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本号推文讲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水师落后的战船（《外强中干，华而不实，清朝旧式战船》），今天开讲讲同样落后于时代的清朝火器装备。

在水师的武器装备中，火炮无疑是主力。不得不说的是，火炮，或者说包括火炮在内的火器，在清朝的中前期，经历非常坎坷。

清朝的旧式火炮主要有武城永固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制胜将军炮、威远将军炮、奇炮等，种类虽多，但基本都是明末清初引进的红夷大炮的衍生型火炮，直至鸦片战争前仍然没有大的改进，甚至还存在倒退的情况。

明朝末年引进红夷大炮之后，掀起了一波火器热潮。明末著名火器学家焦勖和孙元化，分别在自己的著作《火攻挈要》和《西法神机》中，提出以口径为基数，按一定的比例科学设计火炮的各个部分。这是中国火炮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却没能在清朝发扬光大。

武城永固大将军炮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大规模毁书、禁书，明朝留下的《武备志》《火攻挈要》等一系列军事书籍相继成为禁书，以致到鸦片战争前夕，丧失了科学理论指导的清朝火炮铸造陷入了严重倒退的境地。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下令将160门明朝遗留下来的神枢炮改为得胜炮，结果改造后的得胜炮射程还不到百步，居然比原来的神枢炮射程还近，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三日的一份《澳门新闻纸》，以轻蔑的语气评价清朝火炮道：“中国只知道用铁铸成炮身，不知道做炮膛，且铸成炮身……全无科学分寸，所以施放不能有准头……大约不能为害人物。”

此外，清朝统治者对汉人的猜防之心也对火炮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据《清实录》和《清会典》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官金国正上疏表示，自己标下的军队没有子母炮，愿意捐资造22门分给各营。然而这样一个十分诚恳的请求，却换来了康熙皇帝的严厉训斥：“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到了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更是按照他父亲的这一旨意，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废武备”运动，具体做法如下：除保留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的子母炮外，其余各省的子母炮全部收回；其他各种火炮，每1000名清军士兵只准留10门炮；水师战船及海防、边防、省城要隘的原有火炮予以保留。虽然水师保留了火炮，但这种全国性回收、限制火炮的做法，严重阻碍了火炮的使用与发展。

这子母炮究竟是何方神器，竟让清朝统治者将其作为“八旗火器”，而拒绝给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队使用？说来滑稽，这子母炮，其实就是明朝的佛郎机。明朝中期，西方人将佛郎机传入中国，并很快为中国人仿制。到明朝中后期，各种样式的佛郎机已广泛装备明军，并应用于战场。佛郎机采用母铳和子铳的结构，具有射速快的特点，因而在清朝被称为“子母炮”。这样一种明朝早已装备的火器，在清朝却被基本限制在八旗军范围内，实在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明朝的佛郎机炮

除了不准地方上制造子母炮之外，康熙皇帝还将清朝最好的火器制造厂，设在养心殿里，即“养心殿造办处”。除它之外，工部下辖的“景山炮鸟枪监造处”，制造的火器质量也很不错。不过这两处生产的“御制”火器，只供给皇室和满洲八旗兵使用，汉军只能使用质量很差的“局制”火器。

火器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一直保持着“弓马骑射为本”的思想。“五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九·志一百十四·兵十）这道出自雍正皇帝的旨意发布之后，清军兵丁纷纷疏于对枪炮的训练，转而崇尚弓箭，对火器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据《八旗通志》记载，雍正时期的天津水师，每艘大赶增船装备有大炮4门、斗头炮1门、百子炮4门、子母炮2门、鸟枪28杆，小赶增船装有大炮4门、百子炮4门、子母炮1门、鸟枪16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火箭、火罐、弓箭、排刀、钩镰枪之类的兵器。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水师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火箭、火罐、鸟枪、子母炮等武器，明朝水师早就装备了。这还是当时装备最好的八旗水师，汉人的绿营水师在装备上还要逊色一些。

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清朝水师的装备依旧没有任何起色。根据《清实录》和《筹海初集》等资料记载，当时的清朝水师，不仅装备着数百年前明朝水师装备的大小火箭、五虎箭、神虎箭、喷筒、火罐、火号、箭箱、溜桶等火器，还出现了明朝初年的碗口炮（明朝晚期时明军都已经不用了）。

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关天培为了巩固海防，曾组织人手铸造了一批新炮，但在试射时频频发生炸膛现象。关天培仔细查看火炮后发现，这些新造的火炮内外凹凸不平，其中最大的凹陷居然可以倒入4碗水而不溢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铸炮技术落后外，还因负责造炮的各级官员贪污经费，一再偷工减料。

而同时期的英国，大量科学技术与先进知识被应用于火炮制造。例如在炮身铸造方面，他们采用先铸成实心圆柱形金属铸件，再用镗床镗钻成炮管的方法，来科学铸炮。与当时清朝凭借有限经验的低端模铸法相比，这种铸炮方法不仅铸炮效率高，而且其铸造的火炮在射程、精度、威力、稳定性等各方面都远在清军火炮之上。

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主要刊登清朝的时政、经济、军事等内容。这份报纸的文章常由到过中国的西方人撰写，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待当时清朝各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极高。在该报1836年第5卷第4期的内容中，出现了一篇介绍当时清朝水师与海防状况的文章，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中国的战舰庞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有着席帆、木锚、藤缆。

……

中国火药粒子粗糙，大小不一。发射后留下的臭味，显然是因为含有硫黄过多，它们受到空气的影响后很快就分解了，在纸上留下黑点和湿气。知道这点以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中国大炮缺乏扩张力了，这是凡看过它发射的人都能注意到的。

……

许多大炮是葡萄牙或荷兰造的，各个时代、各种长度、各种形式、各种口径都有，其中不少已陈旧不堪，百孔千疮，以致无用，名副其实的海军大炮一门也没有。安装在帆船上的野战炮或攻城炮，情形也是如此。土炮是中国人铸造的，而我们相信一般是铁的，其炮膛不像欧洲大炮那样钻得平滑；炮架只是一种木架或固定的炮床，上面用藤把炮捆住，因此炮只能直射，极难瞄准任何目标，除非目标就在炮前面。虎门周围的炮台就是安装着这种光怪陆离的大炮……中国的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燧发枪、卡宾枪、手枪和其他的火器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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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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