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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系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时维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奉唐太宗李世民敕旨，一支由尚药局、太医署、尚食局等郭嘉级医疗机构组成的救援队从长安启程，风驰电掣地驰赴关内道、河东道。可怕的瘟疫正在那一带蔓延，并且，与瘟疫本身相比，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疫区的医疗资源极度紧缺。尽管唐人流动性、流动速度远不能望现代社会项背，却不代表区域疫情不会蔓延为一场潦原浸天的危机。（注：本文相关史料集中放在文末。）

久客是救援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之一，任职尚食局正六品司药女官，队友包括本单位典药女官、掌药女官，殿中省尚药局派遣的司医（正八品下）、医佐（正九品下）、医师、主药和药童，以及来自太常寺太医署的医师、医工和医学生（注：《唐六典》称医学生为"医生"，为便于理解，本文写作"医学生"）。

尚药局、尚食局是专门负责皇室医疗保健的机构，太医署则仅有341名编制，外加93名医学生（含药园生），平时只接诊长安的官员、禁军、宫人、五百人以上行军及作役处、官奴婢和入朝的蕃邦首领，唯有在长安爆发瘟疫或战事时可面向长安本地庶民提供一定的服务，救助地方不在其职责范围内。此次上述机构抽调业务骨干驰援疫区，足以证明形势之严峻，同时也是唐廷深刻吸取隋炀帝教训、践行恤民养民方针的具体举措。

出发之前，久客作了大量的心理建设，然而，进入疫区她才真正认清面前横亘着千难万险。他们不但要和瘟神作战，还要挑战环境，直至战胜自我。

第1、 熟悉现地情况、有能力并肩战疫的本地同行屈指可数，救援队势单力薄。

唐代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始建于贞观三年（629年），每州设医药博士1名、医学生10-20名，长安所属的雍州设医学生30人，在各自地域内巡回诊疗。据学者研究，唐代大概每1.8万至2.2万人（一说2.7万人）配置1名公立医师。公立医疗常年超负荷运转。

实际上民间更多依靠"闾阎医工"即江湖郎中。但古代文盲率高，医师职业又遭受主流轻视，被韩愈蔑称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少有读书人愿意从医，专业扎实的闾阎医工恐怕不多。

为了收容无家可归者和贫苦病患，寺院设立了"悲田养病坊"，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设置公立慈善病坊。可是在缺少医生的背景下，病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扶贫性质显然大于医疗意义。总之，相对于总人口，唐代医疗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所以烜赫一时如晚唐名相李德裕，在崖州患病也因当地"无医人"，只得待在家听天由命。万幸，他不治而愈了。然而有唐一代，绝不是每个人都会复制他的好运。

对此，唐廷心知肚明，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改善民众的医疗条件。如唐太宗设置州级公立医疗与医学教育，其在位期间地方发生七次瘟疫，他每次都组织医疗队援助疫区。但上述措施并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资源短缺现象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之外的地方州县尤其突出，以至于地方上层人士一旦患病，都千方百计地离开本地，投奔长安、洛阳等医疗条件较好的都会求医。

在《恒州长史张府君墓志铭》、《郑氏夫人权厝墓志铭并序》及《为崔大夫请入奏表》等唐人的一手记载里，我们看到：盛唐开元初期，恒州长史张承休在任上患"风恙"，宁愿辞职也要回长安治病；

唐宣宗"大中之治"时期，登仕郎、颍阳县丞兼洛阳县尉李君夏的妻子郑氏旧病复发，爱护她的婆母"太夫人"急忙带她去洛阳寻医问药；

唐代宗时期有一位"崔大夫"在越州患病，特委托大历十三年（778年）进士李舟代写奏表，以"无任恳迫之至"的心情奏请代宗批准他回京朝谒，得到长安太医署的治疗，尽早痊愈，"实冀犬马之疾，归上国而蠲除"……

透过这些风干泛黄的故纸，我们听见病魔邪恶的狞笑和唐代患者迫切的呼救。在人间还有很多牵挂、对家人的责任还没有尽完、生活中还有许多美好……所以只想好好活下去，唐人的这份心情，与现代有什么分别呢？为了拯救他们的人生，久客等救援队员做好了通宵达旦加班的准备。

第2、 唐人吃野味等生活习惯根深蒂固，以明沟排污为主的居住环境成为瘟疫的温床，引发并不断加重疫情。

唐人有多好吃野味？来看看大名鼎鼎的韦巨源烧尾宴食单：

升平炙——混烤鹿舌、羊舌；

小天酥鹿鸡糁拌——凉拌鹿肉和鸡肉；

分装蒸腊熊——蒸风干熊肉；

清凉臛碎——封狸肉夹脂；

箸头春——活烤鹌鹑；

五生盘——熊、鹿、兔、羊、牛肉拼盘。

烧尾宴是唐代士大夫庆祝升迁的酒席，估计在当时属于主旋律。管中窥豹，从中可以看出唐人对野味的喜爱程度，也证明唐人对于野味的致病性毫无认识。

其实唐代的公共卫生状况在当时已属世界先进水平。唐廷在7世纪的认知范围内作了许多努力：如唐高祖、唐太宗重视收埋隋末罹难者的骸骨，客观上降低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城市建有发达的排污沟系统；唐律明文禁止乱倒垃圾污水，规定"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有剔粪匠收购人畜粪便做肥料，唐人不会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大大咧咧地向户外倾倒马桶。

但因城镇化率很低，大部分唐人生活在农村，习惯在江河溪流等饮用水源中洗衣服、洗餐炊具和抹布、刷马桶等，又没有现代的水质净化技术，导致水域成为瘟疫的重要源头。如盛唐文学家张说记载"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指珠江流域经常发生瘟疫；杜甫描写"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意为湖南衡阳的"蒸水"流域瘟疫流行；许棠的"帝念淮堧疫疹频"表明淮河沿岸为瘟疫高发地带。然而，关于水源污染与瘟疫之间的关联，唐人同样不甚了了。

此外，纵然在国际大都会长安，城市排污系统也主要依赖明沟,亦即露天、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居民架桥通行。长安城的排污明沟宽度不小于2.5米，正是蚊子、苍蝇繁衍生息的安乐窝。韩愈说过长安"蝇蚊满八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描述"长安秋多蝇"，而蚊蝇叮咬是疟疾等瘟疫的传播途径。

上述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引致病毒、细菌侵入唐人的身体。一切习惯皆成自然，在瘟疫肆虐期间，习惯仍然坚不可摧，客观上为疫情推波助澜，久客和队友们的救援工作困难重重。

当然，基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我们绝不能苛求古人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而且，至少在吃野味的嗜好上，我们似乎也没有资格批评古人？

第三、唐人没有找到特效药，瘟疫防治在迷雾中探索前行。

唐人的病理知识大体停滞在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阶段，将各种瘟疫一概归咎于鬼邪之"气"作祟，对病毒、细菌、传染媒介……一无所知。例如古人认为疟疾的发病原理是"邪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即鬼邪之气寄居在颈部上方、后发际线正中的"风府穴"，顺着脊梁骨下滑、侵入皮肤；认为发生霍乱是因"温凉不调"，"阴阳清浊二气……乱在于肠胃之间"，而血吸虫病是"不羁之徒"施巫蛊之术制造"变惑之气"引起的，等等。至于呼吸系统传染病，更是迟至一千年后的明末，才有医家吴有性提出邪气"自口鼻而入"的模糊概念。

既然不能正确认识病因，就难以开发出精准的防治手段。元稹感染"瘴气"后服药效果不佳，慨叹"瘴久药难制"，便是唐代某些药效的真实写照。因此唐人"信巫祝、惑鬼怪"，驱傩、咒禁等"偏方"大行其道。

除夕守岁之夜，唐人在大街上举行驱傩歌舞表演，唱诵"驱傩词"以求将疫鬼驱离人间，祈祷新年"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还会喝屠苏酒、插桃枝，"插桃销瘴疠"，在正月初一及"天阴大雾"的日子到家门外焚烧一颗"辟温杀鬼丸"，另一颗按照男左女右的规律贴身佩戴。唐人甚至会从桃树的树洞里挖蠹虫的屎（真的会吃屎，下文还有……）晾干研磨为粉末，用水冲服一勺，以为这样可保护自己免于染病。

当疫情出现、久客等救援队员赶到之前，关内道、河东道的人们苦于缺医少药，或许不得不寄希望于咒禁术。在神秘的仪式上，咒禁师会反复念诵："谨启七圣真君，弟子某乙愿持禁法，禁断邪恶鬼毒之气，救理民众，伏愿降真气，流布臣身，令臣所行符禁应声除瘥，应手除愈……"

他们亦有可能病急乱投医，把新鲜猪粪与酒相和，以生布绞取汁水，并以丝绵过滤后饮用，随即躺在温暖的地铺上烤火，逼出汗水，力求自愈……

久客和队友们还面临另一项考验：贞观年间依然通行南朝陶弘景编撰的《本草经注》。囿于时代背景，陶弘景的见识局限在江南，未能"遍识药物"，唐人察觉其著述"多有纰谬"。通过实践，唐朝医生逐渐摸索出一些新药材，但尚未整理成书，没有形成相对系统而完整的操作指南，救援队员必须凭借执业经验临机决断。身处重大疫情中，他们既是在救援，也是在冒险探路。

第四，关于患者的隔离措施，久客等医疗人员、疫区百姓与掌握地方话事权的士大夫阶层大概率存在分歧。在唐代，宫廷和民间都有病人隔离治疗的传统。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一位七品女官等一批宫人的墓志铭显示，唐代宫女患病会迁入"坊所"治疗（见下图）：

日本圆仁法师入唐求法，注意到"中李村"的村民凡是"有病人"，就"不许客宿"——不接纳客人住宿，防止疾病传染外人。然而，除了麻风病，古人对疾病是否具有传染性一般不能辨识，隔离、自我隔离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些地区如"江、岭之间"父母兄弟一朝患病，全家不分青红皂白都会外出避灾，让患者独自留在家里养病，结果是患者得不到应有的看护。

在州刺史、县令等士大夫看来，隔离措施违悖了儒家伦理道德，极不可取。例如李德裕曾对民间的隔离治疗习俗"谕之以言，绳之以法"，力促当地移风易俗。可是士大夫们多数也没有能力分辨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假如一味顺从他们的理念取消隔离，容易造成疫情迅速蔓延，局面将不可收拾。

可以想象，久客和队友们与州刺史、县令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结果猜测：后者以"贞观之治"推车人的觉悟，大致上尊重了前者的专业意见。

于是，在严格实施隔离的基础上，医疗队员的救援行动全面铺开。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呢？在谈论这个话题以前，首先想强调，对于一千多年前这个连尚药局和太医署都设置"咒禁师"、"咒禁工"岗位的朝代，建议大家不要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评价。

久客和队友们披星戴月、昼夜苦战，履行了四项使命。一是开展药方治疗，"医师加百毒, 熏灌无停机"，譬如指导患者用酒冲服"赤散"发汗、以三岁童子尿煮"治瘴气方"服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二是施展针灸术，"灸师施艾炷, 酷若猎火围"；三是择吉日举办咒禁等类似于"跳大神"的活动，"诅师毒口牙, 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 丹墨交横挥"；四是实行其他可能奏效的治疗方案，例如将桃枝切碎，烧澡汤让患者泡药浴，诸如此类。

由此可推测，患者能否痊愈，多少也是因个人体质而异的。在病魔的对面，如李德裕、郑氏这样的古代"人上人"也终归是凡人。只是有些人是"李德裕"，欢庆再生之喜；有些人是贞观年间的"郑氏"，在二十四岁如花的年纪，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只有亲人将他或她铭记在一方悲痛的墓志铭中。

郑氏的丈夫李君夏在《郑氏夫人权厝墓志铭并序》里回忆："婚后，我的事业不太顺利。此后三年，岳父在洛阳任职，我和妻子与岳父同住，一起照顾老人。不久，我如愿以偿调任颍阳县丞，因岳父调入长安、升职"台院"，妻子照料岳父进京。同年秋，妻子惦记我一家，提出赴颍阳随任。岳父理解她的心情，特派她的弟弟送她来到颍阳。我正沉浸在夫妻团圆、共同承欢长辈膝下的喜悦中，妻子竟不幸发病。家母不辞辛劳，亲自陪同她去洛阳寻医，却回天乏术……"

司药女官久客承担了不计其数的女患者诊疗任务，和队友们一样持续高强度地工作，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医者仁心，古今一同，患者治愈，久客他们欣慰；而当患者如郑氏一般令人痛惜地撒手人寰，他们也会如李君夏那样"悲酸"满怀，看着亡人的遗物"触目增感"。

"万事萧索，哀愤何言？"——在李君夏最后的悲叹中，唐代所有被疫病夺去至爱亲朋的人们，可曾听见与自己心脏相同的破碎声？

好在，经过医者、百姓及衙司等各方戮力同心地奋战，贞观十年的那场瘟疫得以控制，最终消失——鉴于唐代科技水平与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季节、气温等自然因素的积极变化也必然"居功至伟"。

按照古代史的论述标准，假如把"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视为一首英雄史诗，最大的英雄无疑是派出医疗救援队的唐太宗李世民，被韩愈所轻视的久客等人很可能被排斥在"英雄"之外，遑论多如蝼蚁的布衣黔首。不过，用我们现代人的眼睛来看，贞观年间瘟疫治理较为有力、波及面稳定控制在3—5个州的范围之内，对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影响较小——构成这段历史的，不仅有英雄的叱咤风云，也有无数凡人的坚忍付出。

【注：唐贞观十年救援队的具体人员组成、姓名史无明载，系个人推测。"久客"是笔者在拙作《神探王妃》（笔名浅樽酌海，致公出版社2019年版）中为一个作用微妙的配角（女医）取的名字，非真实历史人物，非真实历史人物，非真实历史人物。请读者惠鉴。】

参考资料：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于赓哲《试论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唐代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及《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郑秋实《唐代疫灾防治研究》、李曼曼《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闵祥鹏《唐诗中的瘟疫》，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古籍《旧唐书》、《全唐文》、《清异录》、《诸病源候论》、《千金翼方》等。

作者简介：细雨丝竹，又名浅樽酌海，金融从业者，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痴、考据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神探王妃》（笔名"浅樽酌海"，致公出版社2019年11月版）、长篇历史散文《鱼玄机》（已签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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