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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这是白先勇在自己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中的开篇之语。《孽子》描写的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台北市前路新公园中的同性恋者。

白先勇可谓是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小诸葛”白崇禧，乃民国时期最顶尖的桂系军阀领袖之一。

只是即便自己的父亲位高权重，但出生在战乱年代的白先勇依然承受了战争所带来的流亡之苦，他多次跟随家人辗转搬家，似乎一生都是在漂泊之中度过

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再加上后来又亲历了父亲的逝去和家道中落，使得白先勇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他用文字慢慢记录下自己内心中的所思所想，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旅美作家。

白先勇创作的《孽子》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会选择触碰这样的题材，白先勇无疑是既大胆而又感性的。

当然也只有他本身是这一群体的一员，才能深刻描写这一群体的心理和生活状况。那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对于儿子特殊的取向，他的父亲白崇禧是否是知晓的？父亲又是对此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一、早年的孤寂生活

“七七事变”的几天之后，也就是1937年7月11日，白先勇出生。

对于这个儿子的出生，白崇禧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七个孩子了。白先勇在家中排行第八，自幼体质就不太好。

父亲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但在白先勇小时候，白崇禧由于身居要职，军务缠身，常常不能顾及到家人，因此对白先勇来说，父亲这个角色常常是缺位的。

不过，白崇禧对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白先勇曾提到父亲白崇禧在家中逼孩子们读书是从不松手的，而他的哥哥、姐姐们在后来回忆起父亲在饭桌上考校算术时也仍然是心有余悸。

白先勇出生在桂林白公馆，在七岁之前，他都生活在桂林，这也是他童年时代难得快乐的一段时光。这段时期的美好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而这种家庭情怀也是白先勇内心中最为真实的写照。

1983年，白先勇在美国写了散文《第六只手》，在文中回忆了自己小时候的桂林生活，那是他在得重病之前在家乡桂林的最后一年的时光，对于家乡的铁佛寺、风洞山和东镇路等都记忆犹新。

多年以后，白先勇重回故乡，还能用一口地道的桂林话对前来接他的人道谢说：“辛苦你们了”，引得众人纷纷感慨他乡音未改，实属难得。

2012年，白先勇在回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道：“桂林的确是山水甲天下，这种山清水秀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我回去的心情也悲欢交集，悲的是自己的父母都已故去，物是人非，另外又会觉得江山依旧，还是那么美，这是一个叫人欣慰的地方。”

然而，美好时光犹如白驹过隙，快乐的日子也总是短暂的。当年随着战争的不断蔓延，长沙和桂林等地相继沦陷，白先勇一家不得不跟随白崇禧从桂林搬到了重庆。

白崇禧虽然经常不着家，但就像我们前文有提到过那样，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每一次从前线打电话回来都一定会询问孩子们的成绩，孩子们在家中的地位甚至都是以他们学习成绩的优劣来决定的。

当时在重庆安稳下来后，到了读书年纪的白先勇被安排到西温泉小学读书，这在当时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白先勇曾回忆说：“父亲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极为重视教育，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想办法把我们送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书。”

而白先勇自己从小也很热衷于读书，喜欢听各式各样的老故事。不过令人感到有些许意外的是，他的文学启蒙却是家中的一位厨子。

他在《蓦然回首》中便提到过此事：家中的厨子老央是桂林人，做过火头军，又能说会道，还有一些见闻，也喜欢讲故事，他给白先勇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薛仁贵征东》。

后来接受采访时，白先勇也说过一嘴：“老央可以做一流的说书人了，他讲的故事很传神，讲到我都不愿意睡觉，他对我也有影响，称得上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

实际上，白先勇正是在这样一种孤寂、落寞的时代背景下喜欢上老央故事的，而这对他后来的人生经历也有一定的影响。

为何这样说呢？原因在于重庆上学后不久，白先勇便被查出了肺结核二期，这个病在当时几乎算是“不治之症”，俗称肺痨，极具传染性。

为了治病，同时也为避免将病情传染给家中其他人，白先勇被隔离在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毫无疑问，这种生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有时候他甚至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很多时候，白崇禧在家中宴客之际，屋里都是灯火通明，宾朋满座，但热闹都是属于旁人，与他无关。他站在山坡上看着不远处喧闹的场景，还是一个孩子的白先勇不禁落泪大哭。

童年对一个人的塑造是深远持久的，因此这样的经历也使得白先勇自幼便形成了一种多疑、敏感、又缺少安全感的性格，他在孤寂的氛围中化悲痛为想象力，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都倾注到文字里，而这或许就是他以后在取向上与常人不同的内因所在。

在那段最为孤寂的日子里，老央的陪伴和故事讲述成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因此当病愈之后，白先勇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读书中去，不但将每门功课都学好，还抽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

二、影响一生的相遇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白先勇的人生注定会与父亲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而当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之际，白先勇也跟随家人再一次地颠沛流离。

白先勇先是来到了香港，不久之后，他的母亲带着一部分孩子前往台北与父亲白崇禧汇合，还有一些孩子则去了美国念书，只是白先勇继续留在了香港。直到1952年，白先勇才从香港去往台北与父母团聚。

白先勇功课很优异，在台北依然能考入当地最好的建国中学。十七岁时，还在建国中学上高二的白先勇为了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报名了一个补习班。

在一次上课期间，他因为快要迟到而一路狂奔，却不小心与另外一个名叫王国详的同学撞在了一起，而这一撞便是惊天的缘分。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句诗虽然描写的是爱情的美好，但对于超越了传统爱情的白先勇来说，这样的意外相逢更具有故事性。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个青年逐渐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在《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一文中，白先勇说到两人一开始就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

凤凰卫视的花旦许戈辉曾主持了一档访谈节目《名人面对面》，对话了十五位台湾文化界名人，其中就有白先勇。

许戈辉说：“您怀念一生自有王国祥的文章令人非常感动，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我一直在想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我也在文章中读到了你们相遇的情形，是一个充满了童趣的过程，两个人都恰好迟到了，就这样相遇了。”

白先勇沉默了片刻后回答说：“所以啊，我后来越来越觉得缘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人与人的相遇完全是凭着缘分。不然为什么天下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而两个人还会相遇、相识，还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呢？或许冥冥中有一种命运的力量。”

白先勇与王国祥在成为好朋友后，越走越近，两人甚至还商量好了考同一所大学。

其实白先勇当时本来有机会保送台湾大学的，但因为有一个水利梦，还想日后能去长江三峡修大坝，就申请了保送成功大学的水利系。

而王国祥则非常支持挚友白先勇的决定，也转而考上了成功大学。他本身就是高材生，考台湾大学没有问题，但还是去了成功大学的机电系。

两人进入大学后就在学校附近租房住了下来，过了一年比较惬意自由的大学生活。但随着课程和学业的深入，白先勇发现自己的兴趣已经不在水利方面了，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就果断选择退学，又重新考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但没想到的是，此时王国祥也觉得所学的专业不合自己胃口，他认为自己不擅长工程，同时这也不是他的爱好所在，真正想学的是理论科学。

有了白先勇的鼓励，王国祥也迈出了转校的这一步。他报考了台湾大学的转学考试，想转到该校的物理系去。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别说转校了，就是在校内转系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而王国祥是又要转校，还要转学院加转专业，简直是难如登天。但他确实是在学业上过于优秀，竟然考上了，而且也只录取了他一个人，可见此事当时有多艰难。

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先是一同考了同一所大学，后来又都因为不满意所学的专业，重新做了一次选择，又都考取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还都在同一个学校，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缘分呢？

白先勇后来写了《孽子》这本书，1977年刚发表时与当时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本讲述的是一群特殊性取向的台湾年轻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因此，这本书一开始并不被主流关注，而是被沉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多了一些评论和注意。

而之所以会写这样一本书，本就是因为白先勇自己也是一个有特殊恋情和特殊取向的人。对于白先勇来说，这种特殊取向的爱也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王国祥始终在他的生命里，即使后来病故，离开他很久了，但这段感情似乎还是没有结束。

三、陪伴与怀念

当时就在二人都庆幸自己考中了心仪的专业，以及二人又能够去同一所大学读书之时，厄运却悄悄降临了——王国祥患上了极为罕见的血液病。

白先勇在采访中对许戈辉说道：“王国祥在大学时期得了血液病，那一次幸运地通过中药治好了。”

那一次得病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国祥用西医方法治疗，病情没有任何起色，还几乎耗光了家中积蓄，处境十分艰难。

好在他的一个亲戚听说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了一个情况比他还要糟糕的韩国侨生，才重新燃起了希望，最终痊愈，不需要依靠输血了。

然而，当两人后来都来到美国学习、生活后，王国祥的病情却在二十年后又复发了，而且这一次更加凶险，一直不叫好转，最终其不幸因病去世。

虽然悲剧是在美国发生的，但白先勇和王国祥在美国的绝大部分日子都是很幸福的，在这里两人也有着一段美好的回忆。

当时他们到了美国后，很快就安顿了下来。1973年，白先勇搬到了“隐谷”，那时候他在加州大学的芭芭拉分校担任教师，看中了一处房子，但房子里的常春藤等一些植物都不是他喜欢的，于是他决定对其进行改造。

这种改造工程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他一个人有些勉为其难，好在王国祥在暑假时过来给他帮忙，二人合力改造了房子。

当时的王国祥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只有一个半月的假期，但两人却齐心协力，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园艺工作。

后来，两人还买了三株意大利柏树的幼苗，一起在院中种了下去。王国祥当时还说这三棵树长大后一定会超过园子里的其他树，后来这三棵树果然长得格外好，俨然成了白先勇园子里的地标。

在后来的日子里，王国祥曾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还去过加拿大和德州。后来他放弃了物理学，转行到了高科技产业，但不管怎么忙，只要一有假期，王国祥都会到白先勇的芭芭拉家中小住上一段日子。

而每一次去芭芭拉后，王国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当年一起种的植物，那三棵树已经十分茁壮了，尤其是中间那一棵树，比两边的都还要高上许多。

或许树也是有“灵性”的。

1989年，白先勇发现中间的那棵意大利柏树叶子开始变得焦黄，没过几天，这棵树就像被雷击了一样通体枝焦而亡。奇怪的是，这三棵树只有中间这一棵树死亡了，旁边两棵倒是长势依然良好。

柏树无故死亡令白先勇很伤感，而同时他也有一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王国祥再度重病的消息。

王国祥给白先勇打电话说自己旧病复发，是再生不良性贫血，虽然多年前王国祥曾凭借中医治好了此病，但这一次却没有了之前的幸运。

在患病的那段日子里，白先勇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一次次开车带他去医院看病，陪他在医院与病魔做斗争。为了给他治病，白先勇还跑了很多地方，从美国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大陆，寻找各种可能的治病方法。

在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里，白先勇显然也成为了王国祥最后的依靠和慰藉。

尽管病魔可怕，但两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乐观的生活，他们在可以被允许的范围内吃美食、看电影、甚至还买了桂花种在王国祥家中院子里，细心照料。

1992年1月，白先勇陪王国祥过完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个生日，当年夏天，王国祥病逝，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白先勇一直紧紧的握着他的手

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二人的感情是弥足真挚的。从1954年相识到1992年别离，38年以来，无论外人到底是如何评价，至少他们两人相濡以沫过了如此长的岁月，足以令人感动。

四、父亲白崇禧的态度

只是对于儿子白先勇这样的复杂情感与特殊取向，父亲白崇禧是否知道？还有他对此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在很多人看来，白崇禧这样戎马一生的国民党官僚军阀，在对待子女上肯定犹如处理军事决策那般跋扈专断，但实际上他在对待孩子方面却并不像外人认为的那般。

白先勇曾说过，父亲喜欢看自己写的书，对于自己的特殊取向是知道的，但并没有粗暴的干涉，也没有觉得这样的儿子给他带来了耻辱，而是非常理解，也非常尊重儿子的选择。

其实这对于一个从传统和战乱年代走出来的身居高位者来说，实属不易。

白先勇曾写过一篇叫《月梦》的文章，在文中他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特殊取向的感情，白崇禧认真翻看过儿子的文章，自然也是了解孩子在这方面的与他人的不同之处，毕竟文章往往反映的就是作者的个人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白崇禧并没有因此暴跳如雷，甚至也没有主动与儿子提过此事，父子之间有一种彼此尽在不言中的默契，虽然不言语，但双方却都心知肚明。

而这种沉默和温和的相处方式，也令白先勇非常感动。

或许对于白崇禧而言，他纵横疆场数十年，一生经历了无数大场面，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与人生无常，也就看淡了许多。

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孩子过得幸福，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的价值，除此之外又何必有过多的强求呢？

其实这一点在白先勇当年退学重考大学上也有体现，白崇禧是希望儿子能够学理，不愿意他学文，尽管白先勇忤逆了父亲，重新高考并换了专业，但白崇禧也没有粗暴的阻止儿子，等到后来看到儿子写出了一篇篇优秀的文章后，他也就释然了。

孩子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有所收获，这不就是身为家长最期望看见的吗？

在《孽子》这篇小说中，白先勇刻画了因为父亲不理解儿子的特殊取向，导致儿子自杀或者因为被父亲逐出家门，而流浪美国的角色，这种悲剧角色与他们父亲的不理解和强硬干涉有莫大的关系。

与小说中的人物比起来，白先勇无疑是极其幸运的，因为他遇到的是一个相对开明，也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这是何其的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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