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内有千奇百怪的陪葬品，除了金银财宝之外，还有一些陪葬品也是价值连城。可能当初的墓葬主人没有想到随他入墓的物品有多大价值，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这是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重要依据。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研究重要的商周历史的重要依据;例如，碑刻、字画、瓷器、陶器，这上面附录的文字，随时都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前段时间河南安阳出土的“曹操墓”，其判断依据之一就是墓内石牌上面的“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铭文(这一观点目前遭受质疑，本文对此不做评价)。当然还有一些陪葬品为我们所不齿，鲜明的例子就是用活人陪葬，这应该算最为昂贵的陪葬品。

陪葬宝物一：甲骨

由发掘甲骨而发现的殷墟

甲骨就是中国古代占卜时所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中龟甲又被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被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猪、虎骨及人骨。因而，卜甲和卜骨，被合称为甲骨。

实际上，甲骨文的发现之地——安阳小屯村一带，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便逐渐沦为废墟，后人称之为“殷墟”。

2014-12-29 10:50 鼎盛网 jxhua 评论: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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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千米，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的布局严谨而合理。同时，从其规模及出土文物来看，它不仅是当时全国，而且是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千百年以后，商王大墓的陪葬品甲骨，随着气候的变迁与时间的推移，才逐渐出现在了农民耕种的地面上。当地农民发现这种骨头以后，便认为是古代龙的骨头。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这种骨头具有止血等作用，尤其是用这种骨头的粉末来治疗外伤和一些妇女病，疗效更为显著。因此，他们便将其收集起来卖到药店。在被王懿荣“发现”以前，千百年来，被吃掉的“龙骨”——甲骨文不知有多少。

继罗振玉之后，又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遂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有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终于将其看做信史。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铜器，属于祭祀用的礼器，也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此外，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四角各塑一羊。其中，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1952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1954年5月，湖南文管会的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修复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调至北京。至此，关于四羊方尊的曲折经历算是告一段落。

陪葬宝物三：兵器

楚墓同时出土勾践剑和夫差矛

古代处于冷兵器时代，所以铸造武器非常讲究。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佩剑都是宝剑，而这剑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剑，所以打造出的刀剑往往是精品。他们将剑等兵器看做宝贝，死后也不舍得离开，所以很多宝刀、名剑都跟着主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以延续他生前的荣耀。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便是如此。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的一座楚国贵族墓中出土。出土时，此剑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剑与鞘吻合较紧，剑身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宝剑全长为55.6厘米，剑身长46.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同时，剑身上还布满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除此之外，靠近剑格的地方还有两行鸟篆铭文，是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

1981年12月，中国地质工作者首次运用汞量测量法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了测试。他们惊奇地发现，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心，有一个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这初步证实了《史记》中记载的真实性。

2003年，中国考古队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无损勘查。经过周密分析，再次发现地宫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估计至少有100吨水银!

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为了营造恢弘的气象，更有保尸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银)的有毒气体来防止盗墓贼的入侵。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冢里，以“水银为池”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在地宫里用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并“相机灌输”，却是始皇陵所独有的。

但是，人们感兴趣的还不止这些。这至少100吨的水银是来自何方呢?

从远古墓葬中发掘的大量陶器来看，其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还会经常发现陶俑的存在。这些陶俑形象逼真传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马制成的。

在这当中，秦兵马俑坑便是典型的代表。它大约由八千件陶俑、陶马组成，形态各异，个性十足。从个体比例来看，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体结构的一般规律。可见，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古人所总结的关于人体比例搭配的规律，比如“行七坐五盘三半”、“三拳一肘”、“头脚一样大”，等等。

秦俑的烧制工艺精致、准确、科学。在烧制技艺方面，秦俑模塑结合，以塑为主。具体地说，就是俑的脚、腿部分，用堆塑法制成;躯干部分，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衣服和铠甲，用贴、捏、刻等手法做成。其中，俑的头部制作是最为复杂的：第一，用粘贴的手段，将俑的头后部塑成;第二，用粘贴手段将耳朵、头发、发髻等部分贴刻而成;第三，运用刻的手段，将五官和胡须刻画出来。当然，这些仅仅是秦人在制作陶俑时的基础工艺。

而自汉以后，厚葬之风渐渐收敛，故而专门用于殓葬的玉器也渐为少见，而大多的墓葬则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实用器物陪葬了。

通常，专用的玉冥器有各种玉窍塞，如口含的玉、蝉、玉耳塞、玉眼盖等。此外，还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猪，背后及胸前所垫盖的玉璧板等。

那么，玉冥器为何常常要被做成蝉、猪等动物的形状呢?古人认为，蝉是从地下爬出来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故而，蝉被认为可以重生，所以玉蝉一般含在嘴里。而猪则代表了农耕文化的金钱，而玉又价格不菲，所以古人经常用它来陪葬。

实际上，博山确有其地，在蓬莱以西的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境内。博山区全境尽山，几无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该区东南。自古博山一带(古称颜神镇)是我国古代陶瓷、窑业的重要产地。博山炉之名即寓炉盖似群山之外观，又合产地之名。

博山炉主要流行于汉代，而汉代人使用博山炉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炉为神器，用此烧香祈祷以达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洁室除湿，怡人心脾;三是达官贵人有熏衣染被的习惯，用从国外输入的蕙草熏香衣被，以显示华贵。

之前，主要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到了汉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在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小。与此相适应地，便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

这里所指的是晋哀帝司马丕。而《资治通鉴·唐纪》上说：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此处是指唐宪宗李纯。又载：

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

不同的是，这里说的是唐穆宗李恒。而“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则指的是唐武宗李炎，其服食的金丹(仙丹)，即为道士所炼。

另外，《资治通鉴·唐纪》还记载了唐宣宗李忱的故事：

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

不仅如此，《明史·世宗本纪》还记载了：

八月丁丑，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

也就是说，大臣杨最劝谏明世宗朱厚熜不要服食丹药，遭杖刑而死。

历代的皇帝服丹目的，正如桓宽在《盐铁论》中所说的：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于长安五祚宫，入殡未央宫前殿。史载，梓棺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以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之蛟龙玉匣”。有诗说：“武帝遗寝峙荒墟，名将佳人左右扶”，而人们现在在茂陵发现了13座陪葬墓，除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外，其余陪葬墓均在茂陵以东。文献记载，陪葬茂陵的有公孙弘、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李延年等，其中能确定名位的有：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和霍光墓。

始愈演愈烈，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盛行。因为士大夫阶层信奉道教，沉迷于修道成仙，他们认为丹砂在炼制过程中，颜色、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联系的，因此，企图从丹砂一类的矿物中炼制出仙丹来，以求长生不老、升天成仙。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论证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张以黄金和丹砂炼丹，以服食成仙。但这种方法完全没有科学性，反倒是因为丹药的毒性而丧命者不乏其人。

而在这当中，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便是霍去病墓。当时，霍去病去世以后，武帝为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征祁连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还有各种巨型石刻群，手法简练，气势浑厚，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化境，是我国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素为中外艺术大师所瞻仰。想当年，鲁迅曾到茂陵参观过，并留下了“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评价;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视察茂陵时曾强调指出：“霍去病墓石刻是国粹。”

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盗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了。然而，此后《兰亭》真迹的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成为谜中之谜了。

另外还有人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可能是陪葬在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的乾陵，但由于乾陵尚未发掘，所以一直无法得到证明。

陪葬宝物十一：瓷器

唐三彩碎片竟然装了11筐

瓷器作为陪葬宝物，可谓历史悠久，而且也是陪葬的必陪物品。著名的瓷器有唐朝的唐三彩、越窑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宋朝时候有著名的哥窑的冰裂纹瓷器;明朝有景德镇的青花瓷。其中，唐三彩更是享誉世界，然而它们却遭到盗墓贼的严重破坏。

作为有名的瓷器，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实际上，唐三彩的生产至唐代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我国发现最早的金器是在甘肃玉门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环。到了商代，金器已经得到了上层社会的广泛使用，但商代金器以装饰物为主，器物类则相对较少。

白银出现晚于黄金。春秋时期的银错铜兵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银器的实例。到了隋唐时代，金银器的制作和应用达到历史的巅峰。当时，除了饰物外，还生产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且品种大为增加。两宋时期，不仅上层社会使用金银器，连酒馆食肆的饰品及饮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银器。宋代金银器无论在造型上，还是纹饰上，都脱离了唐代的富丽之风，变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明代的金银器，造型庄重，装饰华丽，雕镂精细，而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虽然在考古发掘中不断会有金银器的出现，但是谁也想象不出，在一座墓葬中出现560件金银器是什么样子。1958年7月，定陵地宫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挖掘和清理，共出土了各类丝织品和衣物、金银器、瓷器和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饰、冠带和佩饰、梳妆用具、木俑、武器和仪仗以及谥册、谥宝和圹志等器物2846件(不包括钱币和纽扣)。其中，光金银器就有560件。在一座墓葬中挖掘出如此众多造型别致、设计科学、工艺精湛、选料上乘的金银器，只能是皇家陵墓所独有了。

定陵所出土的560件金银器，其中金器289件，最令人惊叹的是朱翊钧的金冠和皇后的凤冠。金冠用极细的金丝编成，冠上部镶嵌了两条金龙戏珠。而皇后在举行庆典时所戴的凤冠则共有4顶，形状都差不多，每顶上都镶有珍珠500多颗，宝石100多块。另外，还有皇帝的龙袍，上绣12条形态各异的团龙;绣有各种花草及百子图的皇后百子衣。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但其具体过程却鲜见于正史。1464年，明英宗临终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这种制度。他的继任者宪宗皇帝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所作决定的尊重。这两代皇帝对不以活人殉葬决定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不过，史料记载，清初皇室的人殉制度曾经非常盛行。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就有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阿吉根、代因扎殉葬。其后太宗皇太极死后，妃章京敦达里、安达里殉葬。而世祖福临死后，妃楝鄂氏、侍卫傅达里从殉。即便是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也有侍女吴尔库尼从殉。

不仅如此，民间的各地官府也极力表扬妻妾殉夫的行为，并称她们是“烈女”、“节妇”，有时还为其修书、立牌坊。至康熙年间，汉将朱斐上疏，请求停止这种残忍的做法。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仆随主殉葬的行为，终于结束了清初这一残酷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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