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龄，93岁，我国著名病理学家，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北京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历届评委、中华病理学杂志常务编委等。1994年获卫生部“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称号。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主编、参编了《现代肝脏病学》《实用肝脏病学》《酒精性肝病》等多部肝病专著。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共14项。

“放心吧，从细胞核的形态和细胞排列来看，这是轻度不典型的增生，是不会恶化的。”王泰龄耐心地对一位前来询问病理结果的患者家属说。这些解释工作，对王泰龄来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对于病人而言，几句简单的话语让他们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王泰龄，我国著名病理学家，今年93岁高龄，从事病理工作逾七十载。她声音爽朗，精神矍铄，现在每天坚持工作12小时，仍奋战在病理会诊的第一线。

王泰龄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治学道路上深受北京协和医院刘世豪、胡正祥教授等医学大家的影响和熏陶。她意识到，医学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是各基础医学，病理科就是树干，枝是内外妇儿等学科。病理科要把根的营养送到树叶，也要从树叶吸收营养，也就是说病理必须结合临床。学习期间，王泰龄奠定了扎实的病理学基本功，养成了阅读专业期刊和文献的习惯，树立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最好”的标准就：严谨、认真、坚持，再把眼光放高一点。

新中国刚建立时，我国病理学研究很落后，全国从事病理工作的不到50人。许多院校想建立病理科，但苦于没有人。1953年，王泰龄调至第一军医大学(现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开展工作，承担卫生部病理师资培训班，创建各临床学院病理科。王泰龄在长春工作期间，除了留大体、切片、标本，同时开展尸检和临床病例讨论。她强调，尸检对于认识疾病是非常重要的途径。有一年，一位苏联专家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突然死亡，为查明死因，王泰龄前去做尸检，结果发现是动脉瘤破裂引起的大出血。

1984年，王泰龄调任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负责组建病理科。在她的带领下，中日友好医院率先在我国成功开展免疫组化技术。后来，病理学会在全国范围把这项技术推广开来。

王泰龄特别珍惜时间，最高兴的就是每天都能过得充实，多做一些工作。1996年退休后，王泰龄致力于肝脏病理学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认真积累资料，拓宽对肝病病理的认识，加强临床病理交流;认真做好全国肝病病理学习班的历次讲课，积极培养人才。鉴于她在肝病病理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于2014年9月授予其终身贡献奖。2015年，王泰龄承担了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中病理诊断标准的制定，在制定过程中总结了10年的肝穿病理，力求密切结合临床并与国际接轨。

王泰龄曾兼任中华医学会北京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历届评委、中华病理学杂志常务编委等职务。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先后为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等病理诊断标准。主编、参编了《现代肝脏病学》《实用肝脏病学》《酒精性肝病》等多部专著。发表专业论文100多篇。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及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共14项。

王泰龄说：“病理科大夫并不比临床医生高明，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到病变，而临床医生要‘隔着肚皮’分析病情。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从病理分析疾病的临床过程，帮助临床确诊。”

王泰龄教授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厚厚的文件夹，这是她这些年所有会诊病例的切片和临床资料，近7000份。她说：“病理科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县一级的医院也必须有病理科。我希望在最短时间，尽快地把我了解的各脏器病变规律，告诉年轻医生，为他们提供学习平台。我国病理发展与国外还有差距。咱们国家病种多，病人多，假如我们好好总结，我相信，几年以后应该是全球都看中国的资料。” ▲(生命时报记者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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