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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道》

被称为是“毒瘤剧”“国产奇葩剧”“毁三观剧”的《娘道》刚刚于卫视播出结束，收视的火热与口碑的崩坏折射出电视剧市场的一大症候：从客厅遥控器到网络话语权的争夺战，延伸至子女一代与父母一代价值观念巨大的撕裂。在批判、否定之后，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作为大众艺术的国产剧当何为。

从客厅到网络的“战争”

收视率破2的新晋收视冠军、爆款国产剧《娘道》，在豆瓣却只得到2.6分的评分，被批评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其所宣扬的“哺而无求，养而无求，舍命而无求”的“娘道”更是被视为“女德复辟”。该剧的“毁三观”之处，主要在于物化女性、信奉“三从四德”、男人是天、女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母亲必须为儿女牺牲一切、生儿子是光荣的使命。

作为“娘道”典范的女主角媖娘，她在生产时“我这条贱命算什么，只要能为二少爷生儿子”式“切腹宣言”更是让人恶寒，《娘道》俨然在“手撕鬼子”式国产雷剧序列中新增了一个“女德传奇”的分类。如果说同获豆瓣2.6分评分的《极光之恋》是上一年度的青年玛丽苏“神作”，那么这一次可以说《娘道》为中老年烂剧“扳回”了一局。对于接受新时代平等自由思想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封建男权复辟”式作品《娘道》，其所表现出的以讨好男权，甚至自轻自贱来换取庇护资源的女性命运，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于是，“陪爸妈看娘道”这一话题也在小长假里于网络悄然走火。从现代都市生活抽离出、回家度假的儿女们，陪伴父母追看《娘道》似乎成为新时代“尽孝”的一项义务，忍耐剧情、咽下意见，“有些人在微博标榜时尚追求自由，背地里却被爸妈压着一起看娘道”，既是一句自我调侃，却也于不经意间折射出子一辈与父一辈之间的观念鸿沟。

《娘道》定位其实非常清晰——拍给“今天还愿意坐在电视机前的中老年人”看。父辈观众是传统荧屏的忠实用户，却也是互联网时代里“沉默的多数”，他们用遥控器撑起了电视收视，却在网络平台处于不可闻“透明态”。正如电视剧里的高收视选手，却常常在年轻人的舆论场里是隐形的，国产剧中隐形的“剧王”是连播十季之久的《乡村爱情故事》即是明证——做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对标，其地位相当于中国人的《老友记》(《六人行》)。媒介受众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娘道》是结果也是一处表征。

有网友这样总结《娘道》的剧情设计：“开头是民俗玄幻剧，然后是婆媳家庭剧，再然后是家族商战剧，再然后是刑侦监狱剧，再然后是传奇剿匪剧，再然后是叔嫂伦理剧，再然后是狸猫换太子剧，再然后是兄妹狗血剧，再夹杂着抗日神剧中年玛丽苏乡村伦理封建迷信。”这种设计不过是：预想传统观看想看什么，便去做什么。资本逐利，若让其成为收视“典范”，大批复制性作品涌入，只能劣币驱逐良币，让国产剧市场更为畸形。

一些追捧《娘道》的观众认为，剧情反映了旧社会的现实，那时候的女性就是这样的。这涉及的是观看惯性问题，这一套故事或许因为内容贴近那一代人的知识结构而易被接受、理解。也有声音认为这是“那些已经因为糟粕受了苦的人的一点心理安慰”，但这种抚慰就如同兜售给老年人的保健品一样廉价而不走心。能否起到心理抚慰的按摩作用尚不可知，但从创作者的立场来看，不过都是为了从中老年人手中抢夺资源——金钱或注意力，并进一步置换为收视资源。如果安慰受苦的人，只是呈现他们所遭遇的不公和剥夺，并将其无限美化，这是附庸于孱弱的人性想象：认为“我之不公必将加之于人”的狭隘偏见。真正带给他们安慰的应是，看到曾捆绑他们的枷锁被破除，而非套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换言之，《娘道》没有忆苦而思甜，而是将“苦”直接偷换为“甜”，本质仍是一颗包裹着糖浆的毒药。

两个标准的争议：现实观与价值观

《娘道》的争议背后，其实是两个关于艺术标准的讨论。一是艺术该怎样反映现实？二是艺术品是否可以用价值观来评判？

首先，追捧《娘道》的观众认为，它反映了旧社会的现实。我们发现，从众多后宫剧到《娘道》，反映美化男权、物化女性、表现群体互害的作品都被“时代所限”四个字赐予了内容上看似无法反驳的“豁免权”。但反映现实其实也有着技法上的差异，用鲜活生命所遭受的压抑表现他们的挣扎与反抗，是真正的批判糟粕、是让人脊背挺直的“净化”。

即便是争议颇多的《延禧攻略》《如懿传》，在破裂、悲凉收场的结局中给了皇后推翻棋盘、退出这场游戏的选项，因为这场皇权统摄下的游戏没有真正的赢家。《娘道》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不断颂扬“跪服”，我们看到的是媖娘娘道的“伟大”与“屹立不倒”——走过了烽火，走过了岁月，走过了苦情，终于把娘道修炼圆满，谱写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母爱传奇”。

如果说后宫宫斗剧对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尚有“劝百讽一”的“讽”，那么《娘道》却是完完全全毫无抵抗地拥抱“生男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天职”的思想，正如《中国妇女报》所言，她是“将毒瘤装扮为鲜花”。文艺从来不是小事，尤其是受众群体广泛的大众电视剧。有时，文艺作品与大众人生轨迹的改变之间有时只差一个被塑造的经典耀眼的人物形象。因此，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反映现实”不等同于“与时代共振”，好的文艺作品影响现实，合格的作品如实展示现实，而低劣的作品与“现实”媾和。

聚焦反映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展示的是在封建制度摧残下的一个受害者。而观众之所以讨厌媖娘，是因为她甚至主动成为封建思想的拥护者，并以此获益——用苦和难硬造高潮、感动自己、强撑伟大。

2018年了，在海外作品聚焦《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使女的故事》时，我们拿出的却是《娘道》。倘若说这是东方特有的情感结构，那么世界第二大人口体国度印度同样拍出了《神秘巨星》《摔跤吧爸爸》这样的作品，用细腻的情感温柔而有力的推翻那片男权的天，去关心弱者的生存。

歌颂母爱当然没有错，但表现的手法有很多，《娘道》独独选择了以一种“去人性化”的方式去“贴近”历史，只能说是对中老年市场的一次投机罢了。更甚者，这一陈腐的老故事也在生产着新东西：更新的中国式“母爱”想象新样本。用各种台式苦情剧元素拼凑而成的“传奇”：“掉进黄河平安无事，背着孩子老人飞檐走壁”，背后的逻辑则是“被剥夺、被牺牲”是她们成圣的唯一路径，是母亲生来的“天职”。把“母爱”架到一个真空的高度，让父母这一身份失去了犯错的资格和学习的机会。

另一方面，《娘道》的追捧者声称，不能用三观来绑架作品。关于“三观党”的争议也由来已久。常常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艺术不能用简单的三观正否去评判，诚然，若艺术的表达被简单的好、坏二元对立所遮蔽、肢解，那么艺术便会变得无比正确但却乏味。正如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所言，“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标准答案，从不具体。艺术可以挖掘和展示人性中的善恶，但它并没有直接审判的义务，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不能讨论作品的价值取向问题。

“不能用三观来评价影视剧”和“影视剧的价值观取向”问题混为一谈，完全是偷换概念的做法。我们反对的是前者“一刀切”的限制题材和人物，比如“三观卫士”要求作品中不能出现第三者人物、不能表现婚外恋题材的做法，但对素材的加工和呈现方式当然可以加以评判。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在的观众旗帜鲜明地反对《娘道》倡导的“女德”思想。

在新媒体和现实焦虑的双重加速下，批评《娘道》的声音不断出现，但或许我们应该让批评不止于单一作品评判。喂养作品的现实土壤、行业的规则与潜规则，同样值得关注，否则按下了这部《娘道》，还会有下一部、下下一部的《女道》《女德》《妈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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