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主任 耿强

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施婕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精子捐献逐渐从小众实践变成了成千上万新生儿诞生的关键技术。尽管精子捐献的过程相对简便无害，然而精子捐献人所承担的压力始终存在，无论是捐献失败后的心理挫败，还是捐献成功带来的社会压力、情感挑战甚至伦理担忧，都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其牢牢困住，不仅影响捐精体验，也打击了捐精的积极性。

为了应对捐精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扰，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日前发布《关于人类精子库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中国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共识》共包含８条建议，主要涵盖捐精人精神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咨询与剔除标准，以及自精冷冻保存者的精神心理健康评估与心理咨询，为因捐精出现的相关心理问题提出了专业的心理疏导和解决方案。

由于捐精对于男性的精子质量、健康程度（包括心理健康）、甚至身高外形都有严格的标准，因此相较于献血，捐精是个更为严肃且复杂的问题。首先在精神心理评估方面，考虑到捐精人的心理困境普遍存在，《共识》建议精子库相关工作人员具备初步识别可能的心理困境和问题的能力，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心理疏导和指导就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神心理障碍具有遗传性，《共识》认为，对捐精人心理健康进行评估，有助于提升供精后代的健康水平。“在日常操作中，心理评估常常是体检的一部分，捐精人往往需要填写好几套表格，内容有评估其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的，也有人格测试。”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主任耿强告诉“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结合多年临床经验，耿强的感觉是，被心理评估剔除出局的捐精人属于少数派。

在北京工作的白领靳思阳大学期间曾经和室友有过集体捐精的经历，经过严格的体检“海选”，他成为室友中唯一符合捐精要求的“人类高质量男性”，然而由于太紧张，在取精时，始终进入不了状态，三次精液采集，都不成功。事后靳思阳用“非常糟糕的体验”来形容他的捐精过程，甚至一度对自己的“男性能力”产生怀疑，并从此打消了捐精的念头。

“无论是捐精，还是生殖中心的精液检查，在临床观察中，取精困难的情况都很常见，这与情绪焦虑、压力大、身体疲劳、环境干扰等多方面因素相关。”耿强表示，“一次成功的捐献（质、量齐备），需要进行5到10次的精液采集，频繁往返医院，每次耗时半天，累计起来有时会超过半年，费时费力，肯定会产生心理负担和情绪问题。”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捐精失败并不代表男性性功能障碍，或健康出了问题，更不代表没有精子。同时，只要严格按照流程，科学捐精，也不会因为捐精次数过多影响身体健康。《共识》中提出为供精者因采集困难导致的忧虑，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有其必要性。” 耿强强调。

在《共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包括排除取精困难的器质性因素，主动了解取精者的心理状态，减轻其思想负担，营造温馨的取精环境，对取精过程进行科普，指导科学取精等方面。“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来自医护人员的专业心理疏导，对于舒缓取精者的心理压力有一定帮助。”耿强表示。

虽然精子库会通过多种形式，对捐精人的个人隐私予以严格保密。但担忧依然存在，很多捐精人害怕资料泄密后，同学、同事或亲戚朋友不理解，从而遭到他们的拒绝、疏远，影响日后生活，尤其是婚姻、家庭生活。此前有报道说，一些捐精人在另一半知晓其“捐精史”后，遭遇“被分手”，继而导致抑郁。因此，《共识》再度明确，对捐精人在登记、筛查、精液采集、标本冷冻储存等全过程中均采用双层编码管理，避免了捐精人真实姓名的泄露。任何人无权查阅受供双方以及子代的一切信息资料（司法机关工作需求除外）。耿强认为，对于这方面的心理压力，除了继续做到信息保密之外，心理关怀也必不可少，同时更需要全社会建立起对于捐精行为的正确理解——精子捐献是公益之举，是崇高的人道主义行为。

“我需要对我捐精的后代负责吗？”“我捐精的后代之间会发生近亲结婚的情况吗？”“万一我自己的后代需要人工授精，会不会用到我捐赠的精子？”近年来，捐精者的“子代忧虑”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关于这类担忧，《共识》给与了较为完备的解答。首先，人类精子库医务人员要告知捐精人，对其供精出生的后代无任何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捐精人和子代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严格的保密机制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出现伦理和法律层面的麻烦。目前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不让孩子了解其生物学的父母，也是出于相同的初衷。关于近亲结婚的问题，人类精子库已建立完善的近亲结婚预防体系，志愿者子代近亲结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共识》也指出，当１个捐精者的精液已使５名妇女受孕后，剩余的冷冻精液将被全部销毁。目前，捐精人冷冻精液的使用周期，基本上只有５年，因此，不会存在跨代生育的情况。

“最初建立精子库的目的是用于冷冻贮存战争期间赴前方打仗士兵的精子，这也是精子库的主要功能。因此除了精子捐献之外，精子库还提供自精保存服务。”耿强介绍。这些自精冷冻保存者，将自身精子冷冻于精子库，以防未来生育风险。他们中不乏罹患某些影响生育疾病的患者，为了保存生育力，会选择在疾病早期进行自精保存。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曾经报道过，一名睾丸肿瘤患者在接受放疗治疗前听从医生建议办理了自精保存，在经过及时治疗后，通过辅助生殖，最终成功生下一个健康孩子的案例。

“这恰好说明，虽然这些患者背负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会遭遇采精困难以及精子质量不合格的问题，但依然要心怀希望。在这方面，专业人士的心理疏导非常重要，如何在以实相告的前提下，赋予他们战胜病魔的勇气，不仅需要耐心和善意，也需要智慧。”耿强说。在《共识》的最后一部分，专家们建议，对于因疾病需求前来保存精液的患者，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包括耐心解答，对其身心状态的调整提供支持和指导，鼓励其对未来生活树立信心等。

当精子捐献为社会稳定、人类繁衍做出贡献的同时，呼吁全社会关注捐献人的心理健康，《共识》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期待更多相关领域临床指南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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