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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所绘苏东坡像。

苏轼文集有赋一卷，《前赤壁赋》无疑是其中的最佳之作。苏轼文凡七十三卷、两千余篇，其中亦未有胜过《前赤壁赋》的。甚至不妨说，在三百六十册、八千多卷、十六万多页的《全宋文》中，《前赤壁赋》亦为其中的最佳而可以称为压卷之作的一篇。苏轼的老师欧阳修，赞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见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模仿一下这个句式，我们就可以说：“宋无文章，唯苏轼《前赤壁赋》一篇而已。”这当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此赋的佳处何在呢？这却不易作答了。譬如有人食指大动，饱食一顿大餐，你要问他好吃与否，那他是可以不假思索，立即便能说出的，但若要问好在何处，却不一定说得清楚了。而妙于语言的黄山谷在形容茶的味道时，也就只能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见《品令·茶词》）——这真是等于没说！但我还是要饶舌一番，“尝试论之”。《前赤壁赋》的好处，也许可以这样说：主要是在写景、抒情和说理三者高度的融而为一，并且笔补造化造了一个高妙澄明之境，它不仅文辞工，抒写妙，有苏轼本人所说的行云流水之致，而且在精神上有相当的深度，它对于人生的根本的问题作了极简隽的探讨，而深具哲学之意味。以前人说《庄子》是“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前赤壁赋》虽不是“文学的哲学”，但说它是“哲学的文学”，是决无可疑的。

湖北省黄冈市东坡赤壁的《前赤壁赋》。 （人民视觉/图）

它从眼前江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来谈万物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勃窣理窟”，而富于辩证的意味。“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几句的句法，是本于《庄子·德充符》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其思想，则本于僧肇《物不迁论》的“四不迁”之说：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见中华书局本《肇论校释》，17页）

僧肇就是肇法师，是鸠摩罗什的最杰出弟子，号为“解空第一”。肇法师的意思，是说山风旋吹是静的，江河流水也不曾流，野马是天地间的游气，它虽飘动而实不动，就是日月在天流转，也不是真的流转。这就是所谓的“四不迁”。这是《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及一百三十所提过的（“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物不迁论》中又说：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既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动乎？（《肇论校释》15-17页）

肇师的这一节论证，姑不论其对错，其阐说之妙，却是首先必须要承认的。为了说得清楚些，我且把肇师说的“往物”“今物”“昔物”，换成梁启超的名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那么肇师的意思，就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并不是同一个我。昨日之我，可以于昨日找到，但在今日就无以觅见了，因为在今日的乃是今日之我，而非昨日之我。亦以此故，昨日之我，也就并没有从昨日到今日来，今日之我既非从昨日来，则今日之我，亦必不往明日去。所以每一日中，都各有一我，如电影的胶片上，每一格都各有一人，而各各不同，而各格之中的各各不同之人，亦必不互为往通，不互为往通，那当然就是静而非动的了。看电影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虽然胶片本是静的人物，但一经放映，却又是实在是动着的。但那是一个假象。肇师的想法，也与此仿佛。

与肇师说相似的，是古希腊的芝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引了芝诺的说法：“如果每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本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移动位置的东西在任何一个霎间总是占据着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飞着的箭就是不动的了。”（据《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34页；娄布丛书本《物理学》英译则作“Zeno's contention that ‘the flying arrow is not moving’ depend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time of its flight is made up of indivisible instants in each of which it is at rest”，这就是西方著名的“飞矢不动”说。芝诺主要是从空间着想的，肇师则是从时间，所从想之途不同，而所归则一。“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诚然的。

《庄子·天下篇》中有一派与惠施互辩的，另有一说：“飞鸟之景（按即影字），未尝动也。”影子是无光处，它是无，就好比拓本的不着墨处，因无而为字。飞鸟是移动的，而飞鸟之影却不动，但这是易于理解的。《墨经下》：“景不徙，说在改为。”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云云，是其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三册1536页）也就是说，鸟影是光为鸟蔽而有的，鸟移，后影已非前影，影既非一，则无从言其动了。这是与芝诺之说，有本质之不同的。

《庄子》中真为肇师所用的，是《田子方》中仲尼答颜渊的一节。颜渊问仲尼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仲尼为了破颜渊的惑，便对他说道：

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中华书局本《庄子集释》，707-709页）

这就是《物不迁论》的“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之所本，其详如此。《田子方》中的这一大段，是《庄子》中的最上等的文字，也是我最喜欢读的文字之一。它的大意，是说人随大化而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而每时每刻之我，也就与前我不同，所以一交臂之间，故吾已尽失。这真是通达了大道，而揭出人生的真相。肇师正是借了此事，来证他的“四不迁”之说。而苏轼则是用肇师的说法，破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外羡的妄念，所以哀、所以羡，也正是为了我执之故，所以说“而又何羡乎”，人生于世，又有什么要羡的呢。其实，人生的烦恼，也就起于这个对外的羡，以及在内的我执。苏轼就是要破除这个执和羡，而提出他的与外物“共适”的主张。这就是：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按，“适”字别本作“食”，非是。参观予《赤壁赋之适字》，见2019年8月1日《上海书评》）

“共适”的“适”，就是融洽地在一起、彼此适合、彼此悦适，各得其所。这个“适”的含义可说是极丰的，也是最值得玩味的。要做到“适”，就要抱一种欣赏的态度，而不可执著，而必须忘掉彼此、忘掉物与我。这里所说的“忘”，不是普通意义的读书、学知识因记忆力不佳而忘掉了，不是这个忘字，而是中国古人所体察出来的心与物之间的一种境界。《庄子·达生篇》云：

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集释》662页）

“屦”是鞋子，“要”就是“腰”。当你想不起、忘掉了你的脚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鞋是适你的脚的，你也就处在“适”中。你想不起、忘掉了你的腰的时候，那也就说明你的衣带是适你的腰的。而当你忘记了是非，那就是你的心在“适”中了。最后把“适”这件事也忘了，那就臻于最高的“忘适之适”之境了。鲁迅有一篇戏谑之文，题目很长，叫做《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但其中有几句，说得颇对：

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上海书店本《南腔北调集》，105-106页）

这正好是可以作庄子的话的注脚的。事实上，这一境界，也就是《庄子·大宗师》说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相忘”，鱼在水中不知水，人之沉潜于学问，亦若鱼之在水，得其乐而忘记了人世，那就是“相忘乎道术”了，那也就是孔子的“其为人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反之，王守仁《传习录》说的“持志如心痛”，则是要学者在用功之际，每时每刻，都不要忘掉所立的志。这五个字比喻得真好，因为心一痛，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必自然一齐集中在这个痛上了，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但这是进学修业的一种功夫，它只是初阶，不是学问的最高的境界。人生的一切烦恼，皆缘于不能忘，而执著于追求外在的事物，包括金钱、权力、地位、事业及不朽的声名，也包括生命，等等等等，对外物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而是抱着贪着、占有、据为己有之念，本来是可以没有烦恼的，但是一抱此念，人生的烦恼也就纷至沓来了。这是因为不能与外物“共适”，也就是执著、痴妄，而不能得“解脱月”。

王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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