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的刻制

碑刻的刻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过程，分别为选石加工、摹勒上石（或书丹）、镌刻立石。

1、选石加工

选石是建碑的第一步，是碑刻能否长存的重要保证，所以古人对碑石的采选特别重视。《孔宙碑》后有“涉名山，采嘉石”，《封龙山碑》上也刻有“遂采嘉石，造立观阙”的句子，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在选用碑石方面是非常用心的。再比如，汉代的《曹全碑》，碑石上虽然并没有记载碑石的出处，但是碑刻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和大自然的洗礼，再加上后人数百年的反复传拓，碑石至今仍然黝黑如漆，坚固异常，并无大损，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古人在建造之前是非常精心地选择石料的。类似选石精良的例子还有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孔子庙堂碑》《多宝塔碑》《颜家庙碑》《玄秘塔碑》等碑刻，碑石碧黝，光亮可鉴，轻轻叩击能发出如磬般美好的声音。坯料选好后，就可以按照建碑的形制要求进行开料和打磨加工，当然先期也要同时完成碑首、碑趺的雕刻工作，以符合接下来的使用要求。

2、摹勒上石

碑刻的具体刻制首先是要将文字上石。上石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书丹，另一种方法是摹勒。

书丹就是书写者直接用笔蘸朱墨书写在石碑上，以备镌刻。《后汉书》中记载蔡邕主持东汉《熹平石经》的刻制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书丹”一词。书丹的具体工序大体为：首先在磨光的碑石上涂一层黑色，按碑的文字多少，计算好行数，打成格，书者用朱色直接写在碑上。碑皆为竖行，自右向左。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也各有不同。在众多的碑刻中，大多是书丹上石的，这种上石的方法沿用了很久。

摹勒是从唐代开始，为了保留真迹的第二种上石的方法。摹勒上石的方法是将碑文书写于纸上，然后再用纸勾勒上石。一般所说的碑刻摹勒是在纸背勾勒以备上石镌刻之用的方法。就是在双钩或双钩廓填本的背面，用朱墨重复勾勒一遍，覆于备用的刻石之上；石面通体黝黑，并涂抹一层轻蜡，以软纸数层重叠放在需要摹勒的纸上，以石卵均匀研磨，将双钩朱墨粘于石面上，呈现出石面乌黑、文字鲜红的视觉反差，便于镌刻。

当然也有不经过摹勒书丹的特殊情况，被称为无本直刻。例如北魏时期部分魏碑和一些大型摩崖石刻，在凿刻之前压根儿就没有草稿，工匠直接用刻刀在石头上进行雕刻创作。

3、镌刻立石

碑刻作品的精良与否，除选石、书丹摹勒上石外，镌刻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刻工一手拿锤，一手握刻刀，锤打击刻刀，运用冲、切、挖、剔、錾等技巧在石面上游龙走蛇，镌刻字体，所以刻工俗称“打石匠”。而在镌刻比较小的字体时，则不需敲击刻刀，很多技艺高超的刻工仅凭自己的视力、臂力、腕功，运用熟练技巧，就能刻出字体笔画。从碑刻中依稀可寻刻者留名的痕迹，《华山庙碑》有“刻者颍川邯郸公修”，《樊敏碑》有“刘盛刻”，这是较早的刻者留名的例证。中国传统的“物勒工名”习惯是对刻工的重视，此例一直沿用至近代，只是其间称谓有变化，归纳起来大致如下：镌、镌者、镌文、刊、刊石人、刻、刻石人、刻丹、凿字、雕字、摹镌、摹刻、石匠、都料、作头、巧工。

技艺各有专攻，刻工亦有优劣，好的碑刻作品自然是好刻工的杰作。各朝各代均有很多镌刻名家，如北魏王远书的《石门铭》由石师武阿仁凿字，《集王圣教序记》由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褚遂良书的《雁塔圣教序记》由万文韶刻字，李邕的《麓山寺碑》为黄仙鹤（即李邕本人）刻。相传书法家如李邕、颜真卿、米芾等也曾亲自镌刻，或如赵子昂书碑，常令茅绍之专职为其镌刻。此外，明章简甫因刻《真赏斋法帖》、清刘雨若因刻《快雪堂帖》而名噪当代，号称“铁笔名手”。无论是书丹上石，还是摹勒上石，再由刻者按其笔迹镌刻，这是碑帖刻制的常规做法，也有刻手技术高超，且事因紧急，不用书丹直接奏刀，虽为少数，但其字的体势自然受刀法影响，其结构亦随刻手略有出入，字体刀法全靠刻工发挥，更见技艺之高超，“石工知书”在镌刻中的确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常见有些魏碑上有很多方棱的笔画，如用毛笔写之，恐“一笔书”难成，但一经刀刻，表露无遗，有着“刀笔”的明显特点，更显遒劲有力。

转自：《石迹千秋——如何破译“三孔”碑刻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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