾氏自己的说法：

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该于《易》者乎？

张舜徽先生《顾亭林学记》

这说明潘耒所说的“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在顾氏自己的想法中本来就是非常清楚的，研究一部《周易》，就必须结合天下之书，这其中当然包括经书之外的书，而这些书中当然也就包括百王之典与当代之务，否则就不能尽《易》。研究《周易》是如此，研究其他经书，也是如此，此不待烦言。

对于当代之务，不能机械地理解为顾氏生活的时代，而应作广义的理解，即指每个时代的“当代”。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时代的“当代之务”，这不仅仅是历史学，更要放在经学的背景中加以认识和研究，而这就是顾氏之所以要把六艺之文、百王之典与当代之务整合为一，作为整个学术研究的整体对象的根本理据。

顾氏学术成就的取得，正在于他能以经学为基础，并把学术视野扩大到与经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历代制度与当世的国家社会问题上。这样的治学态度与学术视野，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学者。所以张舜徽先生接着据钱澄之对顾氏的评价而论及顾氏与乾嘉学者的关系：

吾人今日回顾明清之际，士子皆为《四书五经大全》所桎梏，眼孔极小，固执异常。亭林不惜大声急呼以激起一世之人，力主博综旧义以破执一不化之见。并昌言“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俾治经者不复为《四书五经大全》所囿，其摧陷廓清之功，固不可泯。使无亭林披荆辟道于前，实亦无由以臻后来乾嘉经学之盛。故在今日校论亭林经学所诣，又必自其大处观之。

张舜徽先生这一段话是对顾炎武经学的高度评价，超过了清代学者的观察与评价。如与顾氏同时的钱澄之认为顾氏的学术“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清末的曾钊认为顾氏“以经世自命，故长于史，至于说经，则韵学最深，其他训诂，或尚有未精考者”。

这类评价，在张舜徽先生看来，都是没有从“大处观之”，所以看不到顾氏在经学乃至整个学术上的独到之处，这一点还不如潘耒的见解。

据张舜徽先生所论，顾氏在经学上的成就不仅限于他自己，更重要是的为乾嘉经学之盛开辟了前路，这样的评价只有从大处观之才能看到，实际上为我们提示了如何观察清代经学史乃至学术史的重要线索。

张舜徽先生对于顾炎武经学的评价还不止于此，《条辨》第3页据顾氏自己所说：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指明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

张舜徽先生据此认为：顾氏的治经固以大义为先。并引顾氏《日知录》卷七“饭糗茹草”条：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子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

然后评论说：

此是何等言论，何等识解！直自《孟子》“天之将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章之义引申而出，足以立懦警惰，百世不刊之弘教也。说经如此，岂乾嘉治经之士以考证名物训诂为工者所能梦见哉！

张舜徽先生说顾氏治经以大义为先，这是自大处观之而提出的见解，所谓经学的大义，早在汉代经学兴盛时就为学者们的共识，即所谓研究经学重点是要认识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如当时的公羊学家用《公羊》学指导国家政治，就是好例。

可是到了清代乾嘉经学鼎盛时，治经的众多学者却只知考证经传中的名物训诂而完全忽略了经学的微言大义，这不能不说是清代经学与汉代经学的根本差别。

可是乾嘉学者却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汉学，以与重视探讨性理的宋学相区别，无意之中反映了他们对于经学大义的忽视，表明他们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经学的正道。

顾氏反对宋明理学，不是反对他们探讨经学中的大义，而是反对他们只是空谈心性，而忘记了对于经学原著的研读。

清代经学其实也一直都有重视经学大义的学者，如清早期的熊赐履、陆陇其，但他们主要还是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不能做到顾炎武所说的以经传的原著研究的方式来探讨经学大义，所以之后就发展到乾嘉学者重视考证经籍是的名物训诂，而不再重视经学中的义理问题。

之后到清晚期的今文经学派兴起，才重视如汉代经学一样重视经学中的大义问题。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张舜徽先生此处的评论，就能看出顾氏不仅是乾嘉经学之盛的先导者，更是在重视经学大义方面超越了乾嘉经学的学者。

研究和评价清代经学变迁时，不要忽略不同时期的学者在经学研究上对于不同问题的关注与忽略。

正因为如此，张舜徽先生在论顾氏经学成就时，多次分析顾氏与乾嘉学者的差别与高下，这是就清人评论顾氏与乾嘉学者关系的种种说法而加以辨析。

如引汪中《六儒颂》关于顾氏的评论：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然后说：

后之论者，群奉亭林为清代朴学开山之祖。

对于清代学者的这类评价，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乾嘉诸儒治学之规，固得诸亭林启迪之益为多，然校其所至，则去亭林犹远。扬搉而言，不同之故，盖有三焉：亭林志在经世，于历代典章因革、政教利弊，了如指掌。凡所考证，皆引古以筹今，留意民瘼，不忘当代。乾嘉诸儒，则知古而不知今，为考证而考证。专意精研，转成无用，一也。亭林论学，恒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并举。即以“博学于文”而言，亦所该甚溥，乾嘉诸儒治学，仅能得其一体。取径既狭，所就便小，二也。亭林尝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然仅以考文、知音为治经之始，明此二者之外尚大有事在。乾嘉诸儒，辄相率以考文终，以知音终。画地自囿，徒形弇陋，三也。

对此，张舜徽先生在《条辨》中多次说到，如：

自乾嘉以降，则士之治学，门庭已褊，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扩充而观之，则自乾嘉以来拘泥古义、死守汉学藩蓠之所谓专门经学，……自三数通儒外，鲜有不以茧自缚者。

张舜徽先生对人们通常不加分辨而一味称赞的乾嘉学派的弊病看得非常清楚，由此更显示出顾亭林经学的阔大气象，而也正是张舜徽先生用以自律者，同时也使后学明白治学正道不是固守一经一师，而是应该具有广博阔大的气象，养成弘大高远的眼光。

对于顾氏的经学，张舜徽先生推崇甚高，他说：

是书（指《日知录》）前七卷皆论经义，类此者犹多，未暇悉数也。

这一论述告诉我们：欲研究顾炎武的经学及其成就，必须详读《日知录》前七卷中有关经义研究的内容，这样才能具体地了解顾炎武的经学研究与其前后学者研究经学的不同之处。

同时，张舜徽先生这一论述也说明：

对于顾炎武经学的评价，不能只看前人的评论，更重要的是要研讨他的经学研究著作，《日知录》就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张舜徽先生在《条辨》中把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列为清人的笔记性质的著作，不代表他不认为这也是顾炎武的经学研究著作。看张舜徽先生的《顾亭林学记》，即可知道这一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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