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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陈寅恪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两座耸入云霄的昆仑双峰，在20世纪上半叶撑起了各自的一片天。两个人都是文史大家，一位是“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一位是“三百年来一大师”。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傅斯年与陈寅恪的私交甚好，他们曾是同学又成姻亲，最后隔海相望而不能见，这段历史带着浓浓的书卷气和强烈的哀伤。

1926年冬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当时“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住所，清华大学正蓬勃向上发展，有了“四大导师”还不够，还要扩充师资力量，梅贻琦想请一位有留学背景的“大海龟”出任中国文史教授，询问陈寅恪的意见。

陈寅恪当即脱口而出：“傅斯年。”

陈寅恪与傅斯年早就相识，早在1915年，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班读书，经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了，那时傅斯年19岁，陈寅恪25岁。两个人相互之间很仰慕，但是很快陈寅恪便拿了官费再次出国留学了，所以交集还并不是很多。

傅斯年一直在北大上学，陈寅恪则游学各国。五四运动过后，冷静下来的傅斯年决心出国，于是便远走大不列颠。刚到英国，他就在北京《晨报》每天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之类的文章，俨然成为留学英国专家。

1920年夏，傅斯年进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读心理学博士。他还曾帮助作家威尔士写《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爱看歌剧，喜读小说。时间久了，实验心理学这一主课却越学越觉得没意思。

于是在1923年，傅斯年便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其北大同窗罗家伦解释是：“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堪称风云际会，都聚在柏林，如陈寅恪、俞大维、刘半农、毛子水等，加上徐志摩、赵元任、金岳霖先后来访，一时间星光熠熠。傅斯年也与陈寅恪重逢，关系更加亲密。傅斯年开始涉猎更多的科目，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甚至有人还看见他的包里装着三本地质学的书。

当时留学生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可以用“富于学而贫于财”来形容。当时很多留学生拿的是官费留学，然而国内局势动荡，哪有钱往欧洲寄给学生？在《中国留学教育史》中记载：“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后来，陈寅恪的女儿回忆父亲当年的留学经历：“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而傅斯年比陈寅恪经济条件更要差，在那段日子，傅斯年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国内的家人生活尚无着落，更无力接济傅斯年，后世看傅斯年的身材一定猜不到他在欧洲有过长时间忍饥挨饿的日子。傅斯年在给刘半农的信中写道：“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刘半农是拖家携口而来，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经济情况更加拮据，回信道：“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

刘半农和傅斯年的关系一直不错，两个人都是直性子，在议论之时常因情绪激动争吵，吵不过还要挥拳动武，但打过之后，两个人就会和好如初，毫不伤及感情。刘半农去世后，傅斯年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经历，具体情形虽无细述，但打架的事却特别提及，因为给他留下的不是交恶的印象，而是美好的回忆。

傅斯年在这时跟陈寅恪的关系就已经很好了，从傅斯年给他人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留学生生活的困顿。傅斯年在1926年2月致罗家伦的信中曾说：“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不久，傅斯年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言语中多有无奈之感，然而为求学目的，只好忍饥挨饿。而另一封信简直让人不忍阅读：“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

当然，留学生们生活拮据并不仅是官费不能及时到手，很多留学生都出自名门望族，他们没钱买面包的最大原因是把钱都花在买书上面了。据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在回忆文章《杂记赵家》中说：“……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由此可见，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大师，是不无道理的。

杨步伟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當时的俞大维甚至过黑白颠倒的生活，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是能够节省白天相对多的花销，所以白天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

除去艰苦的学习生活，由于年轻人好冲动，于是当时便流行离婚的风潮，但是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留学生活艰苦，但也是一种磨炼，是对他们思想的一种打磨。傅斯年终生反对奢侈浪费，讲究贫富平等，恐怕与年少时这段艰苦卓绝的留学经历有关系。傅斯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四年左右的时光，因为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被推举担任导师，他便回国了。很快，傅斯年也学成归国，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不过，就在傅斯年准备回国时，国内形势突变，北洋军阀执政的最黑暗时期到来了。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学生因为日本军队派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对中国公然侵略挑衅之行为，纷纷组织起来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让全国震惊的是，在执政府门口，学生们遭到了军警的枪击与殴打，当场死伤数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师大死伤最多，鲁迅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记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难的年仅22岁的刘和珍与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

北京已陷入了风雨飘摇之际，刚到香港的傅斯年接到了中山大学的邀请，就决定在此地干一番事业，没有选择前往北京。1928年春，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傅斯年见到机会来了，便写信给蔡元培陈述做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蔡元培遂帮助他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俗称的“史语所”。史语所成立之后，傅斯年便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一心扑在上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此时，傅斯年的雄才大略得以展现出来，他向北方望去，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投湖自尽，梁启超因病归家，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只剩下自己的老友陈寅恪苦苦支撑着，那时盛极一时的“四大导师”因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于是他向陈寅恪与赵元任伸出橄榄枝，挖清华大学的“墙脚”，陈寅恪与赵元任略一思忖便同意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老友又重聚了，他们将在史语所创造最高默契与辉煌。傅斯年致信陈寅恪说：“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

1928年8月，史语所正式成立之初，傅斯年就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小屯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董作宾到达安阳调查后得知，地下仍埋藏着有字甲骨，并非有些人所说早就挖光了。傅斯年欣喜交加，赶紧筹集经费、调配人员，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组成了殷墟科学发掘团，前往殷墟考古。这次发掘意义深远，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董作宾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院。未出国留学接受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他，发掘中难免出现一些疏漏甚至笑话。他从没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最不易腐朽。所以，当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他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位和尚，这被传为笑谈。这恐怕也是随后傅斯年力邀清华号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的原因。

1929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9岁，分别为史语所所长，考古组、语言组、历史组主任。史语所为我国史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评价：“史语所早期的成绩不光是一个殷墟。当时陈寅恪以敦煌材料来做学术，陈寅恪、陈垣等都做明清大内档案，陈盘等人做汉简，傅斯年做夷夏东西考，都做得很好。你看最早的那几期集刊，你就会觉得那时真是一下子就站在世界學术的很前沿。”

1933年，史语所迁到上海，陈寅恪仍留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史语所再迁南京，再迁长沙，再迁昆明。陈寅恪也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住进了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

当时的昆明，常遭日机轰炸，所以天天得“跑警报”。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患眼疾，行动不便，于是，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向外跑时，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体跑到楼上，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到楼下，送进防空洞里，这才放心。傅斯年对待朋友真是没得说。

傅斯年与陈寅恪一生友情深厚，又并非密友似的时常见面通信。抗战结束后，陈寅恪接到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并有重回清华任教的打算。傅斯年了解陈寅恪与清华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求，只说几句保重身体的话语后离开。陈寅恪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史语所去清华园，傅斯年难免心中顿生失落与惆怅。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傅斯年乃大清开国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之后，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两人皆有显赫的家族史和骄人的荣光。陈寅恪的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从这样的关系上看，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密，然而表现出来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傅斯年溘然长逝后，远在海峡这边的陈寅恪悲痛万分，吟诗一首以寄托哀思：“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傅斯年与陈寅恪惺惺相惜多年，彼此欣赏仰慕，却并无多少热烈的感情迸发，反而如平静的湖面上倒映着的两座大山，秀美巍峨，不动声色地矗立千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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