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高铁，多少城市小镇就会淹没在国民的视线之中。常州也在其列，这个常驻人口不到500万的城市，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会一闪而过。并不会被匆匆路人所更多关注。然而这个城市工业的跌打滚爬，却是跟中国制造的来龙和去脉，息息相关。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应该是无意中打造“城市名片”的第一人。他总结出来的“苏南模式”，刻画了江苏南部苏锡常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如何发展乡镇经济的奇迹。虽然是讨论的农村经济，但结果却让“苏锡常”三个城市脱颖而出，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为耀眼的明星城市，并延续至今。

然而近些年，本是并驾齐驱的“苏锡常”已经基本是“苏锡无常”了，2017年常州GDP只有苏州的1/3，无锡的2/3。在江苏省十三市的排列榜上，GDP总量早已被苏宁锡远甩在后面，而南通和徐州也火速赶超而上。

图1 江苏省13市地图

整体而言，苏州有着充分引进利用优质重大外资项目的气魄，通过科技创新，尤其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走在了全省全国前列，金融商务、总部经济吸引了全国的资源；南京充分发挥“老大哥”的作用，依靠压倒性的院所和人才优势走科技创新之路，豪掷千金打造的两届“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也开始小有名气；而无锡培育战略性产业做大城市产业的格局，物联网已成为全国发展高地。

唯有常州，似乎被看成没有特色的孩子。体量劣势动不动就会被拿出来说事，GDP不够大，成为常州最大的软肋。

尽管如此，苏南模式也未走散。苏南模式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政企融洽、推动企业发展的联动机制。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天宁区政府创造了新型的政企融合关系，集全区之长，充分发挥了“搬山之力”，为后续发展打造了良好的土壤。务实、换位思考的基层作风，正是苏南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中国哪个城市的居民最富有？京上广深？

你想不到的答案是，北京和上海都不在头10名。

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数据， 2017年主要城市人均GDP Top50中，Top10中，江苏占了四位。就“藏富于民”而言，江苏省真的是最强的省份。而常州则位列全国第8，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879元。虽然在无锡、苏州、南京之后，但是却在杭州、长沙、北京、上海之前，难免令人大跌眼镜。

图2 2017年主要城市人均GDP Top10

虽然常州整体GDP排名不高，但常州属于地少人稀的城市，人口面积在江苏省倒数第二。因此人均产值并不低。更何况，它的市区GDP和苏锡的市区比起来位列一个方阵，而下属的武进区，虽然不再是曾经的华夏第一县，但是和昆山江阴同属一个方阵。

令人意外的是，常州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而且一直超重。这与人们想象中的山清水秀、小桥流水、纤细侬语相去甚远。

从历史发展来看，常州的轻重工业比例，一直呈单边趋势的发展，从1985年到2016年，三十年间，当初曾经让常州扬名天下的轻工业占整体工业产值，从超过半壁江山落到当前五分一左右。这是一个人为规划的结果，常州政府三十多年前确定了这个方向，自此这个方针再也没有变化过。

图3 常州的轻重工业比例，来源：《常州市志1986-2010》综合整理 2017年鉴

江苏省的制造业产值规模近17万亿，约占全国1/8、全球2%，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

同样，苏南的制造业在中国制造的位置也是首屈一指，苏锡常制造业地位牢不可破。而常州制造业，则是隐藏在GDP阴影后面的王者。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工商业联合会，按营业收入指标发布了2016年江苏省百强民营企业（集团）（以下简称“百强民企”），涉及到江苏11个城市。2016年全省百强民企营业收入入围门槛为107.2亿元。2016年，全省百强民企以制造业为主，百强民企中有58家为制造业企业，重工业是轻工业的两倍以上。显然，重工业是整个江苏民营企业的中心。

入围企业数量，位列靠前的市为苏州、无锡、南京、南通和常州。但如果从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而言，无锡（16家）、苏州（15家）、常州（11家）则成为制造业最为活跃的地方。看来，“苏锡常”还真是同一个战壕里多年的战友。南京只有3家制造业、南通只有1家，这两个城市就制造业而言，远远落在后面，根本不是苏锡常的对手。

图4-1 常州制造

图4-2 常州制造

常州制造业的占比数量高达85%，比无锡略低，但比苏州高10个百分点，比南京、南通更是远远胜出；装备制造业占比也是最高；而常州的重工业占比为85%，明显高于无锡56%、苏州40%。

而在2017年，整个榜入围企业数位列头五个市保持不变。无锡有所增加，常州有所减少。但就装备制造业而言，常州的数量占比仍然为30%，胜出无锡10个百分点，依然领跑。而南京、南通则要低得多。

从微观一点的角度来看，作为乡镇企业和苏南模式的发祥地之一，武进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常州工业收入几乎有40%来自武进。而在2017年，根据全国投资百强强区统计表，常州武进区排名全国第1，力压广东顺德、浙江萧山，也远远将苏州吴江、南京六合甩在后。

而多年来，装备制造业一直是常州制造的压舱石。2005年装备制造业，规上企业占比总工业的产值，就到达了34%。而在今天， 2017年这个比例仍然稳居40%。

装备制造业一直是常州工业的主战场，近20年没有变化。就制造业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常州制造优势明显，成色十足。是当之无愧的装备之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常州是“苏锡常”板块的重要一员。在缺乏高端科研院所的条件下，常州创出了“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发展道路。这使得常州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并作为“工业明星城市”而闻名全国。1984年第二次工业普查，对全国工业界而言都是一场忐忑不安的战役。普查科目、推进方式，都不甚明了。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全国工业普查城市试点工作，选择在常州市进行。

这是一次对常州作为工业明星城市的默认和赞许。

在更早的1963到1977年间，常州独创和巩固了“一条龙”模式。在发展拖拉机产业的时候，常州工业果断抛弃了“向上伸手、搞全能厂、独家包揽”的常规方式，通过按照装配总成、零部件配套、多厂协作，迅速创造小批量生产的条件。结果在不到两年时间，实现了由主机、辅机、专业配套、工艺协作等有关工厂组成的生产手扶拖拉机的联动机制。其实就是产业链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协作线，这在常州，被称为“一条龙”。

这种模式被常州政府和产业界演化成一种成熟的产业推动机制：围绕大类产品，抓住1-2家骨干工厂，打破企业界限，工厂梳成辫子，配套成龙，协作生产，以提高地方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随后常州工业将“一条龙”的精髓，消化吸收地淋漓尽致，广泛复制在灯芯绒、卡其、花布和手扶拖拉机；随后扩展到了化纤、半导体收音机、塑料和玻璃钢等产业。到了1977年，常州的八条龙企业，生产总值占到全市的48%。工厂数量占全市的24%，职工数量则仅为四分之一。

图5 1977年常州八条龙情况

这个过程，正是常州工业艰难的转型升级时刻，当时的口号是“挖潜、革新、创造”。这些朴素掉渣的口号，放在当下的语境，非得换成旗帜招展的“鸟枪换炮”、“工业革命”和“智能制造”吧。

彼时，常州在高速发展工业生产的时候，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群众运动，没有示范工程，“精打细算”过日子。1966-1977年，常州用在工业方面的资金3.7亿，其中84%的资金用于老企业的革新和改造，新厂建设费用，不到16%。就在这一年，常州提出了“新厂三不建原则”：

凡能利用老企业增加生产的不建新厂；

凡能经过技术改造进一步挖掘潜力的不建新厂；

凡能组织一条龙协作解决问题的不建新厂。

“新厂三不建原则”，在工业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极大地挖掘了工业产能。1977年常州工业总产值的增加，约90%都是靠老企业挖潜而得到的。

新厂三不建原则，和惊人的90%挖潜空间，放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制造再次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艰巨使命之下，听起来是多么的亲切。这是一个温润的回响，让我们在浮躁之巅听到了远方沉静的呼唤。

而在当下，常州则正在为擦亮“工业明星城市”名片而战：这是面向GDP的征战，这是一次光复之战。

既然总是要对标苏南，既然有苏锡无常，常州自然要去向无锡看齐。从常州占位的这个角度看过去，无锡是如此令人企羡，2017年无锡首次实现GDP破万亿，成为江苏经济第三强市。更重要的是，无锡在2012-2014年曾经历过三年的经济失速的痛苦期，然后从2015年开始，经过三年，又重回巅峰状态。

这种光复，也是常州工业所希望的曲线。

然而，无锡也在焦虑。与常州不同，它的工业总产值的体量当然是无忧。无锡坐三望二，与江苏省的第二名南京的差距很小，但却甩出后面的南通和常州好几个街区。无锡患的是一种新病：“独角兽焦虑症”。

无锡给自己找到了新的焦虑目标。目前全球市值前十位的企业一半以上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世界各大榜单中的“独角兽”企业也大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关。然而在国内，84%的“独角兽”企业聚集于“北上杭深”，无锡只有华云数据1家入围。这种情况，与无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似乎是不相称的，与无锡的城市能级也不相称。

无锡也在思考关于区域产业的“高原困境”问题。如果按照规模企业群，企业可以分为三类：平原、高原和高峰。“高原困境”的基本逻辑是，高原的海拔高了，高峰的海拔自然就会升高；但如果没有高峰型企业的引领带动，“高原”也会被赶超沦落为“平原”。无锡市的新动能代表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虽然初具规模，但企业的单体规模普遍不大，缺乏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龙头企业。即使作为无锡市最为重要的产业集群之一的传感器，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年营业收入不到1亿元，而超过10亿元的只占3%。

这恐怕也是全国所有城市的市长，在发展工业的时候，都会面临的焦虑症。这些焦虑症背后，都是GDP至上的一种表现。

常州本来是装备制造业非常突出的城市，特色高精尖特的企业很多。但由于受到 “高原困境”的困扰，跟其他城市一样，拼命发展十大产业链，打造千亿产业群。这种千城一面的求大思路，难免会忽视常州制造业所特有的内生性，难免会辜负一手的好牌，而这副牌唯一的“毛病”就是牌点数太小。

所有人都在说，中国制造大而不强。但这个大而不强是如何造成的？

凡事皆有因果，这个局面背后的产业思维就是“求大求快”。对于一个市、一个省的官员而言，唯GDP论政绩，自然会导致一切从大、工业企业要做大、园区要做大的冲动。而国内企业做大的最好方法，自然就是收拢划堆。就像在上周，连续第十年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榜首的国机集团的做法，把五六十个五彩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自然就是一个沉甸甸的大盘。

然而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之强，更多的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德国制造是举世公认的头号强国，但除了西门子、博世、三大汽车等少数制造商之外，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工业4.0最早发起者和实践者的主要三家行业协会：德国机械制造协会（VDMA）、电气电子协会（ZVEI）和信息经济、通讯与新媒体协会（BITCOM），更多地是在代表德国6000多家中小企业的利益。这是德国最为强劲的发动机。工业4.0不是为全世界人民的，工业4.0首先是为德国中小企业服务的。

月朗星稀，还是满天繁星？

德国制造，充满了世界最多的隐形冠军，正是这样一个满天繁星的格局。中国制造未来的强国之路，一定是由无数的“小尖强”组成，而不是由“大萝卜”所能够完全胜任。做大思维就是追求月朗星稀，而满天繁星才是做强工业、做出特色的真正出路。只有破除“唯GDP论英雄”，放下一味鼓吹做大之心，才能激发中小企业的万千活力。

满天繁星是城市工业之福，而常州制造的原生经济正是这样的生机勃勃。制造业一直是常州发展的根基。目前常州销售收入超百亿的工业企业有 17 家, 上市公司 38 家。这样的规模，经常会成为常州政府的一块心病。然而在常州，有100多个工业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或领先水平，涌现出200多家“隐形冠军”。这才是常州最为自豪的地方。这也应该是最要注意发展的地方特色。

2017年底，北京市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S1线开通试运营，这是首都地铁路网中的首条磁浮线路。该S1线全线的整流变压器和配电变压器，都是由常州溧阳市的华鹏变压器供货。尽管名气不大，但华鹏变压器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市场占比已经达到30%，而且，这也是常州的纳税大户。

同样，武进遥观镇的强力电子新材料公司，2016年销售额仅仅为4.4亿元。这对于任何一个城市一心要做大的分管副市长而言，都是大篮子里的一颗太小太轻的鸡毛菜。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小公司，其PCB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突破60%，它甚至打破了化工巨头德国BASF对高感度光引发剂的垄断，为我国平板显示行业关键材料国产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基础。如此了不起的成就，背后自然会站着一个对研发有着狂热偏执的领导。这类技术狂人型的企业家在常州很多。这是一笔非常值得小心呵护的巨大无形资产。

图6 隐形冠军的常州强力新材

可以类比的是，德国隐形冠军Delo粘胶剂，广泛用在安全气囊传感器、银行卡或者护照的芯片上。全球3/4芯片卡，都使用Delo黏合剂。我们伸长了脖子去德国寻找隐形冠军的光环，岂不知大量的“小尖强”企业，就在我们身边。

抬眼望去，如满天繁星，是不是更美？

而这样扎实的城市工业基础，自然会带来更多的精彩局面。

异军突起、一战成名的两轮平衡车生产商纳恩博，就坐落在常州科教城。该公司在2015 年10月投产， 2016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而2017年接近20亿元。纳恩博的创业团队本是来自北京，拥有电动平衡车完整的专利体系，而常州机电产品各种零部件配套很完善, 70%的原材料可以就近解决。纳恩博在考察过国内的几个主要制造业基地，常州成为落地之选。 将国际先进的产品设计理念，与常州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条相结合，二者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这是一个典型的“逆向配套”的例子，通过完善的配套基础，逆向拉动整机行业的发展。“北京设计 常州配件”，构筑了一个活生生的新动能的故事。新动能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大多数成功的动能跃迁，背后都有旧动能故事。同样，来自深圳的芯片设计者左国刚，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在常州高新区打造出了一家年销售 2 亿元的智能代步车企业。常州的电机质量，加上芯片技术，打造小而强的产业。

即使是像光大国际这样的国字号大型企业，也是看中了这里的配套能力，欣然将环保设备制造的大本营，落在了常州。

常州的体量劣势，固然体现在“高原症状”上，但更为深层次的一些劣势，其实还没有得到解决。除了大块头不足之外，常州真正的劣势，也是由于产业集群缺乏竞争力所致。

干燥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干燥看中国，全国干燥看常州”，名气够大，在郑陆镇密密麻麻地聚集了将近70%的干燥机厂家。然而这个集群只有全国30%的市场份额，而且群龙无首，技术同质化非常雷同。同样，西夏墅刀具集群，有刀工具生产企业约1000家，但这个产业群的年销售额只有25亿元，企业产值平均250万元。

这种产业集群，如果不加以辅导，是非常危险的。新的转型升级大浪一来，很多粗放式的企业会大面积倒掉，整个产业群也难经风浪。

然而，这些产业却都有着黄金产业的背景。国内刀具市场高端产品的80%，仍然不得不依赖进口厂商，像瑞典可乐满、美国肯纳、以色列伊斯卡等牢牢把持着产业的顶端。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必须从技术研发入手。好消息是，西夏墅的镇政府打算出手，协助投资2亿元建设刀具研究院。这听起来才是政府要关心的重要话题。

这些产业集群，和许多常州本土经济一样，都有一种危险的单打独斗的现象——笔者定义为“产业飞地”。在常州很多产业专业区，不仅仅没有规模经济，更没有产业分工协作。例如常州郑陆镇的干燥机，设备厂家有400之多，但大家都是明晃晃的荷枪实弹的竞争对手，很少有差异性竞争。几个工程师搞一份图纸，就可以建立一个工厂，就可以跟大厂子抢活。而像湟里镇的灵通展览公司、武进镇的凯达重工和东方龙轮毂，这些优秀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自己完成所有的制造动作。在整个区域之内，完全没有协作。一个工业产业区内的企业，要么是令人烦恼的竞争对手和跟屁虫，要么是毫不相干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大邻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四十年前，常州最拿手的“一条龙”传统，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殆尽。而当下，工业互联网被认为是一个激活资产、优化配置的机会，如何能够稳中推进，用新技术赋能甚至改造传统产业区之间的“邻里关系”，则是传统工业明星城市需要认真面对的话题。

这或许才是一个城市工业决策者真正需要焦虑的地方。

中国制造的强国之路，成为当下最为热衷的话题。这使得城市工业，成为一个迷人的素材。人们苦苦追求各种套路和模式。苏南模式，满载了民间的活力，曾经让人眼前一亮，迷雾中看到了前进的方向。然而在当下，苏南地区跟其他区域，是否就真的就不一样？有人认为，“苏南模式”已过渡到“苏南无模式”，天下招数一大抄。一个厚重传统正在终结，还是一种看不见的创新体系正在演进？满天繁星的常州工业，带着昔日的铁锈与荣光，也带着石墨烯与期望，上演着城市工业演进的大戏。

作者简介

林雪萍：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

孟采菽：《知识自动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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