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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远古至今的洞庭湖孕育着文明，同时也饱经沧桑。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留下诸多关于洞庭湖的地理认知和人文、军事、灾害等多方面的记忆。在人文记忆方面，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许多与洞庭湖相关的传说、碑铭和诗词歌赋等；在军事记忆方面，洞庭湖是被视作天险的军事战略要地；在灾害记忆方面，洞庭湖的灾害史同时也是洞庭湖区人们的防灾抗灾史。地理认知影响文化表达，洞庭湖的“沧桑”,记录着洞庭湖的地理历史变迁，同时，也“书写”了洞庭湖区人们的勤劳勇敢和坚韧不屈，留下诸多文化记忆供后人体会和承续。

关键词：洞庭湖;地理认知;文化记忆;洞庭波;

湖湘大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50万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旧石器时代。湖南最早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点为澧水中下游的津市虎爪山遗址，位于洞庭湖西岸。江河湖海孕育着生命与人类文明，洞庭湖周边的澧县、汨罗、湘阴、岳阳、益阳等地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多处文化遗址。就湖南而言，洞庭湖周围应属文明发展最早之区，湖面面积、江湖关系历经历史演变[1]12,古往今来人们对之几多歌颂，也几多悲叹。自屈原将之形容为“洞庭波”,到近代湖南留日学生创办《洞庭波》杂志，“洞庭波”任凭文人骚客抒发无尽感慨，依旧“浩浩汤汤”。其实，洞庭湖作为天然形成的湖泊，位于湖南省北部，自古即有人类活动与之互动，关于其的地理认知与文化记忆随历史变迁而动。目前学界有关洞庭湖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历史演变、环境变迁及灾荒等方面1,较少从记忆史角度切入，观察人们对洞庭湖的认知与记忆。本文拟从人文、军事、灾害角度概述式缕析自古至近代人们关于洞庭湖的“客观”的地理认知，以及如何进行文化表达，借以观察地理环境的社会意义。

一、洞庭湖的原始风貌

无论是将洞庭湖视为重要的鱼米之乡，抑或是阻隔湘人外出的天然屏障，均有后见之明的“嫌疑”。廖静仁主编的《千年湖湘胜迹图志》,描写了湖区的迷人景色：“千百年来，八百里洞庭以其磅礴大势跃然于历史的取景框中。碧波万顷，沙鸥翱翔，浮光跃金，诗意荡漾。更兼有日落黄昏下，数点渔舟唱晚；平湖秋月里，万顷碧波溢彩。湖洲万顷，芦苇摇曳，青碧如画。长江与四水交汇处水面宽阔，百舸争流，水鸟翔集，常有白鳍豚嬉戏浮游，异景奇呈；东南角汨罗江入口处磊石山横江而立，于莽莽平川间陡生屏障。那湖中的君山岛，当是造化的杰作。”[2]220-221洞庭湖拥有十分优美的景观，湖波荡漾、生态胜美，诸景虽属自然造化，但其中也颇多人类痕迹。若是回看洞庭湖早期原始风貌，应当别有一番情景。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多有对洞庭湖自然风光的描绘：“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3]194其中难免有范仲淹的个人抒怀，但也属对洞庭湖周围自然地理环境的客观刻画。

洞庭湖历经沧海桑田，今人已无从一览先祖当时所见的洞庭湖盛景，也难以真正理解湖区第一代居民眼中的洞庭湖。正如霍斯金斯所言：“历史学家试图走进那些闯入一片处女景观的第一代居民的精神世界，并精确地想象他们所见的、不复存在的景观，他们意识到这项工作即使并非全然不可能，也还是存在一些困难的。一个人必须同时是植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才能够确认他掌握了所有事实，才可以对着一片景色的那些小小的细节发挥想象力。”[4]15-16因此我们只能借助考古和想象来还原些许场景。

虎爪山遗址所在的先民从附近河滩或熟悉的岩石区拾拣石块，敲打成合适石器，然后利用这些石器砍伐和加工树木，有时斩断根茎、掘地深埋、刨土挖坑，或投掷狩猎。虎爪山遗址考古发现说明，“古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采集和狩猎，而采集占绝对优势，狩猎的直接物证只有刮削器和石球”[5]12,其食物来源仅限于陆上生物，尚未见有鱼类。先民或偶然接触洞庭湖而产生“水神”信仰。旧石器时代晚期情况逐渐变化。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出土了栽培水稻的谷壳标本，以及鱼类化石。[6]95-97这表明湖南境内先民们已经开始捕捞鱼类。稻作农业与古代人类捕鱼行为的关系被视为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过渡阶段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湖南考古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炭化水稻和鲤科鱼类遗存，预示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随着新石器时代到来，洞庭湖周边呈现一片繁忙景象，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即为显例。距今8000至9000年，先民开始“聚落社会”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房屋多为边长6米左右的近方形建筑，一般建在地势较高的岗地，逝去的人埋葬于居所附近。[7]18-19面积不大的“灰坑”中种植水稻，先民经常向坑中投掷各种供品，祭“田神”保收成；蓄水坑寄养“捕捉回来的活鱼”。[8]71-72该时期先民的物质生活逐渐多样化，开始使用简单的或直接捏塑而成、或用泥片贴塑法而成、或两者兼用而成的陶器，经济形态也变为稻作农业兼采集和渔猎。因人类活动频繁，洞庭湖周边的“自然植被从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这种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因为人类既可在此进行狩猎和采集以获取生活物资，又能在“水系边缘开荒种植水稻”。[9]32考古遗址中稻作农业遗存的屡屡发现，凸显了“水”的重要性，证明先民们与“洞庭波”的距离越来越近。

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洞庭湖区及其周边已开始出现“在平原的旷野上建筑营地”的现象，这是“人类从游群向定居过渡的重要阶段”,也表明当时已有不少社群聚集于洞庭湖周围。[10]423尤其当人类逐渐掌握房屋建筑与鱼类捕捞等技术后，洞庭湖区成为适合人类生活之地。该时期洞庭湖因地质变化，并无太大水域，呈现多河网交织、湖沼发育的平原地貌景观，遍布水陆动植物，生物种群多样化，亚热带气候雨水充沛，日照合适，具备光、热、云、气、水等各种生物生存要素。人类为应对环境，开始学会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生活，他们在临近水源区域建造聚落，挖壕沟抬高地基以利于排水。若说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很少涉足湖区，多靠洞穴、树林、岩壁等作为遮蔽所，而当人类开始有能力“择所”后，“自然的景观因为人的参与而发生改变，人类的活动也极大地促使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洞庭湖区环境的变化，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而造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复合景观”[10]426。洞庭湖区的自然环境决定该区域聚落形态与结构、建筑的形式，乃至经济模式，而人类活动又影响着洞庭湖区的地貌景观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洞庭湖区人口越来越多，大约6000年前诞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城头山，其已具早期邦国文明性质，修筑有护城河、城墙、城门。[11]20-21该城民宅房屋出现明显的功能分区，有祭坛、稻田、陶窑，还有公共墓地，从随葬品来看，当时社会存在一定等级区分。[12]10-16该地先民或信仰太阳神，至今流传着在太阳神庇护下洞庭湖“鱼儿肥壮，湖田里五谷丰登，农民安居乐业”[13]8的故事。随后800多年间，城头山周边相继崛起多座规模更大的城市，而成“城市群”。这与洞庭湖区自然资源丰富，先民生活物产充盈密切相关。

该时期人类也时刻面临自然界的挑战和威胁。为抵御风险，洞庭湖区先民修筑城池，面对“不期而来的洪水”这一最大威胁，制定措施“以防止洪水来袭，筑墙是为挡水，开沟是为排水，开沟的土可用来筑墙，可谓一举而两得”。[14]77-78先民既感恩又敬畏洞庭湖，以传说解释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并由此产生水神信仰。《山海经》描述洞庭湖区，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居住“洞庭山”,她们“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15]231。“九江”即洞庭湖，先民认为洞庭湖的“飘风暴雨”与娥皇、女英有关。

先秦时期洞庭湖地区整体上属于河网沼泽平原景观，但也已开始有湖泊景观出现，只是尚未“形成大型而统一的湖泊水体”[1]15。洞庭湖某些区域于人类而言多为“险途”,人们生存活动范围有限，对洞庭湖充满敬畏，探寻洞庭湖都是被动而为，自然灾害来临时只能期望神仙鬼怪庇佑。

二、洞庭湖的人文记忆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留下无数关于洞庭湖的文字，或客观描述，或抒发情怀，或大气悲壮，或细语委婉，总能恰当地表达洞庭湖的各种形态。地理认知上的洞庭湖一向被视为险恶之所。湖南地处整个中国版图的中间偏南，其地理位置并不偏僻，但与外界交通历来有碍，此与四周地形有关。湖南南为南岭，西为云贵高原，东为罗霄山脉与幕阜山脉，北虽为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却有“八百里洞庭”与外界相隔。

春秋战国时湖南逐渐被纳入楚国管辖，洞庭湖周边流传有许多关于楚国的传说，如“养由基救楚庄王”“樊妃与楚庄王”“楚昭王遇见萍实”“三闾巷”“屈望”“墨鱼朝宋玉墓”等。《战国策》记载楚王游云梦时，“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16]285。《汉阳志》称，“云梦”的“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17]14。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将洞庭湖形容为“方九百里”:“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18]1云梦泽因泥沙沉积等，部分即成洞庭湖。该时期洞庭湖虽没有后来的“八百里”,但也算“巨泽广薮”。

洞庭湖浪急风高，形成自然险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巡，渡长江至湘山祠，因天气不好，过洞庭湖时遇大风大浪，惊吓之余大发雷霆未再继续南行。[19]248其时诸方人士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道及洞庭湖的风浪。屈原在《湘夫人》中留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20]44的感叹，虽只是“洞庭波”,实则伴“秋风”寒意，显其真实心境。自屈原留下“洞庭波”后，洞庭波浪反复为文人所书写，或为微波细浪，或为滔天大浪，被描写成“阻隔”者不乏其例。

唐朝文人也留下无数关于洞庭湖的诗句，寄情山水的同时也写出面对“洞庭波”的慨叹。孟浩然有诗感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21]188作者描述面对浩渺的洞庭湖欲渡却无舟的情景，委婉表达希望得到丞相张九龄援引的愿望，其中有关洞庭湖波涛汹涌的描写也是当时洞庭湖的实况。白居易也留下“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阑。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此地惟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22]131的叹息。如此连大雁都无法飞渡洞庭湖，更何况人，其险阻可见一斑。戴叔伦在寄给友人的一首诗中，也不无感慨地说：“云雨一萧散，悠悠关复河。俱从泛舟役，近隔洞庭波。楚水去不尽，秋风今又过。无因得相见，却恨寄书多。”[23]118-119当时戴叔伦到潭州任李皋幕参，与李皋一湖之隔，但因“洞庭波”的阻挠，不能相见，只能寄书遣怀。李端也说：“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远山云似盖，极浦树如毫。朝发能几里，暮来风又起。如何两处愁，皆在孤舟里。”[24]203这些诗文道出诸多感慨，或因洞庭湖的壮阔，或因写诗者的心境。

诸多人士在描述“洞庭波”时皆有苍凉无奈之感。唐末五代的可朋在《赋洞庭》中说道：“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贾客停非久，渔翁转几遭。飒然风起处，又是鼓波涛。”[25]819北宋欧阳修《偃虹堤记》曰：“洞庭，天下之至险……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26]264显然，洞庭湖风波已为古往今来湖南与外界沟通的险阻。七百里、八百里洞庭在造船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确为天险。

其实，唐代湖南文化虽有发展，但大体依旧属“文化边裔”。中唐诗人张谓撰有《长沙土风碑铭》,序言说：“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斑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27]585此为处文化中心的中原人士对长沙的观感。湖南为古时“贬谪之区”。谪官于此者，眼前纵有洞庭湖美景，心中也难有佳境。初唐时的宋之问晚年流放钦州，后改桂州，途中留下“地尽天水合，朝及洞庭湖。初日当中涌，莫辨东西隅”[24]6的诗句。沈佺期与宋之问是同时代人，流放至驩州途中，留下的是“七泽云梦林，三湘洞庭水。自古传剽俗，有时逋恶子”[24]8。诗人心情不佳，满眼景色也无心欣赏，书写洞庭之水只为抒发内心情怀。直至宋代，文人眼中的洞庭湖似乎依旧与“夷蛮”相连，诗人梅尧臣描述道：“长沙过洞庭，水泊风摇碇。青山接夷蛮，白昼鸣鸮鸋。竹存帝女啼，夔学林雍鑋。不嫌卑湿往，教令民须听。”[25]985显然，夷蛮卑湿的观感尚未见太多改变。

正是在此背景与语境下，唐宋描写洞庭湖的诗文反复出现代表“悲秋”和“思念”之诗情的“秋”“月”意象。如唐代贾至的“谪居潇湘渚，再见洞庭秋。极目连江汉，西南浸斗牛。滔滔荡云梦，澹澹摇巴丘。旷如临渤澥，窅疑造瀛洲。君山丽中波，苍翠长夜浮。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我同长沙行，时事加百忧。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28]1724。又如刘长卿的“登高复送远，惆怅洞庭秋。风景同前古，云山满上游。苍苍来暮雨，淼淼逐寒流。今日关中事，萧何共尔忧”[29]1038。再如刘禹锡《洞庭秋月行》的“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孤轮徐转光不定，游气蒙蒙隔寒镜。是时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30]317。直到“洞庭秋月”成为潇湘八景之一后，诗文意境有所变化，不乏对这一美景的赞颂。如米芾的《潇湘八景图诗序》的《洞庭秋月序》:“君山南来，浩浩苍暝。飘风之不起，层浪之不生。根气既清，静露斯零。”[25]1167该诗意境与以往诗作悲秋叹月的格调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外来者多悲秋，就连湖南本土文人也多借洞庭湖之“秋”表达悲凉之情。唐代李群玉在《寄短书歌》中描述道：“骨肉萍蓬各天末，十度附书九不达。孤台冷眼无来人，楚水秦天莽空阔。翔雁横秋过洞庭，西风落日浪峥嵘。三年音信凝颦外，一曲哀歌白发生。”[31]4280他在另一首诗中也表达出类似情感：“凉风西海来，直渡洞庭水。翛翛木叶下，白浪连天起。蘅兰委皓雪，百草一时死。摧残负志人，感叹何穷已。昔我睹云梦，穷秋经汨罗。灵均竟不返，怨气成微波。奠桂开古祠，朦胧入幽萝。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31]4273此或许还是因洞庭之险，即使生活在湖南本土乃至洞庭湖周边的人们也视之为畏途。

洞庭湖之天险发展到后来则有“出湖”一词，字面而言为“出洞庭湖”。唐代张说有诗《出湖寄赵冬曦》,云：“西泛平湖尽，参差入乱山。东瞻岳阳郡，汗漫太虚间。窘步同行乐，遒文互屡看。山戍上云桂，江亭临水关。川途倏忽间，风景依如昨。湘浦未赐环，荆门犹主诺。何时与美人，载酒游宛洛。”[32]436显然“出洞庭湖”不易。清朝文献记载，康熙、雍正皆曾派员致祭“洞庭湖之神”,希望达到“洞庭安澜”的效果，其中雍正三年的祭文有“惟冀波浪永静，蒸黎获利济之安；风雨以时，稼穑享屡丰之庆”[26]20之句。正因洞庭湖波浪的不安，才有祭祀的必要。雍正曾言：“闻洞庭一湖，绵亘八百余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为标准，一望杳渺，横无涯际。而舵杆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余里，或二百余里。舟行至此，倘风涛陡作，无地停泊，亦无从拯救，多有倾覆之患。”[26]20-21可见洞庭湖暗藏太多危险。孟登在兵船过洞庭时，留下“我行出湖棹且还，闻道前旌临我里”[33]287的诗句。近人陈旭麓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34]446这从侧面说明“出湖”甚难，所以才有“出息”之谓。待到清末造船技术提升，粤汉铁路通车，出洞庭、出湖南才不再是难事。

三、洞庭湖的军事记忆

“洞庭湖”作为文人骚客中的“牢骚”、百姓生活中的“险阻”,往往也是军事活动中的天然地理屏障。洞庭湖“自设险以来，兵家所重。洞庭为楚、蜀、黔、滇门户，四达交冲。自古以来，率多窃据”[26]148。洞庭湖发生的战守颇多，在某些历史时期如南北朝甚至被视为“血海”[26]193。最早围绕洞庭湖的军事记忆应为炎黄之战，贾谊《新书·益壤》记载：“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35]18战后，炎帝部落有相当部分被迫徙居至长江中游与洞庭湖南北，而黄帝又继续南伐越过长江，直抵洞庭湖区和湖南境内。舜帝也曾南征，留下不少传说故事，其二女娥皇与女英即葬于洞庭湖中的君山。当然，这些均限于传说，也属洞庭湖最早的军事记忆。

周穆王即位后大规模征伐南方“蛮夷”,《古本竹书纪年》如此记载：“穆王十七年，起师至九江，以鼋为梁。”“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比鼋鼍为梁。”[36]52“九江”并非今日江西九江，而是指洞庭湖，古时洞庭湖素有“九江”之称，“鼋鼍为梁”显然不现实，但也道出周穆王征伐的艰难，尤其在洞庭遇到的阻力甚大，直到“鼋鼍”神助后才完成南征计划。清人顾栋高提出“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的观点，其最大理由即楚国势力“未尝越洞庭湖以南一步”,此自然源于洞庭之险。[37]555实际上春秋时湖南大部分已归入楚国版图，楚人可绕行洞庭，从洞庭湖西岸到达沅澧流域，从洞庭湖东岸到达岳阳地区。楚文王时期楚国势力甚至到达洞庭湖南岸。正因如此，洞庭湖军事战略地位突显，尤其在造船技术落后的年代，被视为天险。当然，这些战争详情及如何利用洞庭湖“天险”,现均难知晓。

秦伐楚时，《战国策》中有“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16]57的记载。秦始皇南戍五岭，以及入越作战时，“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38]2958。监禄所凿之渠为灵渠，沟通连接湘江上游和漓江上游。在战争中，北方主要依靠骑兵，南方主要依靠水兵。与洞庭湖军事有关者多为舟师水兵。三国时东吴大都督鲁肃在洞庭湖边训练水师，修建一座阅兵楼，即传闻甚广的“岳阳楼”。魏晋之际，洞庭、长江已成全国重要的漕运线，人们利用洞庭湖这一水路交通资源已较熟稔。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后，湖南的军事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北宋熙宁后，朝廷为应对南方多河网的地形特征，开始重视舟师，在湖南境内设有少量水军，并在长沙、常德建有船坊。后为镇压杨幺起义，南宋朝廷又在长沙及洞庭湖周边多处增设水军，并在湖南各地加速打造战船。洞庭湖一带流传诸多杨幺起义的故事，反映起义军注重利用洞庭湖水域的地理优势作战：南宋初年，杨幺领导洞庭湖区十九县农民起义，在龙阳县安营扎寨，实行“陆耕水战”的策略，他深知各种船只特点，知晓“要水战么，必须有战船”,于是研制出如泥鳅般“滑刷”的“鳅船”。[13]115-116起义军“人强马壮，又善水战，熟悉地形”[13]117,抗击官军围剿，屡战获捷。而《状元鱼》的故事讲述了杨幺“耕战结合”,重视渔业生产，坚持“洞庭乃是鱼米乡，不能丢鱼只种粮”,举办“鱼龙会”的事迹。[13]429-430这些战争故事不仅是洞庭湖的军事记忆，也是湖区当时风俗民情的生动记录。

明末清初南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逐渐突出。1673年末，吴三桂不服清廷撤藩在云南起兵，洞庭湖成为吴三桂的重要据点。1674年，吴三桂尽占湖南，屡以舟师攻夷陵，双方相持。1675年，康熙下令进攻长沙，吴三桂为守卫长沙，“遣将率兵7万，倮儸3000防醴陵。又于岳州城外掘壕三重，于洞庭湖峡口植丛木为椿阻舟师”,并亲自“由常德赴松滋，驻舟师于虎渡口，截断勒尔锦、尚善两军，使不能相应”,坚守长沙达五年之久。[39]6071679年，清军利用新建水师占据洞庭湖优势，攻克岳州，长沙守将闻岳州陷，相率溃奔，清军入长沙城。吴三桂突然失去天然屏障，只得退岳阳弃长沙。显然，洞庭湖为由北入湘的天险，据之可守潇湘大地，放之则湘北、湘中失却天然屏障。不久后，清朝在洞庭湖区设置水师营，愈见洞庭湖军事战略地位重要。

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北上入湖南，不可避免进入洞庭湖区。起初太平军并无水军“战舰”,但鉴于在南方水域得水军者得优势，太平军逐渐建立水军。咸丰元年，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40]3。当时清朝水军实力有限，曾国藩“先于衡州治水军，访船制，皆不知其状，筏成不可用”,深感“非舟楫无与争利害”。[40]74-75而待水军训练成熟时，洞庭湖成为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重要战场。咸丰四年，“寇入洞庭，步上犯宁乡，及遇水军下，寇遽退，湘阴、岳州皆复。三月，寇复上，岳州防军溃，赖炮船以免”,洞庭湖大风大浪难以预测，“丙午，大风坏船，漂损大半”。[40]75此后曾国藩重整军队，其中“李孟群、杨载福、彭玉麟鏖战洞庭湖，自荆河达金口，所向皆捷，遂克武昌”[40]679。同治元年，曾国荃进军金陵。因湘军水师之力，太平天国的粮食运输渠道断绝，金陵城内粮食匮乏，对太平天国打击甚大。水师为湘军发挥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

洞庭湖历来为兵家战场，南兵北上、北兵南下皆需经此地，湖区人民曾因此饱受战争的苦难。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派飞机至长江中游一带骚扰。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为断绝武汉后方支援，遣派飞机轰炸岳阳。随后，中国海军官兵在洞庭湖反击日军飞机轰炸，并在湖中布设水雷，顽强抵抗日军海军进攻。武汉沦陷后，日军占领岳阳长达数年，期间中国军队乘船多次攻克君山。

四、洞庭湖的灾害记忆

洞庭湖区既是一块人类宜居之地，也是“江洪灾”与“涝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之地。江洪灾主要指长江洪水倒灌洞庭湖，或湘、资、沅、澧四水同时涨水抬高洞庭湖水位，往往容易形成全省性洪灾。正所谓“洞庭南徙，每遇沅、澧、资、湘四水并发，西湖无消泄之区，以致常德、益阳动有大水入城之患”[41]133。涝灾则主要指持续降雨导致低洼地带积水，造成农作物减产。几千年的洞庭湖历经无数灾害，留下许多历史书写。清代武陵人陈乐光的诗描写农民因涝无收的情景：“岁岁插湖田，见禾未见谷。昨夜没堤腰，今晨浸牛腹。”[42]1045而岳阳诗人谭晓曙也描述大水冲没禾田时的情景：“山洪同时发，水大没田畴。禾苗皆不见，但见起浮沤。去者既浩浩，来者复悠悠。禾田成水荡，农民心上忧。”[43]76各类史书也是屡见洞庭湖区“大水”的记载。

纵观历史整体发展趋势，在秦汉至明时期，湖南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的次数呈增加趋势。[44]19如1560年长江的洪峰与洞庭湖四水交汇，造成洞庭湖周边诸多州县受灾，是为典型“江洪灾”,被形容为“古今仅见”[26]180。洪水后粮食收成也是问题，如明末华容县的一场大水，使“业无常种，种无常收，平芜衰草，尽属不毛”,“洼下之区，汪洋绝粒”。[45]308-3091848年夏天湖南全省发大水，某些地方洪水至次年都未退，致水灾更重，饥荒流行，史称“己酉大荒”:“上年水灾创伤未复，本年大部分地区自三月至六月仍淫雨不止，湘、资、沅、澧继续大水，滨湖围垸溃决更多。”[46]3

洞庭湖汪洋巨浸，湖区百姓长期面对水患威胁。当人们对大风大雨、水涨水落找不到合理解释时，就诉之于鬼怪神话，因此当地许多有鲜明水域色彩的传说广为流传。如《桩巴龙祭母》的故事讲述桩巴龙四处寻找母亲坟墓，祭拜母亲之事，他“每到一处，那里就乌云滚滚，狂风怒吼，暴雨倾盆”,甚至引发龙卷风。[13]285-286该故事将洪水视为桩巴龙作怪，为该地区淫雨霏霏、狂风怒吼寻找缘由。与此相似的还有《白龙探母》的故事：清明时节雨纷纷，相传这是因为白龙井里住着一条白龙，每年清明节前后，这条白龙都要“从井里出来一次”,他一出来就会导致大风大雨，“人们说这是白龙去探母”。[13]286

洞庭湖哺育着湖湘儿女，被视为母亲湖，但与此同时，历史上洞庭湖洪涝灾害频发，用“十年九灾”形容并不为过。这既有自然原因，也和人“与水争地”有关。宋代湖区百姓即开始在洞庭湖周边围垸垦种。围垸即“围田者，四围筑长堤而护之，内外不相通。江以南，地卑多水，田皆筑土为岸，环而不断，随地形势，四面各筑大岸以障水。中间又为小岸，或外水高而内水不得出，则车而泄之，以是常稔不荒”[47]116-117。被围的湖田土质松软肥沃，适合种植水稻。但湖田也是造成洞庭湖水患的重要原因，有《赵公河歌》言：“河之水，何汤汤，怀我赵公兮地久天长。斯地何地兮?乃是洞庭八百汪洋澎湃之湖光。今日何日兮?千家万户携耒负耜经营农与桑。咄彼愚民兮，壑邻政策殊荒唐。河身横塞兮，那管尾闾所在沅澧而资湘。”[41]863该诗道出围湖造田虽能“经营农与桑”,但河道堵塞无法实现“疏浚排瀹”,人们筑起堤坝试图挡住“洞庭波”,反而导致水患来得更猛烈。围湖垦田使得洞庭湖的天然水量调剂功能严重减弱，导致行洪不畅。到民国初年，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消纳南条诸水功用甚大，今失去三分之二”[41]自序1。

除水灾外，洞庭湖区也时有旱灾。1368年，湖南遭逢大旱灾，有民谣对此描述道：“麻风细雨莫怨天，记住戊申那一年。正月开始断雨脚，九月中旬才阴天。田塍干得节节断，青蛙口里吐青烟。”[44]351898年，湘阴大旱，周耀祥在《苦旱行》中描述道：“火云炎炎空中烧，天地如甑长煎熬。陂塘水涸江水竭，坐看粳稻成枯焦。湖南一十三州府，惟有罗湘旱尤苦。自夏徂秋三月余，万眼望穿无滴雨。池井泉桔生暗尘，湖田龟坼成荒圃。农夫束手仰天号，旱魃现身作人语。”[44]2901135年大旱，秋即大饥，“时旱甚无收，民多转徙，道殣相望”[26]174。另一方面，伴随大旱而来的还有瘟疫，明孝宗“弘治元年，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九月，田中无苗，百物食尽，又兼时疫，道殣相望”[26]178。

洞庭湖给人们留下诸多灾害记忆，同时也留下许多防灾抗灾记忆。在自然灾害面前，洞庭湖区人们采取建仓储粮、兴修水利等措施来抗击灾害。古代中国社会有设义仓以储粮之举，如明朝正统年间华容知县王士华“劝富民出粟建预备仓，择胥吏廉慎与俱”[44]78。义仓设置能起到较积极作用，当“遇岁歉则以本境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48]996。兴修水利设施也是洞庭湖区防灾抗灾的重要措施。如1785年临澧大水，澧水沿岸的民众筑堤防护，至道光年间，新安、合口、吴家厂等地残存部分的堤障还有千余丈。[44]219修建堤垸采取堤垸负责人制，每垸择一二人为圩长，十余人为小甲，圩长、垸甲负责落实维修堤坝的各种任务。[44]217这些仓储和水利工程，增强了湖区的防灾抗灾能力。除了举措以外，洞庭湖区的人们为了保护堤塍，抵御风浪，还在洞庭湖周围遍种芦苇作为防浪带。[44]355至今洞庭湖四周和长江淤滩上还能看到茂密如林的芦苇荡，这也成为洞庭湖区极具地域文化特点的植被景观。

抗击洪灾的事例相当多。宋绍兴年间，有大水将入武陵县城，当时县丞张琯组织人们“实土于布囊以窒门”。[44]116面对水灾，当时官府也会采取急赈、平粜、蠲缓、赈贷、工赈等多种措施救济灾民。1742年湘阴大水，知县徐梁栋在县城开常平仓平粜，并且“运谷数千石赴新市、长乐、河夹塘委员平粜”。[44]2351872年夏，华容连日暴雨，新河口一线发生内渍外洪，大水漫堤，知县薛星辉率民抢险救灾，经过25个昼夜的奋斗，保住了大堤。[49]14这些百姓抗击洪灾的记忆，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体现。干旱也是洞庭湖区人民要面对的主要灾害。洞庭湖边流传的《刘备解旱》故事讲述：沅江一带三伏炎天，久旱未雨，“田土干裂，庄稼枯黄”,正巡视至此的刘备“召集随身将领，商讨为民解忧的办法”。当他得知有三根桃木桩“恰好钉在了洞庭龙王的头顶上”,导致龙王发怒致旱后，“为了解除百姓的疾苦，刘备当夜便带领数人去挖桃木桩。只一阵工夫，果然挖出三根桩来。他们刚刚回营，忽见天上乌云滚滚，雷声隆隆，狂风呼啸，倾盆大雨遮天盖地而来，一夜工夫田土湿透，大小池塘装满了雨水”。[13]84-85这个故事虽带有一定神话色彩，但也体现了洞庭湖区人们的勤劳勇敢和坚强不屈。清代诗人阎其相的《苦旱行》,描绘岳阳农民“一家夜夜何曾眠，出门引水但灌田。引水水底截水脉，竭港穴入百计尺。十臂力挽不得上，以足踏车足血赤”。[44]241该诗在描述旱灾之严重的同时，也道出了洞庭湖区百姓在灾难面前的坚忍不拔和不畏困难的顽强精神。

远古至今的洞庭湖孕育文明，也历经沧桑。无论是面对地理的阻隔，还是遭受战争、自然灾害带来的伤痛，勤劳的洞庭湖区百姓不屈不挠，始终用实际行动改造地理环境与资源，在母亲湖的哺育下建设家园，创造历史。他们留下了诸多关于洞庭湖的认知和记忆，也在不断续写着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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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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