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同事送给我几个红薯面窝头，是掺了白面的。颜色没有纯红薯面的那么深，口感倒是挺劲道的。

咬一口面面甜甜的，跟我记忆里的窝头味道不一样。那些年红薯面窝头是花奶奶的主食，我没少去蹭吃。看见它就想到了花奶奶。

她是我奶奶的闺蜜，长了一脸的白癜风，奶奶就给她起绰号“花斑狗”。我奶奶娘家姓侯，她就叫我奶奶“臭猴儿”。我们小辈儿就喊她花奶奶。

花奶奶身世很可怜，她老家是河南的，早年间发大水逃荒到邻村。后来被一户有五个儿子的人家收养，十六岁那年嫁给了他家老三。

她接连生下三个儿女，在那个落后的年代不知什么原因都先后夭折。那个老三骂她是“灾星”，天天不让吃饭还拳打脚踢。她饿急了，就偷偷吃猪食。多年以后每每和我奶奶说起这些，眼里还噙着泪花。

或许老天不忍她再遭罪，用了个特别的方式让她逃离火坑。

二十一岁那年她身上莫名其妙地长起白癜风。起初一小块、一小块的，后来串的全身都是，脸上也有了。那个老三不要她了，把她卖给我们村闫书臣。

闫书臣跟我爷爷是共患难的生死之交，这个人在解放前为了生存不得已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他很善良，没欺压过百姓。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曾经的身份依然让大多数人避如蛇蝎。尽管长的仪表堂堂，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

奶奶常说花奶奶和闫爷爷是一个藤上的俩苦瓜，谁也没有嫌弃过谁。闫爷爷比她大十来岁，拿她当宝。我奶奶也拿她当亲妹妹疼，教她纺棉花，做针线活。渐渐地花奶奶从唯唯诺诺的小受气包，变得爱说爱笑开朗起来。

花奶奶先后生下了拥军伯伯和爱国姑姑，两个长相出众的好孩子。那几年应该是她这辈子过得最幸福的日子。

闫爷爷没躲过六十年代那场文化浩劫，在一个初冬的晚上上吊自杀了。他临死前曾恳求爷爷把大姑嫁给他家儿子拥军。本来爷爷是不太情愿的，闫爷爷死后爷爷觉得对不住他。

就强势做主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拥军。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乡亲辈先论后不改。这也是我们一直喊拥军伯伯的原因。

因为这件事大姑一直记恨着爷爷，自从爷爷死后没有敢管她的人了。她就把花奶奶从家里分出去，在村西头荒地里给她盖了两间小土屋。拥军伯伯敢呲牙，大姑就拿离婚要挟他。

我奶管不了大姑，只好流着泪对花奶奶抱歉。花奶奶反过来还安慰我奶奶，她家的条件委屈大姑了，她还说愿意一个人过清静日子。

后来包产到户农民粮食多了，家家户户都有余粮了。尽管奶奶隔三差五地给花奶奶送吃的，可她的粮食还是不够吃。为了儿子家庭和睦，花奶奶从未上门讨要过什么。

为了填饱肚子花奶奶去拾麦穗，捡豆子。这些落在地面上的东西拾起来不费力。拾的人很多，自然也拾不了多少。

落在地里的红薯就不一样了，必须得用铁掀翻地拾。费时费力拾的人不多，花奶奶是其中一个。

她从清晨带上水和干粮，推着小车就去地里。一直拾到傍黑，再把大小不一，块块角角的红薯带回家。从秋天拾到冬天，从本村拾到方圆十多里的村庄。

新鲜的红薯不易储存，花奶奶就擦成片晒干。用碾子推磨成粉，就能长时间保存了。用来做红薯窝头，面条啥的。

一次奶奶带我去她家玩，花奶奶热情招呼我们吃刚出锅的窝头。那时的窝头颜色很深，看起来黑黑的。吃起来软软甜甜的，没有现在的窝头劲道。总之我很喜欢吃。奶奶一看就摇头说吃伤了，看到胃里就反酸水。花奶奶笑了笑，没说话。

那时我家大多数时候是奶奶做饭，她对红薯面窝头深恶痛绝，是不会做的。好在花奶奶常做着吃，我馋了就去她家。

花奶奶有个好女儿，她借着高中文凭去当老师。先是代课，又转成民办，后考上师范大学。三十几岁时嫁给城里有点权力的鳏夫，生下儿子后就把花奶奶带去城里了。

现在花奶奶快百岁了，耳不聋眼有点花，脑子不糊涂。住在拥军伯伯家，大姑好吃好喝伺候着。

以前大姑往外轰她，现在又恨不得供起来。原因很简单，闫颂文（大姑的儿子）说不把奶奶接回家，他也有样学样结婚后把父母赶出家门。

大姑怕了，赶紧往回接花奶奶。当然她也没白伺候，爱国姑姑每个月都给她发着工资呢。

上个月花奶奶来城里他孙子颂文家小住，我去看望她。跟她聊天，从去世多年的奶奶聊到红薯面窝头。花奶奶说了句：“要是没有那些年的窝头，我早饿死多少年了”

愿历尽沧桑的花奶奶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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