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分析了汉朝初年儒家、法家的处境，总结起来，双方都在相互渗透排挤。

朝廷方面，法家军功集团垄断大部分官职，儒家宗族只能盘踞乡村，属于儒法并存偏向法家。

诸侯国方面，虽然刘氏皇亲在自己封国内也实行郡县制，但官僚大多出自豪强宗族，属于儒法并存偏向儒家。

那么照此看来，儒法两家势力已将天下瓜分干净，道家黄老之学又该如何自处呢？

一、道德仁义礼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提到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必然与道家黄老之学和无为而治联系到一起。

这当然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是道家？什么又是无为而治？

前面文章中我们分析儒家、法家时往往强调这些学派的基本盘。

例如儒家以宗族为根本，甚至于周朝就是个大宗族，礼乐制等等都是为维护其内部等级和秩序而存在的。

法家则强调官府绕过豪强宗族直接管理民众，君主任命下，官僚体系就是其天然盟友。

有基本盘就会有立场，所以你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是相当惨烈的。

儒家难道不知道变法能强国吗？可是一旦触及到豪强宗族利益，他们还是要把商鞅车裂，把吴起乱箭射死。

法家难道不清楚人性本恶论的缺陷吗？但为了强化君主权力，他们还是试图把宗族乃至于道德全部瓦解掉。

顺着这个思路去分析道家，你就会觉得非常奇怪。

道家各个流派在战国时期普遍不太愿意出仕，属于博学多才明事理，但又不参与世俗斗争。

这种感觉就好像告诉大家，你们儒家、法家背后是有利益团体的，我道家没有，所以我的东西都是真理层面的。

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道”，说得明白点就是“道德仁义礼”。《道德经》曰：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道是最高层次的，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可以简单理解为世界一切自然规律的总和。

如果你没有正确认识规律，思想意识就会出现偏差，所谓“德者，内也”，这就是失德。

你德行不足，认识出现偏差，去教授学生，游说君王所讲内容肯定也是错的。

这就到了失仁的阶段。《韩非子·解老》中对仁的定义是：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识，即便心中怀着善意，干出的事也是不仁的。

不仁就会导致不义，义的解释是：

“君臣上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

君主听你胡说八道，执行错误的策略会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此为不义。

不义最终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于是连礼也会丧失掉。

明白了的道家“道德仁义礼”的排序和等次关系，我们就可以尝试去理解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了。

老子雕像，黄老之学以黄帝和老子为祖师

很多人初次接触黄老学说时往往会十分惊奇，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理论上讲，这应该是最原始版本的道家学说，结果仔细一看谋略权术无所不包。

如何立威、怎样立法，这属于法家学说。

打仗要注意什么，这是兵家范畴。

如何确立上下尊卑构建秩序，这是儒家经典。

甚至有人认为黄老之学就是杂家，采百家所长，只要有用全部拿来糅合在一块。

这个结论个人不认同，如果仔细阅读《黄帝四经》，你会发现书中理论实际是“道家为体，百家为用”的。

换句话说，道家是有总纲领的，即老子倡导的“清静无为”。

黄老学派基于自身对道的认识，觉得只有减少朝廷对民间干涉才能长治久安，于是产生了“清静无为”的德。

无为而治典型案例：萧规曹随

然后凭借着“清静无为”的思想认识，去指导“仁、义、礼”的具体实践。

比如法家学派要建立官僚体系，可以，但必须顺其自然。

类似于商鞅打击商业、连民众分不分家都要管的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就是无为而治，道家站在道、德理论制高点，采百家学说用于仁、义、礼层面。

二、商业兴国

道家属于真理层面的学说，背后没有基本盘和利益共同体。

没有利益共同体就没有矛盾冲突，这意味着黄老之术的运用不会引起太大反响。

毕竟法家军功集团想垄断官职爵位，儒家宗族试图在诸侯国谋得出路。

说到底双方心里想的都不过是地位、财富而已，能少干点活正好乐得轻松。

随后的历史大家就很清楚了，无为而治下汉王朝很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现存汉代粮仓遗址

我对《汉书》中吕后至汉景帝年间部分重要政策进行了梳理。

吕后时期：

“复弛商贾之律。”

类似商人加倍收税、不准穿丝绸等等系统性规定开始松动废止。

到了汉文帝年间：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关无用传。”

基本上就是允许民间自行开发土地、森林、湖泊等等，原先用于限制商人的关卡也全部废除。

汉景帝对商人很不感冒，多次提出重农抑商，但他依旧遵循黄老之学，从行为上看并没有将之付诸于行动。

除此之外还有减轻刑罚、力倡节俭等政策，这个和商业关系不大，这里暂不赘述。

中国古代商业曾高度发达

不去歧视商业，商业自然会迅速发展，于是：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现在问题来了，无为而治让汉朝富裕了起来，这是结果。

那么无为而治为啥能发展经济？其中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问题《史记》中进行了探讨，认为朝廷和民间经济关系如下：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齐整之，最下与之争。”

司马迁认为，对于商业最好不管不问，你去引导已经落了下乘，要是往死里管甚至去限制更加不行。

这段话其实也是只讲结论不讲论据，商业与生产的关系古代中国一直没搞清。

很多人隐约意识到了商业能富国，可是隔三岔五就是有人跳出来指责商人。

论据也很有力，你说怎样才能让大家富裕起来？底层逻辑是多生产。

儒家、法家很多先贤都认为，劳动人民今天多织一匹布，明天多种一亩田，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商人有什么用？不过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倒腾来倒腾去，简直是蛀虫。

道家没有解释明白的道理后来被欧洲人搞清楚了。

这不丢脸，因为有着发达贸易传统的西方也是18世纪才想明白了其中道理。

现在我将借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对无为而治和商业富国做进一步解释。

商人有什么用？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回答很简洁。

亚当·斯密雕像

商业促进分工，分工提高社会生产力。

例如在古代村庄中，大家需要织布、砍柴，可是人终究不可能每样工作都很擅长。

你可能是个织布小能手，干一天活比别人三天都多，不过很不擅长砍柴，上山转悠老半天半捆柴都弄不到。

如果完全没有商业会怎样？你总不能有了布就不要柴火吧？灶上等着用，不会也得上！

于是人们被迫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社会生产力下降。

反之如果商业发达，你只要织布就行，缺柴火卖了布去买，人人都做自己擅长的事社会生产力自然提升。

除此以外，商业满足需求，需求促进生产。

假如没有商业，你生产的东西流通不出去，你织了几匹布自己够用了，还会辛辛苦苦继续干活吗？

反正多织的布也是放在家里发霉，有空余时间还不如树底下躺着呢。

把这个模型扩展到社会各行各业，结论就是商业发达程度和社会富裕程度通常情况下成正比。

如果不考虑战争动员等因素，纯经济学角度看，重农抑商反而对农民没啥好处。

大家常常听到的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三、帝国隐患

道家无为而治下，大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诸侯国都迅速繁荣富裕了起来。

当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后，很多之前被掩盖的矛盾就会开始显现，刘邦白马之盟的框架终于开始动摇。

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诸侯国的飞扬跋扈。

诸侯国也越来越不想受到朝廷束缚。

甚至于皇帝和法家军功集团间的冲突也日益表面化。

以上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肯定会爆发，七国之乱即是如此。

那么七国之乱中，儒家、法家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场动乱又对华夏文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下一篇再讲。

参考资料：

《汉书》

《史记》

《韩非子》

《道德经》

《国富论》

《黄帝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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