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骏

刻苦、勤劳，是中国人的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的勤奋。这种品质在我们访问学者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1980年2月4号，我到纽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报到后，当天就见到了我的导师裨斯特林(J-C Bystryn)教授。他是一位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犹太人，祖籍法国。我的英语口语不行，和他交谈，说话磕磕巴巴的。为此，我去唐人街买了一台日本产的收录机，征得同意后，每次布置工作他都尽量慢慢讲，我全部录下来，回去反复听，听好多遍，全部都弄明白了以后才开始做实验。

朱学骏(左)与导师裨斯特林教授的合影

在美国，医学院校的教授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全职教授，他们往往全身心致力于研究工作，是科室的骨干与栋梁;另外一类为临床教授，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外开业，一周来医学院半天或一天，在门诊指导、监督住院医师的工作。美国大部分医生是后一种，开业挣的钱多，到医院里做全职教授，挣钱是不多的。我的导师是全职教授。

全职教授不单会看病，更勤于思索，总想着搞清楚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基础研究。所以，全职教授都有自己的实验室，要不停地写标书，申请各类基金。有了钱，就可以招研究生或技术员，按照他的意图做研究工作。

我的导师致力于大疱病的研究，他非常勤奋，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来到办公室，晚上经常工作到七八点钟才回家。其实在美国，技术员或研究生大都是7小时工作，每周工作5天，早上9点来，下午5点就走人(含1小时午休时间)，一般很少加班。而我们这些中国学者，每天一早到实验室，晚上八九点离开，从周一干到周日，整天在实验室里摸爬滚打，还不会张口要工资，是非常受欢迎的。中国访问学者不但勤快，脑子也灵，一个人干的活儿可以顶两个美国人。

美国实验室的条件非常好。我的导师经常能申请到基金，所以有钱，花钱也很大方。实验用具除了玻璃器皿外，其他几乎都是一次性的，什么吸管、培养皿、玻片、注射器，用过一次就往垃圾桶里扔，每天扔掉一大桶，看着真心疼。当时我想，我们国内想要达到这样的实验条件，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两年学成回国后，我估计还得以看病为主。所以，除实验外，我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临床工作。

中国访问学者在美国是不能行医的。虽然我在国内已经当了10余年皮肤科医师，但在美国，临床上没有处方权，只能作旁观者。我抓住了两个机会来看病人。一个是我导师的门诊。我导师作为全职教授，工资是固定的，与私人开业医生比要少很多。医院为了留住这些顶级教授，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私人门诊部。每个星期有2个半天门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特需门诊)，除管理费及诊室租金外，收入归己，这样就可以弥补全职教授工资较低的弊端。

另一个机会，来自医学院皮肤科的一个传统。每天上午11点半全科会诊，讨论上午所见到的疑难病例，届时科内的教授们大多会参加，能听到许多高论，学到很多知识。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每到11点半，我就系上领带(在实验室里着装很随意，但看病人必须穿正装)，准时参加，偶尔我也会说上几句。毕竟我在国内看了十几年病，疑难杂症没少看，所以我的发言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令人刮目相看!

时光飞逝，两年一晃而过。期间，我在美国顶级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疱性类天疱疮抗原的异质性;在临床上也小试牛刀，露了一手，赢得了美国同道的尊重;并且，我利用科室、医院及大学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书藉、杂志及音像制品;还观摩了很多教学活动，参加了美国皮肤科学年会及纽约市的各类学术活动……在美期间，我大大拓展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可谓收获满满。更令人惊喜的是，1981年底，当我准备打点行装回国之际，纽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病理学教授、国际上的超级大咖阿克曼教授向我投来了橄榄枝!(连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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