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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公元前483年出生），卒于公元前402年。

【出处】《资治通鉴》 周纪一

【原文】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译文】孔伋，字子思，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说：“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在底层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能不任用他。”孔伋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一根非常粗壮的优质木材，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绝不会扔掉它。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的时期，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

卫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周代诸侯国，立国前后共计907年，传44君。

【解读】先来说说子思的其人其事。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史记》中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据考证，子思的生平大概是公元前483到前402年间，八十岁左右去世。这次子思言谏言的时间是公元前377年，子思早已去世25年，就算活着，也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百岁老人。

这段时光倒错的神来之笔，司马光意欲何为？子思在后世儒家中地位很高，是大儒曾参的弟子，又是明儒孟子的老师，还是圣人孔子的孙子，可谓儒家道统的正统传承人。更重要的是，他是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的转接点，是孔子的正名和周礼向孟子的仁政、民本思想转向的中间人。而《孟子》里的很多思想，就是通过子思的嘴说出来的。历史上，孟子的学术地位并非现在这样高，而汉朝占主流的更是荀子的思想，直到宋朝儒学的复兴，孟子的地位才被提高到亚圣的位置。在南宋理学集大成的朱熹眼里，孟子早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四部著作，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也成为“四书五经”中的四书。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样的师徒关系，实际代表了儒家道统的继承关系。所以说，子思的观点，也就是司马光的观点。要时刻记住，《资治通鉴》是给皇上看的，作者要让皇上学习和掌握怎么治理国家，以史为鉴，而不是教育普罗大众的。

其实，司马光的穿插不但非常艺术，而且穿插在两个著名的反例之间，其用意不言自明。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司马光不但极力推崇而且极力论证儒家的用人思想，就是用人不可吹毛求疵，要懂得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决策中要有不同的声音，不能自以为是，进而兼听则明。其实，这是中庸之道的一种阐述，即不要刻板地制定规则，而是在动态中把握合适的度。那么，在用人上，容忍污点要容忍到什么度？在决策中，群臣的意见要听到什么范围？如何把握这个度，则直接考验着君王的统御水平。

首先，司马光引述魏文王用吴起的故事，来论证用人不可吹毛求疵。吴起投奔魏国的时候，“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面对贴着太多道德标签的吴起，魏文侯不但没有任何犹豫，而且非常坚决，历史也证明这个决定是极其英明的。

其次，司马光又引述齐威王治理朝政的故事，来阐述决策中的兼声则明。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说：朝中都说你坏话，但我派人暗自查访发现即墨治理非常好，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巴结朝中权贵，替你说好话，随后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他又召东阿大夫说：朝中都说你好话，但我派人暗自查访发现阿治理非常差，这只能说明你花重金买通我左右的人，替你说了太多的好话。当天，齐威王就把东阿大夫以及替他说好话的朝臣给煮了。“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试问，如果吴起后来拥兵自重，造反怎么办？如果即墨大夫买通暗自查访的人，陷害阿大夫怎么办？所以，道理是那个道理，实践起来却是个高深的学问，很难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谁做的到了，谁就是后世明君。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谏言时，宋朝十分强盛，北拒契丹，南服四夷，跨海往来商贸，手握世界最大经济总量。太平盛世，德行非常重要，选官用官更要首先考量德行，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影响。但是，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乱世出枭雄的年代，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才能也显得比德更重要。毕竟，你再有德行，没有救赎民众的本事，也只能成为一具有德行的死尸而已！因此，对战国时期的诸侯来说，需要做到“含垢藏疾、君之体也”，而不能一味地求全责备。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庸之道在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变通，不能一味地传承守旧，而是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接着说说卫国的悲惨历史和卫公的反面形象。卫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的封地，公室姓姬。武王伐纣成功后，殷商故地分给纣的儿子武庚，并派蔡叔、管叔负责日常监督。武王死后，三个人合伙造反，最终遭周公旦诛灭，随后把殷商故地重新分成两个，一个分封给周王室的康叔，称为卫；一个分封给纣王的长兄殷商王族的微子，称为宋。也就是说，卫国的普通百姓是商族，贵族是周族。

卫国延续前后共计907年，传41君，虽然有过短暂的亡国时期，但也算生存时间最长的周代诸侯国，还是姬姓诸侯国中最后灭亡的国家，疆域大致在黄河以北的冀豫鲁交界处，先后建都于楚丘、帝丘、野王。卫武公时一度强盛，平王东迁时，曾出兵勤王平戎。卫国也走出很多稀世能臣武将，包括商鞅、吴起、吕不韦，任何人都可以让卫国雄霸一方、抗衡七雄，可惜都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反倒帮助秦、魏、楚强大起来，相应削弱了卫国的力量。卫国还出了孔子最著名的弟子子贡、子路，著名刺客聂政、荆轲。公元前254年，魏国灭卫，领地成为封君之地。后来，连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都放过了它，直到秦二世的时候，卫君才被贬为庶人，卫国灭亡，也算善终。

子思劝谏的，应该是卫慎公，但其死于前383年，而故事发生是前377年。显然，司马光也意识到时间对不上，继而把卫侯的名字删除了，硬把几十年前发生的故事塞到公元前377年。其实，卫慎公也不是什么正面形象。“怀公十一年，公子穨弑怀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没过多久，卫国就由公贬为侯，再过几年又贬为君，领地只剩濮阳一个地方。卫国一向人才济济，反倒逐渐被周边国家挤兑，最终走向了衰亡。这，也许是司马光拿来当反面教材的真正原因吧！

当时，卫国人才济济，大名顶顶的吴起是卫国人，而紧随其后的商鞅同样是卫国人，但都难以得到思想僵化保守的卫国信任重用。正在卫国游历的著名思想家子思，知道卫国的苟变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但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就对卫侯推荐苟变，说：“他非常有才能，至少可以统领五百辆战车！”春秋战国时，“五百辆车”军队规模是什么样？一般情况下，一辆车搭载甲士3人，跟随步卒72人，后勤保障人员25人，共计100人。“五百辆车”就要用到5万人。再往前推，周武王伐纣，也仅仅动用300辆战车，不怕死的勇士3000人，还有步兵不足五万。这，也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车战。苟变能领“五百辆车”，其本领一定杠杠的。

卫侯则回答说：“我知道，他是个难得的将才，然而苟变曾经做过底层官吏，在征税时吃了百姓两个鸡蛋。因为这样的污点，所以不敢重用他。”古训有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意思是说，世上根本就没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人都会有缺点，这方面长了，那方面可能就短了。在现实中，用人者常常对人才求全责备，甚至以瑕掩瑜，容不得其有缺点瑕疵。用这样苛刻的标准选取和要求人才，很可能会失去真正的人才。

闻听卫侯因小过而弃大才的粗浅理论，子思耐心地劝谏道：“圣明的君主选拔官吏，应该如同高明的木匠选用木材，取用它的长处，抛弃它的短处。因此，像杞梓这一类合抱粗的珍贵稀缺木料，纵使有几尺腐朽糟烂的地方，高明的木匠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抛弃它的。”甚至为了让卫侯心服口服，子思还打了个十分恰当的比方，他把人才比做合抱粗的珍贵稀缺木料，把缺点瑕疵比做木料上数尺的腐朽糟烂之处，该取该舍，道理显而易见。

接着，子思联系当时战乱连年的现实，以及卫国严峻的外部环境，说：“现在，您处在战乱连年的时代，正要选拔可用的人才，而不能因为两个鸡蛋的细微末节，就舍弃了能保卫国家的大将，这件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瞬间醍醐灌顶的卫侯，连连拜谢说：“恭敬接受先生指教啊！”进而，卫侯接受了子思的劝谏，重用了苟变，使之成为卫国的一代名将。

领导，是指引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去实现某种目标的带头人。胜败往往取决于这个人，因此这个人的能力是关键。体现领导者能力的优劣，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第一要务，就是知人善任。人才绝不会天生完美，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才，管理者要有胆识、有度量、有格局，既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又要看大节、不苛求。最重要的是，把人才放到能最大限度发挥其长处而避免其短处的岗位上，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

首先，我们从卫侯说的话来引申分析。“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第一，这个人贪财是卫侯看到的？还是别人说的？第二，如果是卫侯看到的，那么就能断定他是贪财的人？人有两种惯性思维，首先如果对一件事物没有任何了解,他对这个事物的判断，往往会倾向于第一次接受到的信息，比如第一印象以及别人告诉他的信息。其次，“眼见为实”。我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的时候，眼见就真的为实了吗？未必，但人往往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举个例子，你和别人谈生意，别人开个卡宴过来，身上带个劳力士。你觉得这个人实力不错。但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豪车、劳力士，真是他的，而不是他租来的呢？对于卫侯也是如此。亲眼看到底层官吏贪了两个鸡蛋的可能性不大，就算亲眼所见，也未必就能判定他是个贪财之人。说白了，卫侯根本就不想用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其次，再来从孔汲的话来分析。第一，贪财与用才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第二，如果这个人应该怎么使用？不可否认，从古到今，不管是官场、职场、商场，用人问题都非常重要，上位者也都有一套识人、看人、用人的方法。有些领导，习惯通过小习惯来观察人，来判断这个人行不行、是否合适。比如，最常见的，约请下属吃饭，进而查看他们的吃相和酒后的样子，来判断谁值得重用、谁能做什么岗位。这些方法或者套路，不能说没用，但要以此来断定这个人能不能用、该怎么用，显然太过草率。

孔汲并没说卫侯看人、用人不对，而是耐心算了一笔账，切入点有两个：第一，用人和用木头一样，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个人能不能重用，不是全面的道德取舍，而是看的长处、使用他的优点。第二，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而忽略了人才，必定得不偿失。

卫侯听了孔汲这番话，到底有没有重用这个官吏？按照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给皇帝看的本意，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因为大臣有小瑕疵，就不用他，要用他们的长处，容忍他们的短处和瑕疵。这句话的立场，其实是站在士大夫、官僚集团的立场说话。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那些素材太过单薄，仅仅就是要听取臣子的意见、用人要综合的看？

首先，就是要遵循用人的三个规律。一是用人如器，先看能不能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丢掉。二是选择性用，用人关键看这个人才什么地方自己用的上，而不是关注他什么地方自己用不上，人才就像各种各样的砖，根据需要与砖的形状适当安置。三是防御性用。人是一个整体，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在选择用这个人优点的时候，必然也要承受用这个人缺点带来的负面效果。所以，在用这个人的时候，要对他的缺点、风险进行防御兜底。比如，作为员工，他能力极强、但是他有点小贪，就不要把他放到能接触到钱的地方去。综上三点，用人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人才到底水平如何，而在于领导对不同人才应该怎么使用？

其次，用人时德才之间如何平衡？用人的德才平衡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甚至是灵活变动的，可以根据用人者的适时需求进行调整。比如，刘邦打天下，对那些来回在他和项羽阵营投降的人，都以礼相待各种笼络。但是，一统天下后，对那些背叛他的，就心非常狠、手也非常辣，包括楚汉相争中救过他的丁公，都被他都找个理由杀了。为什么？因为环境变了，情况变了，刘邦的利益也变了。前者要分化瓦解项羽的力量；后者要提倡对他的忠诚，让别人知道背叛他的后果很严重。再比如，汉武帝和武则天都重用过酷吏，然后又杀了酷吏，一方面用人如器，没用就丢；一方面是各个时期的利益点不同。所以，用人者，当下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重用、提倡什么样的人；一旦需求出现转变，立即把这些人换下去，换上符合自己另一种需求的人。

所谓德与才的平衡，并不是人才的平衡，而是结合自身利益进行平衡。怎么选最符合当下利益最大化，就怎么选。平衡是伪命题，变化才是真命题。比如，南宋时候，宋高宗重用秦桧，难道他不知道秦桧是奸臣？绝对知道！但是，对于宋高宗而言，用秦桧给他带来的利益比不用更大，这就足够了！

这，才是司马光没有写出来的根本原因。司马光作为士大夫、官僚集团的顶尖人物，立场决定了他们理想中的帝王，绝不是权谋手段高超、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们最渴望的，是听话听劝、垂拱而治、完全信任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帝王。或许，在他们的思维中，并不要出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类的帝王。帝王越厉害、越强势，他们这些士大夫官僚集团日子，也就越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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