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忻州第一商圈 文史艺苑

忻商作为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其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地方商业文化特色，它们主要是“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令人难堪的节俭行为”，重公德、守信用的经商准则。

晋商曾称雄商界五百年，其活动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把足迹伸向国外，有人认为“完全可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 正因为如此，所以晋商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长时间以来学者更多关注的焦点往往是晋中商人，似乎晋商就在晋中，对其它地方商业发展只是轻描淡写，尤其是作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商业文化的研究到目前尚属空白。晋谚有云：“南绛北代，忻州也不赖”，“不赖”并非指忻州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富饶的矿产资源，而是说近代时期忻州人家庭经济相对其它地区较为富裕，是山西富庶之区，究其原因乃是忻州商业的发展。当然忻州商业发展的原因自有与晋商不可分割的共同之处，可是忻州商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地方文化的特色，却值得我们认真的探讨。

1、“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

清乾隆版《忻州志序》中说云：“忻为晋北咽喉，称繁剧郡。”[1]光绪六年知州方戊昌作的《重修直隶忻州志书序》中又云：“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2]光绪版《忻州志·形胜》指出：“三晋为神京右臂，忻郡又为省会藩屏，南接太原，北通沙漠，左出右入实省北一大都会。”“忻郡为全晋后藩，三关内障，出入锁钥，诚属要地。”[3]从这些资料来看忻州作为南北物资集散地应是天经地义之事，经商致富有明显的地域之利，正如光绪五年忻州知州方戊昌所说：“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我朝定鼎以来，蒙古慑服，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4]乾隆年间曾为忻州知州的窦容邃指出：忻郡土满人稠，耕农之家十居八九，贸易商贩者十之有二，惟机抒纺绩之声无闻焉”，[5]方戊昌也提及“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依据这一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到乾隆年间忻州商业贸易已出现规模发展。

然而独特的地理位置真正给忻州人带来的是观念的更新，而开放的观念才是忻州商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随着晋商的崛起，南来北往的物资流通，北部大同等地的商业繁华，使忻州人大开眼界。他们不甘贫穷，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开始追随晋中商人参与到这一远征的商业大军之中。部分人的成功，必然促使同乡人顿起艳羡、效法之心，而长久持续兴旺，最终在当地百姓目中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彻底击溃留存人们思想中“走一处不如守一处”，“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传统观念。忻州俗语“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才是当年他们观念的真实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地域局限，只有创业之艰，所以忻谚有云：“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西安库伦京津沪，走遍天下不发愁”。正如忻州同治学者、麻会镇人王锡纶说：“太、汾、忻、代之人，经商者十人而八……。忻人之敢于远行，自千乾隆时，开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卡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途经万里，行比一年，无水草，人烟、屋宇者，凡十余日，莫不联肩接踵，毂击车驰。今此路虽废，又有率车驮贩茶以通俄罗斯者，盖其平居彼此相胜，各思创一未有之业，以冀奇获。”[6]。忻州人除在外地所开的大小商号外，很多小本生意的商人走北路、跑新疆，他们更能体现忻州人“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如忻州城东大、小南宋的生意人就是的最典型的事例。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家乡，长途跋涉，“过草地、进沙漠、白天炒米凉水、夜间沙场露宿；若遇大风，迷失路径，找不到水喝，人畜干渴而死者有之。”[7]远达新疆的阿勒泰一带，一走便是八年、十年、十二年，所以当地俗语有：“小南宋养娃娃，一乍子”，正是对这一群体艰辛创业的真实写照。

位于忻州古城内东街的郜氏商铺“同盛永”“万盛兴”旧址

清代前期，山西地区的重商之风为世人所公认，崇尚商贾的观念在山西人心目中已牢不可破，且受到受到官方和学者的关注。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山西学政刘於义在上奏中称：“山右积习，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皇帝批注为“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方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习知。”[8]时至晚清，山西商业处于鼎盛时期，重商重商风气更是达到极致。光绪年间太原人刘大鹏无可奈何地感叹：“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的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使之一二。”[9]这一风气自然会对忻州这一晋商中的重要分支产生影响，随着忻州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忻州人对经商的重视与晋商大军整体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而形成一种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据1935年版《山西大观》统计，全县20万人口，从商者即达38918人（其中男38503人，女41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45％。”[10]经商人数所占当地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能否“业商”看作是对子孙是否成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把子弟外出学习商业视为必不可少的人生课堂。正如《新兴》半年刊，民国十九年版所言：“忻人对于业商，非常重视。故捎有资产者，率皆因商业起家，子弟年逾十四五岁，即使之业商。故问人之子长幼，长曰能业商矣，幼曰未能业商矣！绥远、察哈尔、宁夏等处业商者，几遍忻人之足迹矣！而于蒙古之库伦、新疆之迪化、伊犁，亦不乏人。此固由商之子恒为商，亦忻人之耐劳，而能取信于投资者也”。[11]在这里我们又有必要重提一下前文所提及的在忻州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也就是说不论在家乡生活得如何，走口外学商经商成为是忻州人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这一方面说明忻州人，不被地域所限，而“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也是当时忻州全民皆商这一社会风尚的佐证。

2、节俭的有时使人感到难堪，成就的富庶之区却有口皆章。

《忻州志·物产附》载：“忻郡近边塞，地寒物产稀少，民贫而啬，与省会雁门颇殊。寒早暖迟不宜棉，地沙不宜麻苴，碱不宜桑柘，湮塞之患可以逆睹。”{12} 《新兴》半年刊，民国十九年版也提到“殊不知地虽平原，既少河渠之利，又乏物产之富。崞县产梨果，清源出葡萄，忻县之所产何物也？即以至微至物论之，且不敢与伦比。若五台之煤铁，河东之盐池，更莫能望其向背矣。”[13]忻州人所拥有的是一片盐碱滩，在这一苦涩的土地上唯一能够生长的是有顽强生命力的红高粱，“人推磨、手提水、碱水窝窝不离嘴”，“二浪子滚水手卷烟，两个窝窝顶一天”。正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养成了精打细算、极善敛财的个性。地瘠人稠，是三晋多商的根本，勤俭敛财是成为海内最富的源泉。忻州人的节俭之风不仅是晋商文化的主要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的由此而积淀成的一种风尚和为商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资本的本质。在忻州周围的十三县市，忻州人的节俭之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别人往往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小气”待之，正因为如此也导致了忻州人极不愿谈及这一话题。然而，也正是这一“小气”才铸就了往日商业的辉煌。

关于当年本地经商者和出走塞外的商业大军，为其事业的发展而省吃俭用的事例至今在忻州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忻州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乾隆、嘉庆年间，忻州东楼村的张圣春在忻州庄磨镇“广合谟”当小伙计，身在钱庄看到别人本利互变，滚动发展，立志以俭敛财。有一次，他为节省两文钱居然在小摊上买了一只与原鞋大小、式样、颜色都不相同的鞋穿在脚上。尽管别人讥笑他“小气”，然而正是他这种执着的追求，才使后人拥有惊人的家业。[14]忻州人对于食物的耐久性颇有研究，“三十里莜面二十里糕，十里的豆面折断腰”。当年走口外“住地方”的小伙计们为节省几百里路程的盘缠费用，他们采取了生吞二斤生莜面，故意制造腹内积食，一路无需进食，然后回家大病一场这种最为痛苦的方式。“黄花梁的黄儿夹糕——吃也后悔不吃也后悔”又是对走口外的小本生意人精打细算的真实写照。他们自然无需象那些小伙计一样吞食生莜面，可对每一文钱的花销也格外心疼。北上路上一个必经之地叫黄花梁，有一种小吃名为“黄儿（折饼）夹糕”，吃与不吃这种食物，似乎成为小生意人的痛苦选择。吃吧不好吃，不吃吧再没有既省钱又好吃的东西可供选择。如果说小伙计和小生意人是出于无奈的选择，不足以说明问题，可那些家有万贯家产的富商大贾和拥有财权和人权的钱庄货铺的掌柜们的崇尚节俭之风应该是充足的论据了。东楼张家到光绪年间，也就是到张圣春的重孙张洪钧时，已名列忻州第三大户。拥有土地一千二百亩，在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甘肃等地有钱货两行大小商号八十余座，每年收入以白银计约三万余两。[15]象这样的富一方的商业大户应该说是锦衣美食了，然而“他认为日用不俭、年损必大、教子不严、财物必散。一叶菜、一粒粮，从春种到秋收，何其难成。人生在世，饥有食、寒有衣，就是享福。多花一文、即为分外。他家每天吃饭的五十多人。每顿饭，必备小米二升。”[16]当他一次生病卧榻，儿子为其买回一盒点心，他斥责道“只图口福，难成家业”。至于那些钱庄货铺的掌柜们来说，节俭更是他们做人的根本，有时他们的做法甚至使人感到难堪，“一般商店（大商号除外）留客吃饭，只给客人面前放几个白馍（麦面），同席主人，另吃粗粮，致使不习惯的客人，几乎难以下咽”。[17]当年的富商们的一句口头禅是“南房正窗子，玻璃轿车子（视线开阔的普通马车）”，他们认为所住房屋采光充足，出行能有一辆代步而行的马车，已是一种非常奢侈的生活了，致使在城区的繁华地带也很难看到“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豪华气派。

3、宁折本、不输名的王者之气，重公德、守信用的经商准则。

前面我们叙述的是忻州人精打细算的“小气”，但这一“小气”并不与他们在商海滚打中“重德、守信”的品格矛盾，一旦二者相互发生冲撞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忻州东楼富商张洪均旧址

忻州商人把以记账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易称为“打相与”，相与的多寡是衡量商业规模大小和商家信用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忻州城北的东楼张家的“大盛昌”货行，相与竟有八百家之多，每到年关相划帐，很少发生三角债。但商家亏盈乃是常事，忻州商人在与相与交往中除具有晋商经营谋略中的“慎待相与”[18]外，他们更多注重的是“善待相与”。在忻州有一种奇特的躲债方式——“捂豆芽”，年关将近，债主上门，情急之下用被蒙上蜷缩炕头，债主便会心一笑——来年再说吧。民国初年任归化商会会长的“聚义恒”钱庄掌柜苏昭文，一次发现已达成口头协议的买卖可能出现亏本，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的指出“说妥的，一定做下去”。结果虽亏银数千两，却得到商家对“聚义恒” 守信誉重承诺的认可。远近商家货行，只要见到苏的一纸凭据，买卖即可成交。[19]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曾指出：“忻州有一个人叫陈吉昌，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早就不在了，你把它处理了算了，但是陈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我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几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里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由于这件事周围好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他成为了有名的绸缎商人”。[20]正是他的这一品质使他受到地方官的敬重和中外商人的信任，事业得以发展兴盛，成为归化商界的一代英才。当归化城聚丰粮店出售了五千多斤变质的白面时，连合点心都舍不得吃的财东张洪钧听说后，指出“这种便宜咱不能沾”，“宁折本，不能卖”。[21]麻全忠在丰镇卖布，以卖“后悔药”而深得顾客信赖。本来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可是麻全忠却说，他在摆布摊时，有人拿在别的布摊上买的布来到他这里时，他会从价格和质地上与自己的布进行对比，会把质次价高的布原价收购，把自己质优价廉的换给他们。即使在后来成为丰镇街的头面人物，他也常去柜台为顾客精选货物。正是他这种公道之心成就了他“忻州大财东，比不上丰镇的麻全忠”和“丰镇半条街”的事业，成为与陈化鹏、陈吉昌齐名，蜚声蒙疆地区的“商界领袖”，并于民国十九年被推为丰镇商会会长。[22]

据忻州文史资料，民国初年，忻州城关共有钱庄十八座，计有：义兴恒、聚丰太、晋义兴、选清源、义源厚、复合源、义源涌、义源成、德义永、聚成美、得兴恒、义源兴、元义恒、义德恒、天德恒、义丰久、元和泰、义聚恒。其字号带有“德”“义”两字的就达十三座。当时绸缎行是忻州十大行之首，全城共有店铺七座，分别是：公益昌、聚德昌、久聚魁、公瑞恒、共义和、双盛名、德兴积，带“公”“义”“德”三字的占五座。其它各行字号也有很多带有“义”“德”“公”“和”“合”等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忻州商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贵德重义的浓厚的文化氛围。

忻州人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文化特色远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个方面，这里笔者只是对此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下面是忻州南高村赵盼鳌当年口外经商时，在归化忻州刘家货铺看到的“座右铭”，作为对本问题论述的总结。

本是几句俗话，贴在壁上常观。

盖闻出门贸易，多因家中艰难。

南来的离乡背井，北往的涉水登山。

祖坟失其拜归，亲友又失关照。

日久音讯不捎，占课问卜求签。

买卖或买或买，一团和气为先。

货真价实公平，童叟无欺财源。

利向人中求取，发财何求万千。

虽然异姓同居，不可私搂银钱。

虽然不及陶朱，也置许多庄田。

4、丰镇--口外的“小忻州”。

沿大同线走西口，丰镇是进入内蒙的第一站。该市工商联副主席洛维平介绍，往上一代，丰镇半数以上是走西口过来的山西人。

在清代以前，丰镇只是个淹没在泱泱草色中的小驿站。清初，忻州人谢光祖在此开创“万合隆”，加工米面油，发展出众多分号。到清乾隆年间，丰镇城垣才建起。正是“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随后大批忻州人来此经商，因交通便利，兼之忻商“俗尚勤俭，遇风险而避，能齐心协力”，忻商很快形成规模，丰镇随之成为张家口与呼市间最大的贸易城市。

洛维平对忻商研究多年，他整理的《忻州人在丰镇经商情况》显示，清末民初，丰镇忻商涵盖了钱、粮、布、当、缸、油、碾、面八大行业，有金牌字号40余家，年营业额在10万银元以上的商号20多家，当时丰镇有较大商户1400余家，山西人（大多为忻州人）占到70％。忻州巷应运而生，90多家忻州商铺同气连枝，蔚为壮观。人称丰镇“小忻州”。

民国时期，忻州人在内蒙经商者达三万八千人，其中丰镇就有六千余人。1939年，15岁的忻州原平人赵怀谦，随亲戚来到丰镇“德和祥”绸布店，从学徒到站柜，一干十年。1949年“德和祥”解散，赵怀谦从摆地摊做起，贩卖牙膏、电池等日常用品，后与同乡合开“谦成章”百货铺。公私合营时，他已赚1200多元，随后任丰镇市工商联副主席，1956年，全国工商联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11名代表之一，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来他任丰镇市政协副主席，自此远离商海。

赵怀谦今年85岁，住在新城区的独门小院里。院内菜花芬芳，蜂蝶纷飞，商人对他而言，仅是段回忆，四个子女无人经商。他也感慨，当年忻商后人，很少再经商。

忻商留在丰镇的旧址，大多被拆除。忻商繁华事散，忻州巷内杂草自春，曾车水马龙的大巷，已成破旧居民区，颠簸的石板街上积着污水，两边的深宅老院形神破碎，斑驳脱落的匾额上，字号名称依稀可见。巷内的忻商后人仅剩两家。81岁的李秀婵是忻州原平人，夫家商号“双盛隆”，主营布匹百货，在太原、大同、呼市曾有分号。老太太娴静典雅，央视主持李修平据说是她远房侄女，在腐朽断裂的木雕窗棂下，李秀婵追忆往日富庶。在探访忻州巷时，一排老人坐在门前条形石头上晒太阳，诧异地盯着太原来客。

如今，在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的是另一地的晋商，在丰镇煤电、运输、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中，大同人的产值分别占到30％、25％、60％左右，并强势介入餐饮业，丰镇最高档的晶鼎国际大酒店、丰镇大酒店均为大同人经营。

忻州商帮在这个地方缔造的辉煌，只停留在落晖中破损的深宅里，黄灯下学者的研究资料里。洛维平一直在说：“作为丰镇工商业的开创者，忻州商帮的贡献永不会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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