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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要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掌握实情、把脉问诊，问计于群众、问计于实践。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各民主党派坚持以党为师，也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下民主党派前辈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的历史往事和感悟心声。

朱学范（1905-1996），上海金山人。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集邮协会名誉会长；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名誉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朱学范早年从事邮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他深知，多年的战争使旧中国留下的通信网络和设施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又都需要邮电通信来传达政令，沟通联系，推进工作。他把邮电事业看作是国民经济建设的神经系统，全身心扑在邮电事业上。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邮电在新中国建立的第三年就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通信系统。在担任邮电部部长的十几年间，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邮电事业的落后与不发达的局面呕心沥血，使国家邮电逐步发展，保证了党和国家政令的下达、信息的反馈，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清末秀才 ，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民盟主要创始人，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澜对日本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和研究，认为国家的发展必须要依靠教育和实业，而南充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是丝绸业。张澜充分认识到丝绸业发展对振兴南充地方经济的重要作用。张澜指出：南充兴办教育和实业，必须从蚕丝业入手。并制定实施方案，兴教育、建桑园、办蚕社、开工厂，以促进蚕丝业的发展。南充蚕桑事业以后能蓬勃发展，首创之功，始于张澜。清末民初，南充不知有多少人受张澜影响，相继投身蚕丝业。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

费孝通关注农业、农村、城镇的发展。他从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在开弦弓村做田野调查时即形成了立足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工业的改良思想，他的《江村经济》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江村经济》之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都是通过实地调查产生的。“先有行，才有果”，直至晚年，费孝通仍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老少边穷之地。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里，他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走访和调查中度过的。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职业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曾任民建中央主席。

黄炎培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斋学者，他的很多著述都是在考察各地情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著名的《延安归来》就是黄炎培在访问延安之后写成的，以日记的方式展示了延安的社会风貌，为国统区民众了解延安打开了一扇窗口。有人指出，像黄炎培这样“行路多、读书多、著述多的人，在同时代的人中实不多见”。黄炎培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三山五岳。由于注重调查研究，黄炎培颇为了解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其治学特点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

成思危（1935-2015），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会理事长。

成思危从香港回到内地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疍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成思危在船上和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社会大学”，他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成思危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在“社会大学”的求学坚定了成思危的信念，使他终身受用。而高悬于他办公室墙壁上的条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则彰明较著地显现了他的为人、为学和为官之道。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曾任民进中央主席。

1949年建国以后，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社长。他在指导编写教材过程中，是一名严格的实践者。人教社编写的语文教材的读文，每篇文章都经过编辑人员推荐和集体讨论，再由室主任审定，最终送叶圣陶审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错了，肯定下来的文章，送回来时总是贴着小小的纸条，上面是他写下的修改意见，字体工整，连一个标点也不马虎。关于课文的选取，叶圣陶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这一点，叶圣陶的实践也是楷模，在入选的课文中，诸如朱德、郭沫若的诗文都曾进行修改。叶圣陶的教材编辑思想，看似平易，实则精深，是深入浅出的典范。它既集中了他在教育实践中的切身经验，又渗透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深厚涵养，它代表着当代中国教材编辑思想的高峰，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今天语文教材的编写，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注：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排序不分先后。如有疏漏，欢迎补正）

作者 _ 许晨星

本期编辑 _ 张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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