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骏

我在1978年经过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包括口试与笔试，成为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的候选人。上半年收到考试合格的通知，再经过各方面审查通过，之后开始集训。

应该说，我们那批人都是精英级的。1978年我36岁，年龄算是小的，大部分人比我岁数大，在40岁以上，如我们北大医院的原小儿科吴茜茹教授、肾内科王海燕教授、北医基础部的程伯基教授等。也有年轻的，就是老三届刚考入北医的，那几个人不得了，是天才，记忆力超群，通过背词典学英语，可谓过目不忘!北医系统总共有30来人，从1978年6、7月份开始在北京西城区草岚子胡同北京医学院学生宿舍集中培训。记得那时是暑假，宿舍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就我们这些老老少少从早到晚、从周一到周日，在一起培训，内容包括生活层面、语言层面，还有思想层面的。

先说生活层面的。录取以后每人发了800元的置装费。当时我异常兴奋。1978年，我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元，800元相当于一年工资了。我父母也十分高兴，想不到“臭老九”家出了个金凤凰，特意为我买了回上海的火车票。我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很有名的西服店量身定做了一件烤花呢大衣、一套西服，买了领带与几件衬衫，还有一双皮鞋，当然还有箱子，这些加起来花销将近800元!

当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当低的，物质比较匮乏。当我们在1979年底、1980年初陆陆续续打起行囊出国的时候，还买了不少生活及学习用品，如固体酱油、方便面、笔记本、铅笔等，还有人买了锅碗瓢盆，女生甚至带了卫生纸……真是难以想象，箱子里只要有缝隙，只要不超重，就塞满日用品。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是根据国内的情况去想象国外的生活条件。当时国内外汇十分紧缺，公派出国实属不易。大家抱着能省就省的心态，什么都带，都做好了去国外刻苦学习、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再说说语言上的训练。这是最要紧的，因为到了国外，若语言不通，无法交流，那就什么也学不了。我们这些人中，多数都比我年纪大，应该说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记忆力下降了。英语单词是需要一个一个背的，发音是要一个词一个词练的。我们这些考上的，英文文献及书面的阅读能力都是可以的，但是发音就不成了，日常生活用语也不行。当时请了几位英语老师，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位范老师。她的英文发音非常标准，帮助我们一个词一个词地纠正发音，学员交流尽量讲英语。记得当时的教科书，一本是《英语900句》，是简单的对话，还有一套《基础英语》，共四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学生每天起早摸黑，在一起叽里呱啦地练。

在集训期间，每个人向国外大学发简历，申请做访问学者。哪位学员收到了国外同意接收的通知，就离开集训班，去申请签证、办理手续、订购机票、准备出国。所以，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集训班学员就陆陆续续减少了。

我非常荣幸，赶上了好机会。1978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主任，时任国际皮肤科协会主席的贝尔教授到中国来访问。我科王光超教授参加了接待。王光超教授曾留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他给我写了推荐信。贝尔教授欣然同意我去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做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所以，我在1979年11月离开了集训班。

至于思想上的准备，当时国内的大环境，经过十年动乱，打倒了四人帮，人心思安，改革开放深得人心。倒是有些人担心，我们这批大多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精英出国，会不会滞留国外不回来了。

感谢邓小平同志，坚持公派出国!我们作为第一批拓荒者，其实都憋了一口气，一定要争气，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驱动下，学员们一个个扛起行囊，踏上了奔赴万里之遥异国他乡的征途!(连载③)▲初到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朱学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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