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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出海捕鱼

周军 书

丰富的水资源固然是发展渔业生产的物质基础;而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天然港湾,则有利于发展渔业生产。

据旧志记载,早在唐宋时期,福鼎即有渔民出海捕鱼。明清时期,已开发形成了渔场和渔港。乾隆《福宁府志》记载,三都有官井洋,每年立夏节,石首鱼成群应候而来,宁德、福安、霞浦三县渔船往来如织。远近鱼商云集,连宵达旦,灯火辉煌。福鼎海域是闽东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台山岛周围的台山渔场为中心,辐射至闽东和浙南渔场。60米等深浅以内,均是渔业常年生产的渔场。而近岸浅海以及嵛山岛周边,又是定置网生产和流纟廉、小钓作业的重要场地,渔场面积广阔,盛产各种水产品。沙埕港又是闻名的港口,可靠泊万吨级船舶;沙埕港延伸直至市区,纵深18海里,形成近10万亩浅海滩涂,则为内港捕捞与养殖准备了良好的场地。

1950年的沙埕港 杨振河(第一代新华社摄影记者)摄

《福鼎县乡土志》多处记载沿海居民以从事渔业为生,如《四都分编》:“居民咸舍耒耜以从网罟……以捕鱼为生活计。”《五都分编》:“南镇而上,为钓澳、澳腰、后港三村,皆沿海岸,居民颇多……率系业渔。”《六都分编》:“每冬末,渔船沿岸泊以百计,旬日间卖鱼者多集于此,俨一市镇。”

古代外洋捕鱼之法,民国《霞浦县志》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一是钓。出海之船大的可容3000余斤鱼,渔工20余人。分两季捕讨,二月至五月止叫做“春海”,八月至第二年正月止名曰“冬海”。春海的饵料用墨鱼切片穿在钓钩之上,冬海则以泥鳅及鲨鱼、带鱼切片为饵。钓捕所获多为鳗鱼、带鱼,都是以钓系绳穿饵联络而下,根据海水的深浅,天气的寒暖,决定下钓的高下。钓带鱼时,有尾衔尾接连而获得。白鳓鱼常在六、七月捕获。

“黄瓜罾” 腾达 摄

二是网。捕黄瓜鱼的叫“黄瓜罾”。黄瓜罾船可载物百余担,也分春、冬两季捕讨。船与钓船一样,也要一大一小两艘,渔民叫做“姑母”、“姑子”,左右牵纟孟 而围,纟孟 长约六丈余,所得多黄瓜。当然也有小鱼,渔民叫做“货仔”,更有杂鱼。网捕的产量明显大于钓捕,所以“置之者多”。

补网 白荣敏 摄

三是纟廉 。《霞浦县志》说:“流纟廉 之船,春、冬取乌贼,夏、秋之间取鲳、鱼参。其船约载数百斤(疑为“担”之误,笔者注),纟廉 长二丈余,深丈余,下以石子或铅为坠,随流拖而得之。其于马鲛也,亦以纟廉上以竹或木为编,下以石为坠,亦随流所往,马鲛一触而着之。”

四是笼。《霞浦县志》说:“乌贼之捕也以篾笼,其为候也以清明后。笼圆形,径约三尺余,深尺六寸,圆周皆六角,孔寸大,上下各放一口,周围倒篍篾之软而尖利者绕而倒拥之,口大如其笼,末散而整,软而能入不能出。捕乌贼时,笼之横面缚以索,置石子其中,放海岸之底。凡乌贼牝者每春于岸边孳卵,遇有中空,一见而入之,为篍所制不得出,作声谷谷,其牡者闻声连类而入,多至满笼而止。于是取其笼,或多或少而揭之。亦有放乌贼于中为媒介,置海岸,有时成群结队泳入于笼中,候潮退取而捕之。”

渔笼 白荣敏

不同的捕捞场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工具;不同类型的工具,所使用的捕鱼方法也不同。渔具和渔法的进步是渔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清郭柏苍《海错百一录》也记载有非常详备的渔具和渔法,除了《霞浦县志》介绍的钓、捕、纟廉 、笼之外,还有如扈、纟孟、缉、罩、步取等等。扈是海边捕鱼的一种渔具及方法,有以石砌,有用竹栏,其捕鱼方法是涨潮时鱼自然游入扈内,潮退后为扈所拦不得脱,即可捕获。纟孟 是一种大网,“大者高二丈许广百余丈,下纟孟 之法,延袤竖竹杠,视纟孟 悬摇动,则水满而鱼入矣,以艚(小船)打锣,鱼闻锣声匿纟孟中,收纟孟而鱼得矣。”(清郭柏苍:《海错百一录》卷一《记渔》)

《霞浦县志》说,渔季通常“二海”而外,夏秋五、六、七等月,小钓船、罾仔船等,在内洋捕取白鳓、白巾等,不敢驶出外洋,主要是怕这个季节时发台风的缘故。大钓船也是在五、六、七等月歇季,也是怕台风。捕鱼之船有大有小,但名目不一,据《海错百一录》记载,有竹编网船、旋编船、竹编舱船、拖钓网船、手摇钓船等,“渔者各有其技各乘其船各取其鱼,非一船能取诸鱼也。”(清郭柏苍:《海错百一录》卷一《记渔》) 可见当时已有多种类型的网渔船和钓鱼船,而且渔船及渔业生产已趋向专业化。“渔人之于海也,觇云知风,占候知性。节气以阴历为准,豪者付本,佣者倘或不测,偿有定例。”而且“捕获之后,或鲜、或腌、或鲞类,皆因循旧法,而宁属远近之商常来置办。今有冰鱼之法,以冰而达之,销路益远。”(民国《霞浦县志·实业志》)

罗健 画

再说养殖。早在宋代,福鼎秦屿、沙埕一带渔民就在滩涂上“划块”进行贝类养殖,但方式落后,产量低。明清时期,沿海海水养殖已比较兴盛,成为明清时期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明郑鸿途《蛎蜅考》云:“福宁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籍海为活……独竹屿孤岛,无田可耕,无山可垦。宣顺前,渔箔为生,成弘后,箔废而蛎业兴……竺竹生蛎,仅余百年。”民国《霞浦县志》记载:“蛎为南区特产,涵江、沙江、竹屿、武岐居民,以蛎为业,始于明成化间(1465-1487年)。”以上介绍的是福宁沿海插竹养蛎的历史渊源,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闽东沿海一带是在明代成化以来开始盛行养蛎业的。

福鼎除了养殖牡蛎之外,还养殖缢蛏、泥蚶、贻贝等。缢蛏养殖区主要分布在沙埕港内的八尺门以及硖门湾一带,《福鼎县乡土志·十都分编》载:“近岸土产,种蛏极多。”秦屿屯头《麟江竹枝词》亦唱曰:“不了生涯是海边,居人多半此为田。桃花水后收蛏种,喧绝滩头三月天。”以前桐城的百胜村是蛏苗的主要产地,历史上曾有年产蛏苗千担的记录。福鼎的泥蚶养殖始于清代,但规模一直不大。

时至今日,各种海上养殖方兴未艾,浅海和滩涂养殖如青蟹、贻贝、海带、紫菜、对虾、跳跳鱼等品种齐全,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网箱养殖则主要养殖大黄鱼、石斑鱼、鲈鱼、金鲷、白鮸等各种珍稀名贵鱼类。水产养殖成为福鼎“海洋强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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