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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全会后,刘建勋在河南放的第三个大招,就是要敢字当头,动员群众起来造反，亲自导演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大剧。

1966年8月22日，河南省委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刘建勋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号召进一步掀起全省“文革”运动高潮。

8月24日上午，刘建勋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动员群众对我们大揭发、大批判，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能阻碍群众运动，否则会下台，还会下得很惨。不能拉人保护自己。丢掉自己的错误有何不好？勇敢起来，支持群众革命行动，乱也不怕。他还大声疾呼：“同志们，我们都要学会在大海中游泳。敢字当头，去掉怕字，这是爱护你们！”

8月24日下午，刘建勋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笔者分析，这个会议，至少是县委书记级别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动员报告。他首先传达了陶铸、王任重的电话指示。然后要求将他的意见天黑以前，请同志们传达到干部中去。他说,学生革命热情很高，可能给省委提意见，我们工农兵和干部，都要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能提保卫省委，也不能保卫你们自己的机关。我们不管什么意见，只能欢迎，不能对立。就按《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运动》传达。

当时,有的领导干部对刘建勋支持群众造反感到不理解，问他：“你为什么要支持造反呢？”

刘建勋说：“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讲，这次回去，有人实行，有人还是不实行。还是两派红卫兵，拉一派保驾。”他还说：“要赶快动员起来，炮打省委司令部，戴戴高帽子，脱了就算了。可是反犯了路线错误，对于高级干部来说，一辈子也洗不清。”

8月25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刘建勋代表省委，号召省直机关革命干部、职工起来炮打司令部，向司令部展开猛烈的进攻!他说要搞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解决司令部的问题。炮打司令部，首先要打我们省委这个司令部，各部委、各厅局的司令部也要打。我是省委司令部里边的主要成员之一，希望大家先向我开炮。一切革命的干部、职工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打破一切顾虑，冲破一切阻力，大胆地起来闹革命，闹它个天翻地覆!

大会宣布了省委决定，改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省委宣传部，建立省委机关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8月28日，省委常委会议，在刘建勋主持下，就当下文革运动提出以下意见：

一、现在必须把机关运动的火烧得旺旺的。炮打司令部，首先打省委。“一斗二批三改”，现在“一斗”，就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般干部和勤杂人员的问题，即使右派也要放到后期解决。

二、必须充分的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准借口而转移目标。

三、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文斗，就是发动群众，彻底揭透斗臭。不要打人，不要变相体罚。

四、要当坚决促进派，不能有纠偏情绪。仍然要敢字当头。

五、各单位要把运动限期发动起来，引火烧身。坚决炮打司令部。

六、坚决支持红卫兵的倡议，除四旧立四新。

七、不要“报喜”，不要提“拥护省委……。”

9月1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广大师生员工对省委造反，他说：“我代表省委热烈地欢迎郑大革命师生员工，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郑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从开始到现在，省委始终是把斗争锋芒引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省委一直反对学生斗学生，不准用任何借口斗学生、整学生。”

他说：“省委派工作组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工作组进去以后，起了阻碍群众运动的作用，责任主要在省委。应当说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甚至犯了严重错误，其中有些错误是与省委领导有关的，你们可以彻底揭发，你们要谁回去检讨，就可以叫谁回去检讨。”他最后表态说：“我前一段在对郑大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上，总起来讲，就是毛主席批评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我是省委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之一，炮打司令部，请你们首先炮打我。省委在其他工作方面，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大家统统可以揭发批评。”[1]

9月1日，中央决定调刘建勋到北京工作，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文敏生接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建勋表示，他离开河南之前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召开一个大会，动员红卫兵造省委的反。

9月4日下午2点半，由河南省委联合郑州市委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郑州市革命师生大会。会场挤满了学生和干部群众，约有5万余人。省委领导人刘建勋、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纪登奎、戴苏理等人在主席台的前排就座，而省委派往各校工作组的负责人则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迫站在主席台下边，面对大众，“低头认罪”。张耀东奉命充当主持人，他刚宣布开会，便有学生接二连三要造他的反，经过刘建勋排解，会议才在一片喧嚣声中开始。

刘建勋连忙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了一通。他代表省委檢查了省委在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缺点和錯誤，号召大家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了打破阻力，他宣布了省委对大专院校文革运动的四条意见：

(1)学校的党政领导人，不准插手学生运动，要敢于引火燒身，听取群众的批評，有錯誤要彻底地向群众檢討。如果发現暗中操纵、阻挠学生的革命行动，一經揭出来，就立即罢他的官。

(2)有些学校的斗爭目标不对头，不是把鋒芒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着犯有一般錯誤的人。这种情况，如果出于革命同学由于革命经验不夠，由革命同学自己总結經驗，按十六条办事。如果是某些领导人策动的故意轉移目标，揭发出来就立即罢官。

(3)北京和外地来的革命同学，到各校进行革命串速，这是一种新的革命秩序。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应該热烈地欢迎他们，虚心地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經驗。本校、本地的革命同学，也要到外校、外地去进行革命串速。中央决定，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去。省委一定根据中央指示，把组織工作搞好。

(4)省委重申，中学里的支部书記，大学中的总支书記干部，都不要参加文化革命委員会。他们应該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接受教育，經受考验。不得利用党团组織控制学生革命运动，应当让每个党员在运动中，考验他们，锻炼他们。

对于同学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見，刘建勋号召大家在《十六条》这个最高網领前提下，加强革命的团結，共同对敌，建议把目前同学之间的争論往后摆一摆，先集中力量揭发批判省委和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問题上来，向省委、市委、校党委各級司令部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炮。

刘建勋的稿子尚未念完，就有十几个学生冲上主席台，要把张耀东推下台去，说这个会议不能由省委来主持，应该由他们来主持。会场秩序大乱，省委领导人走下主席台，走进主席台后面的一个房子里面，被警卫人员保护起来。混乱之际，又有一批学生冲上主席台，他们拥护省委主持会议，反对刚才冲主席台的人。其中一人把匕首一甩，扎在桌子上，大骂刚才冲主席台的人“胡来！”。双方争吵起来，与会群众纷纷退出会场。

会议无法进行，刘建勋摇摇头说:“算啦，咱们回去吧，反正我也讲话了。”

当天晚上刘建勋乘飞机离开郑州飞往北京任职。

这个大会议的意义在于，这是全国第一个由省委主动召开的动员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的大会，它被毛泽东认为是河南省委又一“敢字当头”的具体表现。

大会之后，当夜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員会的几百名学生来省委造反，揭发省委的錯誤，向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宋玉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大申、党若平、馮登紫、省教育厅长王錫璋等人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5日上午，河南农学院、郑州紡織机械学校等单位一千多人，来省委揭发批判省委的錯誤。5日下午，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絡委員会在市体育場召开了三万多人“炮打省委司令部的煽风点火大会”。他们計划扩大串連，連續召开多次大会，猛攻省委。

红卫兵被动员起来了,刘建勋却被调离河南了。省委以及省直机关的哪些领导干部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炮打”了呢？咱们下回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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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建勋在郑州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日，原件存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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