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火器的岁月里，能够远程发射击中目标的抛射兵器就是最先进的，属于典型的“保全自己，打击敌人”。人类最初的抛射武器恐怕是弹弓，一种时至今日依然流行的“玩具”。我们都知道，现代所用的弹弓一般由弓架、皮筋、皮兜三部分组成，弓架呈“Y”字形，两头系上皮筋并连上一块包裹弹丸的皮兜。当弹丸自重不轻，且皮筋拉力足够大时，弹弓的威力不可小视。明清时期的弹弓更接近于射箭所用的弓，只是把箭矢改成了弹丸。

不过，古人说“弓生于弹”，这里的“弹”或许应读为“tan”，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抛射武器。恩格斯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尽管有着非凡的划时代意义，但是无论弹弓还是弓箭都是妥妥的单兵武器，对于攻城拔寨帮助有限，于是中国古人又发明了投石机，也称抛石机或砲。

先有弓还是先有箭或许需要研究一番，毕竟有一种专门的投矛器也可以用于投掷箭矢，但先有石（弹）还是先有机则毫无争议。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存在原始人使用的石弹——被打制加工过的石块，但那时候只能靠力气大的人自己抛，想来射程有限。

战国时期，据《范蠡兵法》记载，越国有了能“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的抛石机，不过目前还没有任何考古实证，所以具体什么设计还不得而知。

抛石车原理

一直到三国时代，抛石机的设计突然有了突破性进展。官渡大战前，袁军在曹营前抢先垒了一座小土山，并在土山上修建了木质楼橹，之后便安排士兵站在楼橹上向曹营射箭。原来，之前的抛石车是需要先将木质炮架固定在地面上，或者干脆把底座埋在地下再进行发射，不但安装困难，机动性还差。

面对这样的抛石机，袁军只需要在高处不断射杀安装的士兵就可以解除危机。地利被抢了，曹操只能另想办法，成功捣鼓出了神器霹雳车（“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三国志·袁绍传》）。

他在炮架下面增加了车轮，使砲车可以自由移动，方便躲避敌人攻击，于是袁军的橹楼及战车接连被摧毁，最终大败。虽然这种霹雳车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但曹魏发明家马钧还是发现了问题：这车只能单发，效率太低，而且如果敌人在楼边支起一张大湿牛皮，石头就砸不穿了。

马钧的改进方法

于是他提出了新的改良方案并进行了实验：“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按照马钧的构想，需要建造一个大轮，悬挂几十枚大石头，然后利用离心力将大石甩出。他还做了实验，证明是可行的。可惜，那些保守而傲慢的贵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然重新统一中国的时间可能都要被他改变了。

唐宋之时，抛石车又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炮车》中详细描写过当时车的形制和功能：“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陛，陛间横栝，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竿首以窠盛石小大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而用，其旋风四脚，亦随事用之。”也就是说底座的轮子由双轮变成了可以自由转向的四轮，既能水平移动，又能旋转，方便向四面八方抛射石弹。如果需要固定将轮子埋住就行了。

宋代兵书《武经总要》则对种类日益丰富的石砲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绘图。此外，宋代对于抛石车最大的改革则是发射方法。从前，人们采用的都是直接瞄准法，由砲手们把砲车推上战场，合作确定打击目标，调整射击角度，再统一操作，这样的方法有两大弊端：

一是把自己的位置直接暴露在敌方面前，容易被反制；

二是在守城时，城墙上位置有限根本摆不开很多炮，同时操作一门石砲需要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所以战时使用既占地方又占人手，性价比太低。

1126年，宋代著名的军事家陈规在德安守备战中，首创了间接瞄准法，也就是直接把砲架在城墙内，城外敌人根本无法看到，所以更加难以防御。攻击时，只需要负责定位的士兵站在城墙观察好后，用口令指挥城内砲手就行。这种间接瞄准法是世界军事史上一项壮举，西方人学会时已经比我们迟了数百年。不过也应认识到，西方世界在抛石机上同样有着独到之处，如《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尼可罗和马飞阿兄弟指挥最优秀的工匠制作回回炮，其中有些是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可以投射三百磅重石头的西方机器”。这种回回砲能够发射更大的弹丸，杀伤力更大，元军在攻打襄阳樊城时曾经使用。

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在象棋中，“炮”会写作“砲”，而且这枚棋子行棋时可以随意纵横行走，但吃对方子的时候又需要隔着一颗棋但又不限距离，其实这正是“砲”在真实战场上的运行规则。传统文化在不经意间以这样的方式暗暗呼应，怎么能不让人大呼巧妙、倍感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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