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音

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研究德化白瓷的专著是英国人唐纳利的《中国白：福建德化瓷》。书中探讨的实物都是他亲眼所见，研究资料均来自欧洲，是真正的收藏家之作。唐纳利在书中写道，"中国白"在很多方面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只靠器型的美感和材料发挥它的吸引力；生命力比其他任何瓷器都长（400年基本没什么变化）；不像景德镇那样跟着皇家风格走。因此为一件德化瓷器断代很难，几乎无法从器身上得到有用的信息，瓷器上不带年款，长期不变的风格和独立于宫廷之外的民窑身份，使之无法与景德镇比对。

唐纳利曾给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方法：胎体越粗重年代越古老。这个方法简单却不一定准确。"德化瓷像一条稳定的白瓷河流，设计传统，质量有自然的变化，但是和时间却没多大关系，保留（特有的）工艺气息。"它的品质与时间无关，只关乎匠人真心。

早在商周至唐代，德化窑已有产品出现，主要是原始青瓷和青瓷，胎质较松软，釉层比其他时期厚，釉呈淡青色或青色，器形矮小圆胖，比较容易分辨。北宋时开始以青白瓷为主，也有部分青瓷，此时的工艺改变了唐代器物素面的做法，表面装饰丰富，有阳纹和阴纹。纹饰题材较广，常见的有缠枝纹、卷草纹、流云纹、篦纹、篦点纹、团花、莲花、莲瓣、牡丹及釉下文字，构图疏密有序。

南宋德化青白瓷瓶和军持在结构上改变了矮胖的审美观，讲究颈部高度与体量的匀称统一，器物开始由"矮胖"变为"苗条"。南宋晚期至元代，德化器物除延续南宋生产的青白釉瓷外，还采用了氧化焰烧成工艺，使器物釉面莹润、光亮，釉层厚、呈牙黄色，图案简洁精美，以宗教图案为多。

这些古代器物少有传世品，大部分为考古发掘成果。1976年德化盖德碗坪仑窑被发掘，出土器物包括了以碗、粉盒、军持为主的影青釉瓷器，也有部分白釉和黑釉瓷。碗坪仑窑经历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以生产白釉为主，南宋时生产青釉瓷，兼烧黑釉，销往日本。

1976年，福建考古人员发掘出著名的德化屈斗宫遗址。屈斗宫是一座比较完整的鸡笼窑遗址，全长57.1米，宽1.4－2.95米，窑床、窑门、火膛、火道、烟窑壁等基本结构都保存完整，不仅出土大量窑具，还有各类瓷器7000多件。大量宋代实物标本的出现为研究德化瓷历史和古代面貌提供了实物证据。它是已知宋元时期德化大窑的代表，其余已发现的窑址多达42处。屈斗宫出土的瓷器在东南亚也有发现，证明德化瓷外销从宋元时代就已经开始。

陶瓷发展与炉窑的改进密切相关。北宋龙窑窑身窄短，装烧量少，到了南宋窑身加宽变长，从瓷器胎釉结构和呈色来看，此时的窑炉火候控制技术有所提高。

屈斗宫更进化为平地斜坡分间的半倒焰窑，火焰流向较平焰窑改变，火路缩短，燃烧室形成，克服了平焰窑因为火路较长造成的温度损失和火候难以控制的弊病。窑床坡度上已由南宋的10度，增加到12－24度。隔墙底部设通火口，改变空气流通，升温更快，火候容易控制，大大提高了瓷器质量和成品率。

明代是德化瓷艺术的最高阶段，作为闻名于世的地方窑口，德化窑烧制出的优质白瓷器可与明永乐朝景德镇创烧的甜白釉瓷器相媲美。此时的德化白瓷器在器物造型、烧制技术、生产品种、工艺水平和装饰艺术等方面都远在宋、元之上。

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介绍德化瓷："色甚白，而颇莹亮，亦名福窑……白者颇似定窑，惟无开片，佳者瓷质颇厚，而青里能映见指影，以白中闪红者为贵。"能与大名鼎鼎的定窑一比高下，可见德化瓷器的技艺之高。

德化白釉瓷釉纯净、温润如玉，釉色白如凝脂，上品在光照下隐现出肉红或乳白的色调，以白中微显肉红色为贵，称为孩儿红。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微微泛青，德化白瓷比二者更纯净。这种差别与原料的化学成分，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即使在明一朝，这种白也有着微妙变化。明初德化窑白瓷器的釉色为白中含极淡肉色，明中期为白中微带奶油黄色，明末为奶油白色，到清初，白瓷器的釉色为白中闪青。

明代德化白瓷器的胎、釉和其他产地的白瓷器也不同。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黏土烧制的，黏土含助熔物质少，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德化白瓷的瓷胎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所含的氧化钾高达6％－7％，烧成后玻璃相较多胎质致密，晶莹光滑，透光度极佳。器胎与釉结合得非常紧密，浑然一体，釉层和胎质几乎不可能分清。质优品佳、风韵独特的德化白瓷器素雅高贵，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

明 刻玉兰文尊

德化瓷制作工艺主要有注浆成型和手工成型两种。注浆成型是把泥浆浇注在模型中使之成为制品，一些日用饮食器皿、陈设供器及文房用器等都采用此种方法；手工成型则是凭着两只技艺熟练的手，捏制各种形状的制品，印坯和拉坯是两种重要的手工成型方法。

德化制瓷技艺通常为师徒传承，这是民窑相比于官窑的一个显著特色。除出身世家外，制瓷匠人大多是从小拜师学艺，学成之后再把手艺传给徒弟。这些技艺包括瓷土配方、拱窑技术、成型技艺、雕刻技巧、烧窑秘诀和产品销售等方面，核心技术只在自家传授，且传男不传女。德化有名的制瓷世家有以何朝宗为代表的何家、许良西为代表的许家、苏学金为代表的苏家等等。

祭祀用品和曰常用品是德化瓷器型的两大类。祭坛供器包括烛台、香炉、花瓶及仿玉、仿青铜礼器的炉、尊、鼎等；日用器皿有碗、盘、碟、壶、罐、酒杯和文房用具等；酒杯有梅花杯、海常杯、仿犀角杯等多种形式；文具有笔筒、笔架、水洗、印章等，它们均不以纹饰为重，而是执意地追求白瓷材质的自然之美。清末人士寂园叟在《陶雅》中云："德化所出白瓷花盆，瓷质雪白，价廉而式样不俗。"可见当时德化瓷日用品物美而价廉，是不错的选择。

德化是唯一生产瓷印章的地方，印章当然是用玉石或者滑石制作的更为常见，如果是瓷制的，那便是"中国白"。它的刻文几乎一律是篆书，“一个中国学者可能拥有一打甚至更多的印章，其用途从日常的签支票到用于书本和字画上的名号，甚至同一个名字，字体和大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何朝宗用在他瓷器上的印章多种多样也不足为奇……”唐纳利写道。

1935年在伯灵顿大厦展览中有一件精致奇特的印章，上面饰有一成年獾一幼獾，器身上刻有16个字："梅为诗友，秋为仙友，菊为寿友，松柏为禅友。"这枚印章的出处标注为中国故宫，并断为明代，原因是"中国人倾向于将任何高质量的德化瓷印章定为明代。"

早期大量出口的德化盘无一例外是中国式的浅碟，它的优点是釉层滋润，胎体厚重，但这在17世纪的荷兰并不受人喜爱。明朝弥留之际，景德镇供应枯竭，福建瓷器则被认为过于厚重，在唐纳利看来，这种釉质肥厚的风格并不适合当时的欧洲，似乎有些过时。德累斯顿约輸林博物馆曾经收藏过一件中国白碗，底部刻有一个福字，后来在中土被嵌上红宝石和绿宝石，被一位十字军将士带回欧洲。

明晚期德化窑白釉扁执壶

欧洲人欣赏德化瓷的瓷质细腻，却不喜欢其造型，对他们来说很多东方器物的审美情趣着实难懂。他们一方面为这种昂贵的瓷器镶上金银边，防止磨损，一方面再按照自己的意愿绘图下单。

茶叶过滤器、牛奶罐、咖啡杯等德化白瓷日用品纷纷出现在中国的小作坊生产线上，而西洋人物陈列组雕的出现则是定制瓷器的高峰产物。17世纪由荷兰商人在德化定制、现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神龛与欧洲人"就是这样一组作品。瓷雕刻画了欧洲贵族上山打猎的生动场面：手持老式大口径猎枪的欧洲男性正忙着打猎，领队骑着马，手腕上停着一只鹰，背后站一位随从，随从手中有一面燕尾旗。三只猎狗回头张望，并有野兔和牡鹿等作为猎物出现。

传统的中国瓷器首先由外国人著录研究，充分显示了其外销瓷的特殊身份，而大量出现的欧式德化产瓷器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德化瓷的历史归根结底是海洋文明冲击下发展起来的，是海洋的诱感让它被追传播和创新，从而声名远扬，确立了在世界陶瓷史上的重要位置。

在德化的外销瓷中，军持是一种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军持"是从印度的佛经中翻译过来的，又称"净瓶"，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其器形特征是喇叭口、长颈、扁腹、折腰，流上翘，无把、平底，原为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用以贮水饮用和净手的。"军持"的产生和应用与佛教的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公元399年，晋代法显在《佛国记》一书中就提到"军持"。公元4世纪，军持已在锡兰、爪哇等东南亚国家广泛应用。它是古代印度输往南洋群岛的一项商品。公元4世纪至7世纪，印度的商人及佛教移植于南洋群岛及传播佛教者更盛，使用军持者必然由之增多。到元明时期，"南洋土人自从信奉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除日常洗净之用，也常用于朝觐搭船时配给淡水之用，并在归时装满麦嘉阿必（ abbae）的泉水，赠予亲友，以备家用。因教徒认为此井水为圣水，有驱邪治病的功能，所以许多人常随身携带数个净瓶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军持一直被东南亚国家奉为珍品，一直延续到近代还有人在使用着。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化瓷工审查商情，及时适应东南亚等国家之需要，"以瓷仿制马来人传统习惯所重视的军持或之水壶"，销往东南亚等国家。如今在德化的碗坪仓、屈斗宫、后坑垄、后垄仔等宋元时期的窑址中所发现的军持标本，有的与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陈列的相同，有的与在东爪哇出土的一样，在菲律宾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民都洛的加莱拉港等遗址中也有发现。

德化窑白釉军持 南宋（1127-1279）德化盖德窑址出土

德化窑出土的军持，纹饰通常为莲瓣、盘龙（螭龙）、芭蕉、水波等等，其纹饰是根据当地人的喜好而定的，明显可以看出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军持上常见莲瓣纹，这是佛教常用的装饰，意味着清净高洁。当东南亚人民崇信伊斯兰教后，阿拉伯文书也很快在军持、瓷盘上出现，既表达了信徒的心态，也不失为美丽的装饰。在雅加达博物院收藏着3件德化窑军持，上面有阿拉伯文字；该博物院还收藏两件书写阿拉伯文字的釉外云彩大盘，文意是赞美真主安拉及先知的颂词。这些显然是适应东南亚伊斯兰教徒的需要而生产的。

德化最著名的产品是灵动的佛教造像，明崇祯年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甚至忽略了他对百姓日常生活的贡献，直言"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这或许是在闽南地区浓厚的宗教传播氛围影响下，德化传统瓷塑原材料的质地美和雕塑的技艺美能充分表现庄严肃穆和高贵典雅的宗教题材的缘故。

佛教入传德化历史悠久，南北朝时，戴云山就有佛教僧人在石室坐化。唐开元四年（716），沙县僧人邹无比到九仙山与其徒普惠创建灵鹭岩。隋唐五代时，战祸连连，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槃净土，逐渐获取人心，闽南地区教徒众多。

唐大中年间（847－860）有印度高僧知亮来泉州弘法，侨寓开元寺东律院。因他四时都袒一膊，故称"袒膊师"。后来，知亮与其师慈感，从泉州开元寺徙居戴云李山，结庐讲演佛经，累月不食，盘腿而坐，相传有虎驯伏其侧。人若问睛雨，常能应验。每自言曰："身在紫云（开元），显在戴云"。大中十二年（858）逝于开元寺。其徒弟泥塑其肉身载归戴云山，后奉为戴云寺开山祖师。

宋代，德化境内岩寺营遍，寺庙增至55所。据清乾隆本《德化县志》载："泉南古称佛国，华刹淫祠，山僧野觋，无处无之。德化五乡，寺占五十五所"。

九仙山是德化佛教发源地之一，素有"海外蓬莱"之誉。明嘉靖以前，这里已建有灵鹫岩、莲花岩、普陀岩、仙峰岩、通仙岩、会仙室6座岩寺，佛教活动盛行一时。唐开元年间建的灵鹫岩至明清时期一度成为福建省尤其是闽南一带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据清乾隆版《九仙临峰谱》载：万历年间形成的九仙派系，其门徒陆续到尤溪、大田、永春、同安、漳州、泉州、沙县等地传教，繁衍18房5－16世，至清乾隆三十年（1765）统计共925个僧人分布89个寺、岩、庵主持传教。据载在300多位有记籍贯僧人中，德化籍占115人.

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民间信仰的逐渐兴盛，以佛教、道教为题材的德化石刻、木雕、泥塑、瓷塑与绘画艺术也随之绽放缤纷异彩，源远流长。明代嘉靖年间，德化地区出现了一批绘画大师和雕塑名匠。各种佛事创作活动盛行，各类绘制工艺融会贯通，使德化明代瓷雕技法日臻成熟，并形成许多优秀的艺木流派。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德化民间艺人，大多以陶瓷技艺作为谋生的手段，世代相传，不断涌现出陶瓷名家和佳作

以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林希宗、林孝宗、陈伟为代表的陶瓷雕塑艺术大师，从根植于民间艺术的土壤中汲取创作营养。他们以佛教、道教等素材作为创作题材，塑造出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诸如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等塑像，把德化瓷塑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宗教元素高峰。

德化陶瓷雕塑造像中，常出现的佛教人物包括观音、如来、达摩、文殊、普贤、罗汉、弥勒之类，或坐或立，形态迴异。单单观音就有诸多变化，是德化窑瓷雕中数量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瓷工艺人们根据观音在佛教中具有无边法力、法相变幻莫测、服饰穿戴不同的特点，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造型。这些雕像很善于表现人物性格，观音时而温柔，时而严肃，时而飘逸。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与姿态的固定对比强烈，面部刻画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人物设计布局合理，精工细琢，做到了毫发可鉴、粒粒可数、衣薄如布帛。特别是所塑人物之手指，能做到根根不同。无论整体器型多小，每一处都细致入微，连指甲盖都清晰可见。

当时所雕塑的观音造型有渡海观音、送子观音、多臂观音、干手观音、立云观音、执经观音、披坐观音、盘膝观音、趺坐观音、袖手披裙趺坐观音、善才龙女观音、坐莲观音等70多种大大小小规格200多种。就同一题材的观音而言，由于作者的立意处理和创作手法的不同，往往造成多种变化，姿态神情各异，衣纹装饰别致，规格大小不一，而产生出千姿百态、各臻其美的艺术效果。

史料对明代德化瓷塑佛像评价："有建窑塑像立像者，其素衣而蓝风兜者，像似美女为劣，似男者为贵。""明建窑文殊佛，德化窑所造。高一尺，叉手趺坐，色泽光润可爱，如象牙然"，可看出明代德化瓷塑的美学成就。

德化窑陶瓷不但为国内佛教活动所使用，还远销海外。上田恭辅的《支那陶器时代研究》中说："福建德化窑生产的手抱婴孩观音塑像，在日本的基督徒中被当作圣母玛利亚的圣像而大受欢迎，其用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人的程度。"仅明代崇祯十六年七月，由福州输入的瓷器高达2700多件，多为德化白瓷作品，大部分为观音塑像。德化瓷观音是明代德化瓷器的代表作品，以明代大师何朝宗塑渡海观音为最。不过如唐纳利在书中写道，德化的观音像有些没有什么特点，一模一样缺乏表情变化，很明显是成批数千件生产的，价格很便宜，但平均水平还是高的。

德化白瓷以纯净无瑕为特色，并不代表没有装饰，它的装饰主要通过刻雕划花等手段来实现，并不上彩，艺人们将自然界、社会生活中以及自己意识深处的事物几乎统统摄入进了自己的美学创作体系中，装饰题材取材极其广泛，事物也极具表现力，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图案，也有各自的艺术风格。

从德化白瓷的生产之初，就存在多种多样的装饰手段，刻花划花用竹刀、竹签、竹篦笔等直接刻画，印花则直接使用印模把花瓣纹，缠枝纹、龙纹等印上，至于贴花、彩绘等也与其他类型瓷器的制作工序无异。

镂刻划花是宋元制瓷工艺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装饰技能，它比单纯的刻花和印花更为生动形象，方法是用锋利的竹签或篦笔在器物的湿坯体上刻划云纹，草叶纹，牡丹纹，卷草纹等各种不同纹饰。以目前所发现的德化古瓷来看，人物栩栩如生，形象逼真，植物生机勃勃，富有活力，极具特色

明代装饰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装饰技法的新工艺——透雕。透雕又称镂空，主要工具是雕刀和刀片，操作方法较为复杂，用雕刀或硬笔在成型但未干的坯胎上画出图案，然后用薄而尖的刀片透通，去掉不需要的部分。

德化瓷装饰纹样除借用青铜器上的回纹、兽面纹、夔龙纹、蕉叶纹和道教的太极图案等以外，还有梅花、荷花、弦纹、水波纹、蟹纹、各式小动物纹等。

明代与道教有关的动物图案十分盛行，自中期至晚期一直占领重要位置，例如龙虎杯、天鸡尊（壶）、鹤、鹿等。喜鹊登梅题材始自明晚期，麒麟在中期开始出现。狮题材在明中晚期非常发达，作为佛教思想的表征和祥瑞之物而得到广泛使用。

清代的德化白瓷装饰技法大体上是延续了明代的风格，贴塑工艺继续精进，但一改明代清雅简洁具象的风格而日渐繁缛，华丽、细腻，这与清早中期吸收巴洛克和洛可可等欧洲艺术营养的社会风气是同步的。清代与宗教题材有关的龙、虎、天鸡等动物图案减少，甚至绝迹。鹤鹿仍旧存在，主要用于寿星、何仙姑、西王母等道教人物的陪衬。麒麟仍继续出现。狮形在清早期仍较广泛使用，清中晚期渐少。

到了清嘉道以后，贴塑的风格又向图案化转化。镂雕工艺继续使用，但作品愈来愈少，特别是清中期以后，基本绝迹。这种工艺在清代的弱化，反映出明、清社会背景不同，艺术追求和人的心态确有明显变化。

植物装饰图案基本上是以当地生长的植物为主，有菊花、梅花、牵牛花、松竹、兰花、牡丹、杨柳、荷花、石榴等，这些题材有的是佛教、儒教的思想符号，也有的体现了对自然美的追求，大都以搭配的形式出现，不拘一格，变化多端，清秀隽永，含蕴深远。德化瓷装饰图案曾出现道教人物、神话人物等内容，但所见不多，在这些作品的图案中，确实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反映民间的社会风俗以及生产劳动场景。

山石题材是德化白瓷雕塑中常见的要素之一，最常见的是出现在观音立像中，500余件观音标本中以山石为基座的多达百来件。山石题材出现的年限也很长，自明至清到民国现代绵延不断。山石的造型起步于写实，其标本就是太湖石，虽然福建本地盛产出一种可作山石的原料"汤院石"（产自于白沙溪北面的山上），但它"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峦、儡砚之奇，不可名状"，终不及太湖石。

德化瓷器以白瓷最多，据统计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德化瓷约760余件，分别原藏于养心殿、太极殿、钟粹宫、宁寿宫等，皆为白瓷。其实明代中晚期，德化窑便开始生产画面红、蓝、绿的彩瓷。至于清至民国时期，德化窑五彩器物彩工已相当精致，画面有黄、绿、红、蓝、紫诸种颜色及黑色线条，其中又以红、绿两色居多。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珍藏着一对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古彩"（即康熙五彩）天球瓶。该瓶底部铭有"康熙二十五年知德化县事鄞县范正辂选制"字样。

明代德化五彩瓷的颜色主要由红、蓝、绿三种组成。色料是由色基加釉水配制而成，所以彩绘的装饰图案表面光亮，色彩柔和，蓝、绿图案有凸出感。明代德化五彩瓷的蓝为土耳其蓝，是用氧化铜矿物色基加碱金属釉配制的，这与明代德化窑惯用的钾、钠釉相一致；绿色是用氧化铜矿物色基加铅釉配制的，铅釉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红丹的铅矿化物，所以在绿色表面剥落时，在器物上留有一层闪亮的铅金属痕迹；红色是由一种低温的矿化特色基碱式铬酸铅调水制成的。清代德化瓷釉下青花装饰达到了全盛时期，各种色彩的装饰进一步得到发展，陶瓷的色彩更为丰富和艳丽，给人的视觉冲击强烈。

德化制瓷发端于民间，也止于民间，没有帝王个人审美的控制，每个创新和进步都来自市场的推动，他们技艺纯熟，以客户喜好为准则，在探索白瓷的道路上逐渐达到旁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参考资料：《中国白：福建德化瓷》《中国德化瓷史》《中国德化白瓷研究》《德化瓷雕塑：中国文化与佛教融合的绚丽奇葩》《论德化陶瓷艺术的精神品质》《试论德化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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