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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与偏信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前者说的是一个人能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后者则是一个人只愿听取自己想听的意见。这两种做法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一个人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自然会耳聪目明，保持清醒的头脑；反之，则有可能闭目塞听，做出错误的判断。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唐太宗与魏征君臣二人，就曾为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唐朝吴兢在《贞观政要·论君道》记载：贞观二年（六二八），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唐太宗为什么向魏征询问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显而易见，他很希望自己成为明君，避免成为昏君，在史册上留下光彩的一页。但对于明君与昏君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不是十分清楚。魏征给了清晰的答案：关键在于为君之人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前者能够兼听，后者则是偏听偏信。同时魏征以历史为镜，举唐尧、虞舜因为兼听，即便是像共、鲧也不能蒙蔽他、迷惑他，来证明兼听的价值；以秦二世胡亥偏信赵高、梁武帝萧衍偏信朱异、隋炀帝杨广偏信虞世基，导致天下大乱，甚至江山易主，来说明偏信的危害。

任何人的知识、经验与脑力、体力等都有限，而这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与听闻，必然存在着种种的不足。因此，广开言路，扩大听闻，以更多地了解各方信息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对身边的人和事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就此基础作出的决策，相对会更加明智与正确。相对的，在个人见闻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又偏听偏信，最终会因被蒙蔽而害了自己。

为什么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帝王会偏听偏信，这是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这与奸邪之人善于揣摩圣意并投其所好有关。如梁武帝、隋炀帝想尽情地享受生活，不想被政事打扰的时候，朱异、虞世基们将发生叛乱一类的事压下不上报，上位者因此喜笑颜开，依旧醉生梦死，可以说，正是昏君与奸臣的相互配合，才会上演中国历史上那一齣齣的荒唐大戏。

唐太宗可说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少见的明君，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明君，与他懂得以史为鉴，努力兼听、避免偏信有关。可惜的是，在谏臣魏征过世之后，因为少了一面镜子，晚年的唐太宗“渐恶直言”，以致他也因为偏听偏信犯下了某些错误，如出兵高句丽等。而这，是不是让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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