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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孝文帝改革，主要为以下内容：

迁都

汉化的第一步就是迁都洛城，《魏书‧任城王云传》记载洛阳“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是个好地方，且在经济及战略上来讲，又可以通凿运河，《魏书‧李冲传》中孝文帝言：“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

习惯与文化

首先改变衣着与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命令人民改穿汉服，不得再称“代人”，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葬洛阳，《魏书‧高祖纪下》云：“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又“太和十九年……诏迁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样一来便可绝代人故土之恋；反之，若不如此，鲜卑终无法成为中原士族。

接下来，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将语言改变，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随着语言改变，姓氏也随之改变。

政治方面

“班禄制”：北魏初年，官俸制度沿用“掠夺制”，官员俸禄乃从战争中掠夺他人财物，后来国家渐渐安定，官员间贫富差距渐大，贪污成风。故此孝文帝仿效汉人的班禄制，官员每季定时发薪。

“三长制”：北魏初年，户籍制度沿用“宗主督护制”，平民百姓大多因为生计依附世家大族（宗主），成为宗主的私人财产，中央政府不但难以收税，平民百姓更多受宗主威迫。孝文帝制定“三长制”，以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重新整理户口，方便税收。

“均田制”：“均田制”配合“三长制”而行，计口授田，平均土地和牲畜，使平民百姓安居乐业。同时，推行“均田制”，亦可视为北魏政权由游牧业跃进为农业的过程。

影响

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孝文帝只讲氏族，不讲伦理，因为鲜卑族自古以游牧、战斗为主概，并不讲究文化，要提高文化水平须等到懂得儒学、道家等哲学，而氏族则只需以官爵的高下为标准，如《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如此可知，北魏后期只论门第高低，正是鲜卑贵族尚无高深文化而发展而成的，其目的在于使鲜卑贵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能与华北汉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世家一致。

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胡人大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只是胡语、胡服还存在，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变俗的过程。

答背景：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北方少数民族多已从事农业生产；北方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孝文帝接受汉族地主的建议，进行改革。

内容：

（1）实行均田制，485年颁布均田令，按人口分配土地给农民。

（2）实行租调制，受田农民须向国家交纳租、调，并须服兵役、徭役。

（3）494年，迁都洛都。

（4）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令鲜卑族改用汉姓、穿汉服、说汉话，提倡与汉族通婚。

影响意义：

（1）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化过程。

（3）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北魏孝文帝改革原因：

孝文帝是北魏政权的第六位继承人，拓跋宏五岁时登基为孝文帝，在母亲冯太后的帮助下，孝文帝亲政后，在北魏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孝文帝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来实行改革，原因在于孝文帝看到了北魏社会暴露的弊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让北魏恢复活力。

孝文帝意识到了吏治的弊端，在政治上颁布了四方面的措施来恢复北魏朝廷的清明。北魏帝在五岁时候登基为皇帝，朝中有些官吏乘着孝文帝年幼，借用职位之便来从中牟利。

答孝文帝改革的第一部分，也是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和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在十六国的百年战乱基本摧毁了汉魏晋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重新通过“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班逯制”建立起了一个此后延续至隋唐的官僚政府模式的雏形，“均田”、“租调”确立和稳定了政府税收，“三长”推动了政权对基层民众的控制，“班禄”则推动了军事贵族的官僚化，这一切其实从冯太后摄政时期就已开始，至孝文帝时期最终完成，也是真正使得北魏得以超越此前的前后赵，前秦等北方军事政权，而具备了一套崭新的，具有上升潜力的，完全超越了魏晋残烬且足以开创新时代的王朝制度，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是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前后。

此后孝文帝于九年后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发布一系列汉化改革方案，包括禁胡语，改籍贯，重立士族名籍等等，这其实已经是另一个用来解决鲜卑军事贵族与经历了第一次改革后的官僚政府间的不兼容问题的二次改革了，其主要目的是两个，第一是把鲜卑军事贵族向着合格的新政府官僚的方向改造，使其在心态，习惯与能力上足以在经历了第一次改革后的洛阳政府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第二是吸纳北方的汉族士族子弟以填充中央政府，保持改革后的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活力，为此才需要惩戒拒绝改革者，如杀太子元恂，以及鼓励合作者，如重用李冲、李彪这些“礼乐文雅之士”。并因此而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汉族士族主导的中央政府，以及六镇这样的未汉化的边境武人之间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以河阴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胡化的反动。

所以对孝文帝改革的评价也要分两部分看，关于第一部分的政治经济改革，完全可以用“奠定此后三百年的新时代政治基础”这样伟大的评价来为其盖棺定论，可以说终结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乱世的希望种子，便是由孝文帝改革的这一刻起落地生根的。

至于第二部分的汉化改革，则可以视其为暂时性的压制魏晋南北朝北方的最深刻矛盾，以保障第一部分的改革的进行和持续的时代性措施。异族军事贵族和北方汉族士族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在异族军事贵族的力量削弱到一定程度，以及北方汉族士族被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官僚化改造到一定程度之前，这个命题在当时的北方社会中根本就是无解的，它导致了此前的前赵、后赵，前秦等所有北方霸主的崩解，也导致了此后北齐的动乱和灭亡。孝文帝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制它不爆发，从而为前一个改革的持续，以及新的中央政府的巩固和发展争取了足够的时间，这已经是当时局势下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因此，以他身死近三十年后，六镇贵族的一系列胡化反动来苛责孝文帝引爆了民族矛盾，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刘渊、石勒倒是都没有建立起汉化后的中央政府，也因此而没有引发边境军人的胡化反动，可它们的异族军阀政权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就灭亡了呀，又哪能和孝文帝改革所带来的北魏近二十年的黄金时代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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