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骏

我这一辈子，就职业生涯而言，热衷于两件事：一是行医，看病人;二是教书，带学生。

我的教学生涯始于1983年。那时我留美返国不到半年，满腔热血想要报效祖国，但不知从何发力。搞研究，资金、设备都是大问题;搞临床，皮肤病基于形态作诊断，经验十分重要，我当时在科内资历最浅，在疑难重症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恰逢此时，原卫生部指定北大医院皮肤科为“师资培训基地”，为全国医学院校皮肤科培养后备人才。教学需要的是全身心的投入，对场地、设施等要求不高。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挑起了培训班的大梁。

美国的留学经历，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智力绝不逊于西方人，而勤奋更是他们望尘莫及的。我国历来尊师重教，但尊师不等于要接爱老师讲的一切。当代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很快，更何况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病人。我感到，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首先要改变教学模式，倡导启发式，反对灌注式。所谓灌注式教学，就是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时再把笔记写到考卷上，其教育结果常常令人的思想比较刻板，陷入本本主义，很少有创新性。

当时培训班每年春节后开班，为期一年，每期学员10人，都是来自各个医学院校的青年医生。我们参照美国对住院医师培训的套路，首先，要求学员们每天一大早就来医院，参加7:00~7:40的晨读;白天参加临床工作，晚上在医院自习，直到22:00点才下课。为此，我以身作则，每天吃住在医院。学员们随时能见到我的身影，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在带教时，我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带教的是大诊室，可以坐8个学员。我总是坐在诊室门口，病人进诊室要问上几句、看上一眼，做到心中有数;病人出诊室时，我再查阅病历中的诊断及处方。对此我务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旦发现问题，会当面询问学员诊断及处方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没有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因此，各地来的医生水平差别很大。有的看病很快，简单问上几句，病人还没坐稳，一张处方就已经递过去了。这种看病方式一旦养成习惯，纠正起来是不容易的。虽然我平时与学员们说说笑笑，但在诊室里是很严厉的，诊断及用药尽量要求规范，容不得半点含糊，更不能容忍错误。遇到诊断或用药有误的病案，会毫不迟疑地指出，分析出错原因。学员见状，看病不敢怠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那时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到周日下午，我会利用业余时间带着全体学员围坐一圈，通过显微镜看病理片，都是一周来因诊断困难而取皮损作病理检查的。我们一边看临床照片，一边看显微镜下表现，这样既明确了疾病诊断，也对学员们了解疾病大有裨益。周日是休息日，面对的又不是病人，大家心情放松，师生间谈笑风生，气氛活跃。中间休息时，我会“请客”给每人买上3分钱一支的冰棍，有时改善一下，会买5分钱一支的小豆或奶油冰棍。记得有一位从部队来学习的女学员，有一次她“请客”，众人嬉言这是“军爱民”;自然，我“请客”就是“民拥军”了。这样的教学模式，后来就演变成全科的医生参加，而且一直坚持至今，成为对提高诊疗水平起了很大作用的临床病理讨论(CPC)。

培训班结业前有严格的考试。作弊是绝对不允许的。我认为考试不但是考知识水平，也是考道德水平。在考试前，学员们都非常紧张，因为考题不但量大，知识面广，而且题型多，有多选题、配对题、填充题、问答题、病例分析题等。为了准备考试，学员们提前两三个礼拜就开始准备。记得当时有个学员年龄比较大，平时又不太用功，但到考试前却突然“发力”，天天晚上开夜车，甚至说的梦话都与考试有关，最后这个“吊儿郎当”的学生成绩也算不错。

经过一年高强度和严苛的训练，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医生出师了。他们以后大多成为各地的学术骨干，也是我国皮肤科界的栋梁之材。学员们都称我们的培训班为皮肤学的“黄埔军校”，并以从这里毕业而自豪。由于我在教学工作中成绩斐然，带出了一批优秀的进修医生，也从整体上提升了医院的临床水平，1990年，我被提名为副院长，负责医院教学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也是一个新的考验!(连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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