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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古已有之。按照《汉语大词典》解释，“是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后指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倾轧的宗派。”《战国策·赵策二》，有云：“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可见，“朋党”在当时就已经是个贬义的词汇。还有一种说法，“朋党”，依《说文解字》中所讲，是从“朋”字所引申假借而来，“朋”字的原始含义是凤凰的“凤”。凤飞起来，身后有成千上万的鸟尾随，由此引申出“朋党”这个词。从这个解释来看，“朋党”一词似乎并无褒贬毁誉之义。而在秦汉以后，“朋党”则专门指官僚士大夫为了自己的目的相互勾结，搞“团团伙伙”，树立党羽或者派系的小团体。这些派系之间相互倾轧，明争暗斗，就成了人们口里的“朋党之争”了。“朋党”也再无中性含义，完全是贬斥之词了。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大同小异。其实这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它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既定的结党宗旨，更不存在明确的政治纲领。大致而言，它们只是代表官僚阶层的一群人，或一类人，由于政治上的利害，或因为政见趋同，甚至，仅仅是籍贯相同，便凑起来自然形成一个松散的小集团。即使他们某一方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与另一方发生争斗，最后导致“小鬼遭殃”，也改变不了他们是上层官僚们之间的“神仙打架”的属性。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之所以严惩“朋党”，其主要原因在于，“朋党之争”直接导致皇权旁落。正如唐人李绛所说的：“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因此，凡是涉及到“朋党”者，必遭到严惩，即使他同皇帝关系再密切也不能幸免。譬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虏大将军徐达在推翻大元的一系列战争中厥功甚伟，朱元璋称帝后，仍然经常拍着徐达的背亲热的称呼“徐兄”，又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接着就把自己为吴王时住过得旧官邸赐给了徐达。又封徐达为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可见这种亲密远远超过一般人，即使在历代王朝中亦少见。但是，当朱元璋发现手握重兵的徐达与朝中一些大臣来往密切时，顿生疑忌，害怕徐达朋比结党，有不臣之心。就在徐达背上生疽的时候，朱元璋却故意将蒸鹅赐给徐达，据说这种疾病最忌蒸鹅。面对“朋党”“可能”的出现，朱元璋立刻拉下面孔，毫不手软的置徐达于死地，丝毫不顾及多年来跟随朱元璋东征西讨所建立起的情谊。

如果说开国的皇帝对“朋党”如此敏感，是因为看着前朝轰然倒掉，权柄落入自家手中心有戚戚，那么，有些王朝末代的无能帝王亦对“朋党”颇为警惕，就充满了别样的讽刺。东汉时期，汉灵帝刘宏与宦官曹节曾有一段对话。刘宏问曹节，“什么是‘钩党’？”，曹节回答道：“‘钩党’，就是结党营私的人。”刘宏继续问：“这些党人究竟做了什么恶，需要诛杀呢？”曹节回答道：“因为这帮人互相纠集在一起，想图谋不轨！”刘宏不懂，继续傻问：“他们不轨，到底想干嘛？”，曹节只好道：“他们不轨，就是想图社稷！”看完这对话，颇让人发笑，这个糊涂愚蠢的末代皇帝，连“朋党”都不知道为何物，但是一听到结党的目的是夺取“刘家”的江山社稷，立即就明白了里面的轻重，所以马上下诏，要求务必将“钩党”铲除干净。事实上，东汉真正反对“钩党”的是宦官。所谓“谋不轨，图社稷”，这些致人死地的罪名都是宦官所捏造的。

翻开历史书，从秦朝往后考察，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党争事件的发生。有的时候，表现的多些，有时候少些，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有的缓和些，有的激烈些，概莫能外！秦时，有李斯赵高之间的政治斗争。西汉时，儒臣和文吏之间的对立，大司空何武有：“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的话。西汉末期，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把持朝纲，朝中官员和地方官多出自王氏集团手下，大臣刘向上书汉成帝，强烈抨击王氏集团“朋党比周，以营私利”。东汉中期后，外戚、宦官、官僚士大夫各自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终导致两次残酷的“党锢之祸”。西晋时，贾充与庾纯两派斗争。北魏则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官僚与鲜卑族皇亲国戚之间殊死较量。

唐朝的党争，最著名的就是牛僧孺为代表的牛派与李德裕代表的李派的“牛李党争”。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一种说法，说牛党重进士科，李党反对进士科而重门第，李党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牛党则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的新兴阶级。不过，当李德裕被牛党所陷害，贬到远在天涯的海南岛的崖州时，当时就有人吟诗感叹：“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所谓“八百孤寒”，就是指当时较为清寒的应试举子。可见历史中的是是非非，还真不是非黑即白就可以下定论的。唐朝除了牛李之争，还有朝官与宦官之间的“南衙北司之争”，互相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元代的党争更加残酷，斗争到最后往往是刀兵相见和皇位易主。元朝中后期从元武帝到元顺帝的二十五年间，竟然走马灯的换了八个皇帝。可见内部之间斗争的激烈。明朝刚刚建立不久，胡惟庸、蓝玉“党案”便爆发，随后，内阁制取代宰相制，阁臣之间争权夺利的党争就没停过，一直贯穿整个王朝史。黄淮与解缙，夏言与严嵩、严嵩与徐阶、高拱与张居正等等，不可枚举。万历年间，“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阉党”之间的斗争，其残酷放在几千年历史上看都是少见的。清朝前期索额图与明珠的党争，到末期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争斗就也没停歇过。

朋党之争可以说贯穿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它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常态。它与宦官专权，外戚擅政，母后垂帘等现象一样，成为中国官僚政治中始终无法消除的政治“陋习”。一旦王朝政治开始污浊不堪，社会出现动荡，内忧外患之际，它愈发活跃，同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结合，进而产生重大的政治变故，深刻左右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西方人用开放，来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但是，发展的效果，见仁见智，不过，至少找了一条路出来。而我们的“帮帮派派”“团团伙伙”的“小圈子，虽然有了规定限制，似乎大方向还围绕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思想领域进行规范，靠内在自我约束效果如何，数千年历史早已给出答案，怎么办？倒还真需要好好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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