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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刘成国老师赐稿

原文载《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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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涩体”：宋祁与古文运动

文丨刘成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

【提 要】“涩体”是指宋祁《新唐书》列传部分的文体风格。它具体表现为叙述时故意使用难字、僻字、古字，省字缩减、生造词汇、颠倒语序等等，是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理论的实践。它在语言表现上重视复古趋雅，以复古为创新，力图赋予唐宋时期的常规语汇以新的意义，因背离语言的约定俗成，导致阅读时的生硬滞涩。通过修撰《新唐书》，宋祁实现了中唐以来古文家的史学理想，在国史编修中实践了古文家的文学理念，标志着古文运动在史学领域的胜利。宋祁应被视为宋代士人学韩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不仅是昆体后进、古文运动的对立面。

【关键词】涩体；宋祁；《新唐书》；古文运动；修史

在近些年流行的各种宋代文学史教材及相关学术著述中，与宋庠并称“大小宋”的宋祁，往往作为西昆体的后期代表作家出现，很少被纳入到唐宋古文运动的主流叙事中。即便偶有涉及，也被当成否定的典型之一，从反面衬托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伟绩

[1]

。尽管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曾指出，宋代的古文运动“至宋祁、欧阳修而始大，宋祁严于用字，其源出于韩门樊绍述、皇甫湜一派；欧阳修矜于造句，其源出于韩门李翱一派”

[2]

，欧、宋分别代表古文运动中两种不同取向。遗憾的是，这一看法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3]

。而宋祁由昆体转向古文，以及这种转向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仍欠缺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涩体”切入，对此问题略陈己见。

一、“《新唐书》体”即“涩体”

从南宋开始，有一则关于《新唐书》的佚事，曾在历史上广泛流传。《锦绣万花谷》卷二十载：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欧公思有以讽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寐匪贞，札闼洪休。”宋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公曰：“《李靖传》云‘震雷无暇掩聪’，亦是类也。”宋公惭而退。今所谓“震霆不及掩耳”者，系再改。

[4]

此事涉及到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和宋祁（字子京，谥景文），其实并不完全可信。《锦绣万花谷》是南宋孝宗朝佚名所编的一部类书，“所录大抵锁屑丛碎，参错失伦”

[5]

。事件颇富戏剧性，近似小说家言，而出处脱略。具体场景，从《新唐书》的修撰来看，与欧、宋履历不符。仁宗庆历五年（1045），宋祁被任命为《新唐书》修撰官；庆历七年（1047）正月，正式进行《新唐书》编撰。皇祐三年（1051），宋祁出知毫州，之后历知成德军、定州、益州、郑州等。在外任职期间，一直从事修撰工作。直至嘉祐五年（1060）秋，因《新唐书》修成奏上，宋祁自郑州还京师。六年（1061）四月，病危，“五月丁酉，公薨。”

[6]

而迟至至和元年（1054）五月, 欧阳修方母忧服除赴阙，八月，任《新唐书》刊修官。嘉祐五年（1060）七月，“戊戍，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

[7]

可见欧公在《新唐书》修撰后期（至和元年）才进入书局，而宋祁长期外任，两人无由会晤

[8]

。“两位‘刊修’前后共事 7个年头，竟未见过一面。”

[9]

题壁讥讽，并无可能。类似记载，还见于南宋俞徳邻《佩韦斋辑闻》：“宋景文作《新唐书》，人以‘札闼’诮之。札闼者，世俗厌梦之语，谓书门也，讥其好奇耳。”

[10]

由此推测，“札闼洪休”容有其事，只是并非出于欧公。

尽管如此，这条记载仍有价值。事件主角的张冠李戴，不妨碍其逻辑的真实性。它至少反映出《新唐书》的文体特色，以及欧、宋在文体问题上的分歧。它至今仍被频频引用，用来论证欧阳修对古文僻涩文风的排击。本为讽刺《新唐书》的“札闼洪休”，自南宋后逐渐凝固为文学史上僻涩艰深文风的象征符号，成为“涩体”的代表，动辄受到讥讽嘲笑。

今按，《新唐书》的编撰，主要针对之前记载唐代历史的《旧唐书》。后者修撰于五代后晋时，深受文坛骈俪之风的影响，叙述行文句式整齐，文辞浅显。体现史臣观点的篇末赞语，多以骈体写就。再兼以五代兵荒马乱，史籍散佚，唐代史事多有脱落。宋仁宗君臣认为《旧唐书》“气力卑弱，言浅意陋”

[11]

，不足以振起斯文，劝善惩恶以垂戒后世，于是命欧阳修、宋祁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

[12]

。宋祁是最主要的修撰者，负责列传部分。成帙之后，《新唐书》便以鲜明的文体特色，很快引起时人瞩目：

（宋）景文率多严谨。至修《唐书》，其言艰，其思苦，盖自有所自欤？

[13]

《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

[14]

宋景文公作《唐书》尚才语，遂多易前人之言。

[15]

南宋理学家朱熹则径以“《新唐书》体”称呼类似文章，颇为反感：“今所作先丈志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状，故不费力。数年前，有相属作一大志铭者，事绪既多，而状文全类《新唐书》体，至今整顿不得也。”

[16]

所谓某人“状文”，不知其详，但“《新唐书》体”是指《新唐书》所呈现出的文体特色，且在文章写作中被有意模仿，应无疑问。这种文体特色，宋人又与“虬户铣溪体”相类比。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新唐书》提要曰：“《新书》不出一手，亦未得为全善。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虽太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溪体’，识者病之。”

[17]

“虬户铣溪体”，即唐代徐彦伯的“涩体”。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高彦休阙史后》曰：

政和三年秋，于东都清平坊传此书。（略）彦休叙事颇可观，但过为缘饰，殊有“铣溪虬户体”，此其赘云。注曰：唐徐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閤”为“鶠閤”，以“龙门”为“虬户”，以“金谷”为“铣溪”云云。后进效之，谓之“涩体”语。见《朝野佥载》。

[18]

类似的例证尚有：以“玉山”为“琼岳”，以“刍狗”为“卉犬”，以“竹马”为“篠骖”，以“月兔”为“魄兔”，以“赤牛”为“炎犊”，等等。从中归纳，所谓“涩体”是指文章写作中故意运用一些僻涩艰深的词语，来代替意义相同的常见词汇，从而刻意造成阅读上的艰涩生硬，呈现一种新奇的阅读效果。涩，即迟钝、生硬。

“涩体”之名，源自唐代徐彦伯。徐氏是初唐著名文学家，主要活动于高宗、武后朝，开元二年（714）卒。他少以文学擅名，与韦暠、李亘齐名，称为“河中三绝”

[19]

。“自晚年属文，好为强涩之体，颇为后进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20]

其文今存九篇，尚算平易，惟本传所载《枢机论》间杂晦涩之语，如曰：“中庸镂其心，左阶铭其背。”

[21]

清代阎若璩指出，“镂心”即服膺之意，此即“涩体”

[22]

。此外，其《南郊赋》中“洪凝”“菌蠢”“攒骖噎轨”“遹皇”“佁儗”“曶霍”

[23]

等语，《唐栢梯寺之碑铭》中“（马 北）（厂 干）”“攒险”“掩闰”“蟠扈”“吞杠”“涣 （氵 矞）”

[24]

等语，皆佶屈聱牙，不负“强涩”之评。

徐彦伯这种遣词用字之法，在《新唐书》列传中触处可见。《锦绣万花谷》所载佚事中，欧阳修故意以晦涩的“宵寐匪贞，札闼洪休”，来表述日常化的“夜梦不祥，题门大吉”之意，乃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刻意反讽，彰显谬误。南宋以后，“札闼洪休”在历代诗文评中逐渐定形为“涩体”的符号，宋祁往往与徐彦伯相提并论，成为“涩体”的代表：

宋时自宋子京后，多效为“涩体”以避俗。欧阳公尝戏改“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八字为“宵寐匪祯，扎闼洪庥”，令子京见之以为笑资。

[25]

唐徐彦伯为文，（略）后进效之，谓之“涩体”。此风至宋不减，如所云“迅霆不及塞聪”之类。

[26]

应当指出，所谓“涩体”，就宋祁而言主要指《新唐书》列传部分的文体特色：彫琢劖削，务为艰涩。其诗文作品，则题材不一风格多样，不可一概以僻涩目之。诗歌方面，宋祁、宋庠皆自昆体入门，华整婉秀，清隽宽阔。其辞赋制诰温雅瑰丽，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残膏剩馥，沾丐靡穷，未可尽以诘屈斥也”

[27]

。至于他中年以后所作奏疏记叙等文，时时嵌有奇字险句，颇著锻炼雕琢之迹，从中可略窥“涩体”之一斑。如《诋五代篇》：“是故勰气徯应，则泄为旷瑞；洪休震动，则耿为烈光。塞虖天渊，施虖金石。”

[28]

“勰气”，即和气。“徯”，待也。“洪休”即洪庥，“虖”为乎的古体。又如《寿州风俗记》：“由霍而外，甗峄岑罗，迤麓崇冈，奔沓相联，犹肱臂然。材章竹个，刊伐菑翳，连千祔而下，衍给旁郡。（略）搏掩疻鬪，轻死亡命。”

[29]

曰“霍”而不曰山，当出自《尔雅•释山》：“大山宫，小山霍。”疏：“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围绕之。山形若此者名霍，非谓大山名宫，小山名霍也。”

[30]

其他“甗峄”“奔沓”“衍给”“疻鬪”等词，描述山形地势，都准确凝炼而又比较险僻。世传宋祁《刀笔集》出以散体，“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

[31]

，应与《新唐书》“涩体”更为接近，可惜失传，不得而知。

或职此之故，在强调文、史学科分野的现代学术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者通常将宋祁诗文划归昆体一派。至于作为正史的《新唐书》，列传部分所体现的古文造诣及意义，在北宋古文运动研究中遭到忽略。

二、“涩体”的具体表现及成因

《新唐书》以“涩”成名，意味着“涩”这一重要文学批评范畴，至宋代已经正式确立。在此之前，“涩作为文学批评概念出现得较晚”

[32]

。涩的本字是歰，又作濇，不滑之意。唐代之前，由此义而引申组合，凡迟涩、窘涩、艰涩、苦涩、晦涩、隐涩、奇涩、謇涩、迟涩、寒涩、朴涩、凝涩、谨涩、涩讷、沉涩、浮涩、短涩、羞涩、惭涩、浅涩、粗涩等等，或指脉相、或指味觉、或指言语、或指水流、或指道路，均与诗文无关。“涩”字最初用于文学批评，根据现存文献，即初唐徐彦伯的“涩体”。中唐以后，“涩”字逐渐广泛运用到诗文作品中，特别是韩愈、樊宗师、孙樵等古文一脉

[33]

。

在字面上，“涩”是一种形象的描述，指文字语句因隐晦难解而导致的阅读障碍、理解停顿。至于造就、导致“涩”的文学手法，则因人而异各有不同。《新唐书》的“涩”，历代史家如王若虚、赵翼等多有论述，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换字法以避常规俚俗。《旧唐书》成于五代，文体卑弱，叙述中不时夹杂俗言俚语。《新唐书》为求雅训，经常将一些日常俗语予以置换。如《朝野佥载》记李畬母事，谓“御史例不还脚钱”

[34]

；《新唐书》记此事，改“脚钱”曰“车庸”

[35]

。今考《旧唐书》中凡八次用“脚钱”，《新唐书》中一例也无，均以“车庸”或“脚直”代之。又如《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

[36]

“好汉”自是俗语，故《资治通鉴》叙述此事弃之不用，改为“佳士”

[37]

，《新唐书》则改为“奇士”

[38]

。

除了易俗为雅，“换字法”是宋祁力避陈言的最常见修辞。所谓换字法，即以僻字、难字、古字去代替习语常词中的某字，从而造就一个新词，生成一种生涩梗阻的阅读感。《新唐书》列传中频繁运用此法。如《薛元赏传》：“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鑱肤，夸诡力，剽敓坊闾。”

[39]

鑱，刺也。“鑱肤”，即以针刺肤、文身。《王少玄传》亦用此词：“时野中白骨覆压，或曰：‘以子血渍而渗者，父胔也。’少玄鑱肤，阅旬而获，遂以葬。创甚，弥年乃兴。”

[40]

宋祁以人所罕见的“鑱肤”，代替众人易晓的“文身”“刺肤”，故为艰诡之语。又“敓”为“夺”的古字，宋祁以“剽敓”取代“剽夺”，避简就难而意义不变，也是典型的“涩体”。又如开元三年（715），吐蕃犯边，玄宗欲将兵亲征，苏頲谏曰：“陛下但发亲征之令，（略）而潜遣猛将谋略之士以济其师，则戎人日便崩挫也。”

[41]

宋祁则将原文中“猛将谋略之士”改为“虓将谋夫”

[42]

。虓，虎鸣也，引申为凶悍、勇猛。《新唐书》中数用此字，如曰“虓将”等

[43]

，虽然生僻，然较之“猛将”“猛士”更为形象。

有时《新唐书》中所用之字，虽非难僻，其意义却非惯常所用。宋祁用这些字来替换一些日常固定词汇，同样会造成一种突兀别扭的阅读感 。如“旋踵”，指掉转脚跟，喻时间极短。宋祁以“跬”（半步）代表“踵”，造出“旋跬”一词。《萧瑀传》曰：“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

[44]

“不旋跬”，又见于《孙伏伽传》“计不旋跬，大业以成”

[45]

，《沙陀传》“必一朝去此，祸不旋跬”

[46]

。又如“禁止”一词司空见惯，宋祁以“厉”代“禁”，别造“厉止”。《萧廩传》曰：“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请厉止夜行以备贼谍。”

[47]

“厉止夜行”，即禁止夜行。其他如以“良金寿革”代换“坚甲利兵”

[48]

，以“肱髀相依”代换“股肱相依”

[49]

，以“辅牙”代换“唇齿”

[50]

，以“缭其背”代换“绕其后”

[51]

，等等。这些词汇不算生僻，但乍读之下，因与日常习见稍异，难免感觉阅读不畅。

其次，颠倒语序。换字之外，颠倒常见词汇的顺序，以使读者产生突兀梗涩之感。《裴矩传》曰：“廛邸皆供帐，池酒林胾。（略）蛮夷嗟咨，谓中国为‘仙晨帝所’。”

[52]

“池酒林胾”，卽酒池肉林。宋祁以意义相同但较为生僻的“胾”字代“肉”字，颠倒词序，成一新词。又如变生肘腋，比喻祸乱发生在身边。宋祁以衿肘（衣襟与袖子）代替肘腋（手肘和腋窝），将“变生”置后，曰“不即决，恐衿肘变生”

[53]

。其他如“病利”“否可”，与“利病”“可否”意义无别，只是语序前后不同。又或者行文中将常见之词予以减省缩略，以求简洁。如曰“百姓愈骚”

[54]

，“大众一骚”

[55]

，“天下方骚”

[56]

，“骚”即骚动、骚然的省略。又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叙述段秀实谒见郭晞,曰：“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

[57]

《新唐书》则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头来矣。”

[58]

省一“吾”字，则所戴者何人之头，意义转而不明。这种省略，因刻意省略求简，造成理解的障碍。

第三，生造。各种换字替代，很多有前例可循，如曰“铲迹”而非“晦迹”

[59]

，曰“里无吠狗”以概指“狗不夜吠”

[60]

。但有相当一部分词汇，是宋祁以较为生僻的文字，强行组合而成。如唐末刘季述幽昭宗于少阳院，《旧唐书》载：“入后，季述手自扄锁院门，日于窗中通食器。”

[61]

《资治通鉴》载：“乃手锁其门，镕铁锢之，遣左军副使李师虔将兵围之。”

[62]

《新唐书》则曰：“就帝辇左右十余人，入囚少阳院。季述液金以完鐍，師虔以兵守。”

[63]

“液金以完鐍”，即“镕铁锢之”之意，二者相较，文雅而义诡。又如形容危险很快便至，有“危在旦夕”“朝不保夕”等语；又有“间不容发”，喻情势紧急。宋祁予以融合，创造出“危不容喘”的新词：“（段）秀实以为宗社之危不容喘。”

[64]

又如“嫁祸”，语出《史记》卷七十《张仪传》“亏楚而适秦，嫁祸安国”

[65]

，意谓将罪责转移给他人。宋祁仿此，生造出“嫁非”一词。《李峤传》曰：“中宗以峤身宰相，乃自陈失政，丐罢官，无所嫁非，手诏诘让。峤惶恐，复视事。”

[66]

此事《旧唐书》载：“（峤）乃抗表引咎辞职，并陈利害十余事。中宗以峤昌言时政之失，辄请罢免，手制慰谕而不允，寻令复居旧职。”

[67]

宋祁以“无所嫁非”来描述李峤的引咎自责，义亦可通，然“嫁非”一词仅此一见，殊觉别扭。

对于《新唐书》之“涩”，历代学者多有批评，而以北宋文学家唐庚、金代史学家王若虚为甚。唐庚文风近于苏轼，明白豁达。他应邀为宋祁文集作序，尚揄扬有度，委婉含蓄。《书宋尚书文集后》曰：“兄弟于字学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读者往往不识。予典狱益昌，始得尚书所为文，读之粲然。东坡所谓字字照缣素，讵不信哉！”

[68]

至于《新唐书》，据徐度《却扫编》卷下载，唐庚尤其不喜，以为“晚学遽读《新唐书》，辄能坏人文格”；曾评论曰：“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

[69]

王若虚撰《新唐书辨》，集中批评《书》中用语“惟异之求，肆意雕镌 ,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认为“自古史书之弊, 未有如是之甚者”

[70]

。可谓犀利尖锐。

平心而论，《新唐书》列传为了叙事简洁、力避陈言，行文中大量运用僻字、换字、颠倒、缩减等修辞手法，以致经常出现文义隐晦、淹没或脱失不足等生涩之弊。此类例证，为数甚夥，毋庸讳言。如《太子瑛传》：“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

[71]

赵翼认为：“揠谓迎合也。时武惠妃擅宠，寿王其子也，林甫欲倾太子而立寿王，故云揠也。”

[72]

句意虽大致可明，然着实费解。按，揠，拔也。《新唐书》另有四处用此字，皆为此意，如曰“中流矢，揠去复战”

[73]

；“故阴阳不和，揠士为相”

[74]

；“光弼以范阳本贼巢窟，当先取之，揠贼根本”

[75]

；“瑊中矢，自揠去，被血而战。”

[76]

皆意义显豁，一读即晓。而“以揠妃意”之“揠”，不能以“拔”“提拔”等义项解释。宋祁此处当是根据《小尔雅·广物》“拔心曰揠”，将“拔心”理解为动心，又拔心等同于拔意，故用“揠其意”来表述“动其意”。特别是一些相沿已久而又固定的成语谚语，其意义早已约定俗成，深入人心。宋祁为追求新奇，经常任意改窜。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出自《荀子》，宋祁改为“蓬在麻不扶而挺”

[77]

；“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出自《系辞》，宋祁改为“见几而作，俟终日耶”

[78]

；“疾雷不及掩耳”出自《六韬》，宋祁改为“震霆不及塞耳”

[79]

。诸如此类，尽管合乎语法，文字训诂甚至更为精确，却了无新意，只增拗口，颇为无谓。

但《新唐书》的“涩体”书写，决非一无可取。赵翼曾详细比较新旧《唐书》的文笔，认为：

《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略）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至有市井俗语，亦一槪阑入，绝不检点者。（略）子京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一经对勘，优劣自见。

[80]

此论持平中肯。若干词汇，经宋祁点化创造，成为古代汉语中富有生命力的新词。如《崔行功传》“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踵领”

[81]

，谓踵前人而领其事；《马璘传》“漂血丹渠”

[82]

，谓血流满沟皆赤；《房琯传》“十年不谐际人事”之“谐际”

[83]

，谓谐合交际；《苏頲传》“朝鼎夕砧”

[84]

，鼎，烹也，砧，诛斩，谓迅速伏诛。等等皆极意避俗，戞戞独创，新奇可喜。

另外，综观历代对《新唐书》“涩”之批评，往往失于苛薄，未明瞭其意在于字句语法的复古。如《后妃上》：“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

[85]

“户知之”三字，顾炎武批评曰“殊不成文”

[86]

。其实此语出自《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关中民户知之”，颜师古注曰：“言家家皆知。”

[87]

宋人如李纲等均曾用过此语

[88]

，“殊不成文”是苛评。《藩镇传序》曰“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

[89]

，据字义，“由”当为“犹”，南宋吴缜曰：“今案，‘由’盖‘犹’字，史臣之误也。”

[90]

然“由”字本有“犹”之义，《孟子》中“以齐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耻为弓”“由己溺之”等皆用此义，故洪迈尝著《唐书补过》为宋祁辩护，批评吴缜“元不深究《孟子》”

[91]

。又如王若虚批评道：

李密等《赞》云：“炀帝失徳，天丑其为。”《吉温传》云：“李林甫才其为。”《朱桃椎传》云：“人莫测其为。”《温庭筠传》云：“执政鄙其为。”《冯河清传》云：“众义其为。”《崔远传》云：“世慕其为。”此类甚多。古人言“所为”、“有为”则有之矣，单“为”字未尝道也。[92]

诸例，“为”前皆省略“所”字，与中古汉语语法不符，招致王若虚指摘。然上古汉语中不乏此种用法，如《左传》“予取予求”，即“予取予所求”之义

[93]

。宋祁的省略，是刻意仿古。又如张荐上疏救颜真卿云“去正月中”

[94]

、玄宗曰“去十三载已有传位意”之“去”字

[95]

，王若虚评曰：“按古今言‘去年’‘去岁’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语，未见其例也。”

[96]

然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即曰“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

[97]

，宋祁不过追摹效仿而已。

三、“涩体”是古文家史学理想的实践

就创作主体而言，历代“涩体”诗文都反映了作者不甘人后、求新逐奇的竞争心态。它可以促使文学家在题材、风格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开疆拓土。宋祁《新唐书》列传的书写，自然可作如是观

[98]

。不过，倘若放宽文学史的视野，着眼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宏观历程，则宋祁的“涩体”别有一番意义。它是中唐以来古文家史学理想的实践，标志着古文运动在史学领域的胜利。

首先，宋祁书写“涩体”的种种手法，并非个人的匠心独创，而是沿袭中唐以来韩愈等古文家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式，将之发扬光大。清代谭献指出：

阅《唐书》。文体闳远，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旧文，多可笑哂。如“师老”为“师耄”、“不可忍”为“叵可忍”、“不敢动”为“不敢摇”，直儿童语！宋祁亦雅材，何以有此蔽？究其师法，殆退之作俑耳。宋与欧阳皆崇信退之，乃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

[99]

这准确抉发出《新唐书》“涩体”的症结所在：中唐韩愈是始作俑者，而宋祁是学习韩愈，得其性情所近。“（祁）最好《大诰》。”

[100]“

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

[101]

韩愈的古文写作，兼具平易妥帖与雄奇矫健两种风格；而论文时虽主张“文从字顺”，“（文）无难易，唯其是尔”

[102]

，但更重视戛戛独创，“惟陈言之务去”

[103]

。韩门弟子中，除李翱主于平易外，自樊宗师、皇甫湜直至晚唐来无择、孙樵等辈，都片面继承了韩愈追奇逐僻的文风，“各有各的怪法”

[104]

，导致晚唐古文创作在怪奇僻涩的路上变本加厉。不仅如此，他们还为这种怪僻文风提出了诸如自然类比、求诸经典、诉诸人情、建立谱系等多层面的理论阐述，进行合法化论证。凡此等等，皆可视为古文写作的一种话语建构。下迄北宋初柳开复兴古文，自然便面临世人对古文辞涩、言苦、难读等类似指责。柳开曾回应道：“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髙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105]

可惜他并未在创作上形成新典范，依然沿袭来无择、孙樵等人之弊，甚至等而下之。一直到真宗朝，古文即意味着僻涩，这种认识已经根深蒂固。

宋祁对古文的理解，基本局限在这一主流认识框架中。他本是昆体作手，中年后翻悔前作转向古文，对韩愈等古文家在文体、语体层面“惟陈言之务去”的理念，深深服膺：

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

[106]

他最推崇韩文能自铸伟辞，“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

”[107]

。对于柳宗元、刘禹锡等古文成就的评骘、汲取，他主要着眼于“新语”“险语”等文字词汇层面

[108]

。在修史时，他书写涩体的诸般手法，也与韩愈、柳开等人一脉相承。比如韩愈运用古语、僻语，或缩略、减省、调整语序等等，宋祁都同样娴熟地运用在《新唐书》列传。再如柳开之文一贯以涩著称，具体表现为：省略不当、词序颠倒、乱用虚词、用词不当而词义不明

[109]

。前三种，在《新唐书》列传中屡见不鲜。最后一种，柳开是由于遣词用字欠妥，导致语句的意义含混模糊，文理淆乱——这反映了他语言功底的薄弱；而宋祁则出于深厚的文字学素养，故意选择一些古字、僻字来表达相同的意义，显示出精深渊博的学识。二者都导致文字表达上的晦涩，一是力有未及，勉强为之；一是游刃有余，故作高深。宋祁利用这些手法，制造出生涩新奇的表达效果，这是他走出昆体、接受韩愈等人古文理念的自觉实践。清代方以智曰：

唐人组织，初汨没于绮藻。（略）绍述已险涩矣，然以并铣溪虬户，所胜多多。宋景文规模修武，识者犹或少之。用古人足矣，则今日而造者，诚所不必也。如退之文，苗薅发栉、目擩耳染、鐬目訹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间见层出、曹诛五畀、变索、噎喑，他如喁噞、瘢痆、婠妠、窋窡，此类甚多，皆对《广韵》钞撮，而又颠倒用之，故意謷牙。鹿门以为生割，甚为退之不取也。若樊宗师《绛守园池记》（略）岂相远哉？黄长睿言段柯古《靖居寺碑》虽不似樊绍述之甚，亦轧轧难句矣。《新唐书》幸不至是，然亦好造，其有本者，亦自雅也。

[110]

方氏将宋祁的“涩体”置于中晚唐古文家僻涩文风的传承中考察，指出宋氏的“好造”正是对韩愈、皇甫湜等人“規模修武”，而不至如是之甚。这准确地抉发出“涩体”在文学史上的演进脉胳。

其次，与柳开、穆修、石介等古文家相比，宋祁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最大的特色、成就，并非体现在文章上；而是他将古文写作的理念、表现手法，付诸于史书修撰，从而实现了中晚唐古文家修撰国史的宏伟理想。

魏晋以后，凡修史必推文士。史官通常选择能文之士为之，而著史也被认为是不朽之盛事

[111]

。久而久之，能否从事史书撰写，便成为衡量“斯文”成就、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

[112]

。“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

[113]

自南北朝至唐初，骈俪文风日益盛行，浸润蔓延到史学领域，“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

[114]

。古文家既以骈文为敌，以文体变革作为自己的使命，然则以古文形式修撰一朝国史，在史学领域内驱逐骈俪之文，正是责无旁贷。况且，古文家以复古行道为标榜，而孔子之道、孔子之心，皆体现在以《春秋》为代表的褒贬凡例中。通过史书修撰来褒贬是非、劝善惩恶，是古文家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的应有之义。无论是古文前驱萧颖士、李华，还是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或者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人，都曾担任史官，或与史官群体交流密切，深受影响

[115]

。他们普遍具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修史情结，即以修撰王朝的国史实录为已任：

仆（萧颖士）不揆，顾尝有志焉。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略）于《左氏》取其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覈。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

[116]

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为本。（略）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李）翱心也。

[117]

遗憾的是，唐代古文家这般雄心壮志，皆蹉跎未就，只留下若干讨论史法、史体的书序杂文。仅有韩愈曾撰《顺宗实录》，仍未愜人心。

下迄北宋，古文家依然执着于修史的理想，将修史视为继承六经之旨、韩柳之文的重要标志。王禹偁表彰孙何、丁谓曰：“二百年來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孫丁。如今便好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

[118]

刘敞评价欧阳修超过韩愈，着眼于前者以一己之力修撰《五代史》：“退之不为史，于道其犹未。（略）天意晩有属，先生拔乎汇。”

[119]

《新唐书》修撰于庆历四年至嘉祐五年间（1044—1060），恰逢北宋骈散交替的关键时期。它的编撰，体现了北宋古文家对唐代前辈史学理想的继承，直接针对的是深受骈俪文风影响的《旧唐书》文体卑弱，不足以振起斯文。蒙文通指出：

《新唐书》之作，盖犹乎《新五代史记》，亦沿乎萧、柳、皇甫、李翱之论，与刘敞、王安石辈无二致也。《能改斋漫录》、《困学纪闻》并谓（略）。此所谓庆历以前，即宋初显学，沿于唐之旧派者也。庆历以后之显学，则本于唐之异儒新派者也。文起八代之衰，而道继千四百年之绪，为一世言学之宗趣。《新唐书》、《新五代史》者，即本此宗趣以重修旧史者也。

[120]

据蒙氏所言，《新唐书》之作，即沿自唐代萧颖士、柳宗元等古文家之论。这与刘敞、王安石等继承中晚唐经学的新变，是一致的，都是中唐至北宋间“文起八代之衰，道拯百世之溺”文化精神的体现。这一论断，将《新唐书》的修撰视为唐宋学术思想转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融贯宏通，体现了高明的史识。

具体而言，《新唐书》对古文运动中史学理想、理念的实践，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删去骈体写就的诏诰章疏，或以散体改写。赵翼曰：“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略）其他骈体中有新语不忍弃者，则宁代为改削存之。”

[121]

《旧唐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四六体诏诰章疏，宋祁将之一概删去。对于一些语言辞句有创新的骈体章疏，宋祁以散体将它们重新改写，再收入列传。这无疑是从文体角度，否认了骈体文在正史编撰中的合法性。他认为，骈体文讲究平仄对仗，读来音调和谐朗朗上口，适合日常宣读施行，只是文体卑弱，不可施于史传：“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施云。”

[122]

对于这种作法，王若虚、顾炎武不以为然：

凡人文体，固不必拘，至于记录他人之言，岂可过加润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书》虽诏、敕、章、疏，类皆变乱以从己意，至于诗句谚语、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123]

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

[124]

平心而论，宋祁此举固有无奈之处。《史记》、《汉书》多载散体诏令，简洁质朴，至多不过数行，基本不碍整篇文气。而唐代王言数量繁夥，岂能尽收？诚如四库馆臣所言：“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

[125]

只是有些诏令制书，关系到时政盛衰、军国大体，或是剔抉时弊鞭辟入里，宋祁将之一概删除，终究与史学求真存实之旨，有所悖离。赵翼认为：“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疏尚骈丽，皆载入纪传，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

[126]

可谓的评。这个偏见，即宋祁服膺古文、欲在史学领域驱逐骈文的文学理念。他直接踵武唐代前期史学家刘知几，同时继承了中唐以后古文家的史学理想。

众所周知，对于魏晋以后的骈俪文风，刘知几深恶痛绝：“皆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由趋声对之为患也。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

[127]

他认为，骈体入史，是导致史学陵夷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128]

而唐初以词人修《晋书》，骈俪之句盈编：“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这“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129]

此即前文所引宋祁“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一语的出处。针对骈体文特别重视词藻、声韵、对偶等形式要素，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极易导致冗长赘芜之病，刘知几又提出，史书叙述应当“用简”、“用晦”，以避繁冗：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褥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 此皆用晦之道也。

[130]

李少雍分析道，刘知几所揭橥的“晦”，是一种比“简”更高的层次。它不特要省字，而且更要传神。它也不只是一般的词约事丰，而主要是言近旨远、辞浅义深

[131]

。然而隐晦过深，过分追求简古，必然会导致僻涩难读。对此，宋祁拳拳服膺。《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

[132]

，“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133]

，过度执着于繁简之别，末流之弊乃至于诘屈骜牙。事实上，宋祁修撰《新唐书》期间，便以刘知几为隔代知音，自我期许，深受影响：“所赖韦吴皆俊笔，刘生当见汗青期。”自注：“知几论史，尝言‘垂白有期，汗青无日。’”

[134]

诸弊，当与此有关。

刘知几堪称古文运动与史学的第一个接榫点。他对骈文的严厉抨击，他的文体观与史学观，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已指出，中唐以后古文的振起，以及萧颖士、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史学观，即受到刘知几启迪

[135]

。对于唐代的诏令制诰，宋祁或“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译”，或“通首全为代作”，“戞戞独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

[136]

，这完全实践了古文家力去陈言的语言美学，在史学上却是“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

[137]

。王若虚、顾炎武等人对宋祁的批评，看到弊端所在，却忽略了这一作法的历史渊源脉胳。宋祁正是继承、实践了刘知几与唐代古文家的理念，欲以古文取代骈文，将后者驱逐出朝廷国史。

第二，好用韩、柳文入史。一方面，因推崇韩、柳古文，宋祁在《新唐书》中大量转录二人文章：

景文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文》，《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戣传》又载愈《请勿听致仕》一疏，而于《宗元传》，载其贻萧俛一书，许孟容一书，《贞符》一篇，《自儆赋》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

[138]

另一方面，个人的文学嗜好，影响到宋祁修史时史料的选取。如柳宗元曾撰《段太尉逸事狀》，详细记载中唐名臣段秀实斩杀郭晞违法士卒，以及卖马代偿焦令谌佃农欠租两件逸事，上呈史馆。唐宪宗元和八年（813），韩愈任史官，柳宗元致书，追怀二人昔日修史之志，希望韩愈能将《逸事》载之于史，书之勿坠。《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曰：“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

[139]

《旧唐书》不载，《新唐书》则据以全载，又在传末引述柳宗元之语赞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略）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

[140]

又如，李翱撰有《髙愍女》《杨烈妇传》，为德宗建中年间两位忠于唐王朝的妇女立传。他对此颇为自负，以为足以继承韩愈“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的史学抱负，“仆叙髙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

[141]

此二传《旧唐书》并未，宋祁则在《新唐书》中为二女立传，文字亦如李翱所言。又如晚唐何益于，任益昌县令时爱民勤政不畏强权，然生前不得迁升，身后又因官职卑微不得入史。孙樵撰《何易于传》记述其事，冀望史官

[142]

。《新唐书》为何氏立传，将其事迹纳入《循吏传》中，实现了孙氏的愿望。

第三，高度评价唐代古文运动。《旧唐书》撰于五代，史官深受骈俪文风影响，对于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整体评价并不突出。这在《韩愈传》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王运熙指出，《旧唐书》对韩愈散文的特色、成就和影响，有所肯定；但“仅称为自成一家新语，没有指出韩文在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评价很不足”

[143]

。对于韩文的缺点，倒数落不已，认为其文有悖孔孟之旨。《新唐书•韩愈传赞》迥然不同：

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略）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144]

宋祁不遗余力地推崇表彰韩愈弘扬儒家道统、振起古文的历史功勋，将之与先秦孟子、荀子等儒家圣贤相提并论，驳斥了《旧唐书》的诸多非议。自古以来对韩氏的评价，可谓无出其右。对于唐代文章的发展演进，宋祁总结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从初唐四杰→燕许大手笔→韩柳等人，而以韩柳古文运动为唐文发展的高峰：

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145]

具体到其他古文家，如萧颖士，则以超过《旧唐书》二百多字数倍的篇幅，详细记载其生平事迹、文章学术、交游网络、地位影响等，从彰显气节、推引后学、张扬师道等几个侧面，呈现出萧颖士古文先驱的形象。相反，对于一些今体诗文大家，宋祁则曲加贬抑。如白居易，《旧唐书》站在近体诗文的立场上，将白居易视为唐代最杰出的作家，偏重于叙述其诗文成就，并于传末综论先秦至唐代文学的发展[[146]]。宋祁认同古文运动，《新唐书•白居易传》叙述的重点，在于军国大事与白氏的吏才，表现出与《旧唐书》不同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史观。

四、宋祁的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上，宋祁一般被视为西昆体殿军，与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集团分属不同的阵营。有学者甚至将欧、宋之间的对立，视为中唐以后韩愈VS李商隐→北宋柳开VS西昆体之间，文学复古与反复古两大派文艺思想斗争的延续

[147]

。这种判断，只看到宋祁早年出入昆体，却忽略他中年以后对昆体的超越，未能全面地抉发他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宋祁的确与昆体渊源甚深。他早年以一首神似李商隐的《落花》诗，受到昆体名宿夏竦的赏识。天圣二年（1024），宋祁进士及第，知贡举即为昆体领袖刘筠，之后又备受器重。刘庠《缇巾集记》载：“（刘筠）取当代文士古律诗作句图置斋中，人不过一两联，惟余兄弟（宋庠、宋祁）所作独占三十余联，自是刘公深加训奖。”

[148]

入仕后，宋祁与另一位昆体名大晏殊交往密切，颇受提携。就此而言，将宋祁视为后期昆体的代表作家，并无不妥。更何况在政治立场上，宋祁兄弟与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革新集团，颇有隔阂。宋祁之兄宋庠曾误受吕夷简挑唆，欲治范仲淹死罪，而宋祁直接参预导致庆历革新失败的“进奏院案”。

然而，宋祁在文学史上的复杂性及意义，远不止此。他中年以后走出昆体藩篱，逐渐仰慕、学习韩柳古文，展示出仁宗庆历前后文坛由骈入散、古文运动深入人心的历史趋向。他晚年曾回顾自己少学无师，因应举而习时文、学昆体，因修撰《新唐书》而悟文章之难须自名一家，于是翻悔前作：

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

[149]

这段文字亲切地叙述了他一生为文历程的转变， 相当可信。大约在仁宗景祐年间，宋祁便已尝试阅读韩愈作品。《读退之集》曰：“素瑟朱家古韵长，有谁流水辨汤汤。东家学嗜蒲葅味，蹙頞三年试敢尝。”

[150]

诗中将韩诗比作古韵，既言“有谁流水辨汤汤”，则韩文当时尚曲高和寡，不为众人所喜。“蒲葅味”句则用周文王独嗜菖蒲的典故，表明他初步意识到韩文的独特魅力，开始接受韩文；“三年始敢尝”，可见此过程之漫长

[151]

。

宋祁对韩集的阅读和授受，正值“尊韩”思潮及古文运动在仁宗朝再度振兴时。不同于昆体领袖杨亿对韩愈的鄙弃，宋祁没有墨守昆体成规，而是主动参预到新的文坛潮流中。他此期所作《对太学诸生文》，便是模仿韩愈的名篇《进学解》。庆历五年（1045）后，他因修撰《新唐书》遍读唐代文章，领悟到韩柳古文的真谛，对之前出入昆体的历程作了全面反省：“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

[152]

他衷心服膺韩愈“文必已出”的理念，重视文学语言的求新逐奇，准确地评论抉发韩、柳、刘等唐代古文家在语言艺术上的创新。最重要的，则是倾注十七年的精力修撰《新唐书》列传，将唐代古文运动的文学理念、文学技巧付诸历史书写，实现了韩、柳、李翱等古文家撰写国史的史学理想。作为西昆体的殿军，宋祁的转向尤其具有象征意味，展示出古文运动深层演进的逻辑。

这种转向也提醒学界，对于北宋古文运动的考察，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作家谱系，即柳开、王禹偁→穆修、尹洙、苏舜钦、石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门。还应当尽量扩展视野，将此前某些一直被当作古文家对立面的文人，纳入到研究视野中。他们既包括那些身处草野、名位不显的处士、隐逸、怪人，也包括一些与欧阳修名位相埒的台阁翰苑之士。后者大多身居高位，掌管文衡，他们在仁宗朝的文学活动，于文坛风气影响甚巨。他们与宋祁一样，在不程度上表现出对昆体的反省、超越，并写作古文，形成一股推进古文运动的强大动力。如太平宰相、后期昆体领袖晏殊，仁宗明道年间曾致书富弼，反省为文历程，欲从馆阁体转向韩柳古文。《与富监丞书》曰：

某少时闻群进士盛称韩、柳，茫然未测其端。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自历二府，罢辞职，乃得探究经诰，称量百家，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迩来研诵，未尝释手。若乃扶道垂教，剗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则韩子一人而已，非独以属词比事为工也。

[153]

晏殊对宋祁有提携之恩，二人关系密切，诗歌唱酬频繁。仁宗天圣以后，他们与欧阳修几乎同时迈出昆体的笼罩，转向古文。这反映出北宋文学史的深层嬗变。遗憾的是，晏殊的作品大都散佚不全，无法探究其详。而宋祁除文集外，还有《新唐书》完整传世。通过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相关文献对勘，为学界考察古文运动在史学中的表现提供了完整文本。

最后，再来审视本文开篇所引“札闼洪休”的佚事。它实质上反映了古文运动内部两种不同理念、文风在史学领域的冲突。宋祁的“涩体”，是韩愈以后古文运动中艰涩奇崛主流一脉在史书修撰中的运用。及至欧阳修，方以明白流畅的散体篇章为古文运动创立了新的写作典范，并利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的机遇，扭转了士人中一味求新逐奇的文风取向。他与宋祁一起负责修撰《新唐书》，分别撰写本纪、列传，却“文体不一”，体现了不同的古文典范：“欧公与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体不同犹冰炭也。”

[154]

注 释

[1]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冯志弘《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研究宋代古文运动的力作，均未涉及宋祁。曾枣庄较早将宋祁视为古文中生涩风格的代表，并认为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贬斥的便是这种生涩文风。（《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历程》）葛晓音提及北宋前期的生涩文风，也包含宋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谢思炜探讨了宋祁的文学成就，及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意义。他将宋祁视为西昆派余绪，认为他服膺西昆派的文学主张，“直到晚年并无根本变化”，对诗文革新持一种冷漠态度。（《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谢佩芬对宋祁的辞赋、散文与诗歌创作，作了全面研究，未及“涩体”。（《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文学新论》，学生书局2013年版）

[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第20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 谢琰引用郭氏的观点，探讨宋祁的字学好尚，以及以用字为本位的文章观念，即强调用字的准确性，崇尚以故为新、复古还雅的语言效果。他指出，宋、欧之间的分歧，体现在宋重视古文用字，而欧公重视古文造句。《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宋景文公笔记的字学好尚与文章观念》。

[4] 佚名：《锦绣万花谷》卷二十，第710页，广陵书社2008年版。

[5] [27] [125]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第1148页，第1310页，第41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顾宏义等校证，第1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63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8] 颜中其：《新唐书修撰考》，《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

[9] 谢保成：《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 [18] [69][106] [107] [108] [122] [149] [152] 《全宋笔记》，戴建国等主编，第八编第四册第215页，第三编第四册第117页，第三编第十册第176页，第一编第五册第47页，第一编第五册第48页，第一编第五册第58页，第一编第五册第48页，第一编第五册第47页，第一编第五册第48页，大象出版社2017版，2008年版，2003年版。

[11] [12][35] [38][39] [40][42] [43][44] [45][46] [47][48] [49][50] [51][52] [53][54] [55][56] [58][59] [60][63] [64][66][71][73][74][75][76][77][78][79][81][82][83][84][85][89][94][95] 133] [140][144][145] 宋祁等：《新唐书》，第6471页，第6472页，第5821页，第4323页，第5633页，第5579-5580页，第4400页，第4140页，第3951页，第3995页，第6165页，第3960页，第4692页，第5921页，第5990页，第3774页，第3932页，第3805页，第6420页，第4645页，第4888页，第4849页，第5007页，第4736页，第5894页，第4851页，第4370页，第3607页，第4115页，第4340页，第4584页，第4893页，第4251页，第5676页，第3812页，第5734页，第4618页，第4625页，第4401页，第3471页，第5921页，第4980页，第4268页，第6472页，第4861页，第5269页，第572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 [100] 王得臣：《麈史》，俞宗宪点校，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4] [132] 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卷下，《丛书集成新编》第21册 第203页，第203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15]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冯惠民等点校，第5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 朱熹：《朱子全书》第22册卷五十一《答董叔重》，朱杰人等点校，第2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等点校，第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9] [20] [21] [36] [61] [67] 刘昫等：《旧唐书》，第3004页，第3007页，第3005页，第2894页，第770页，第299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第6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3] [24] [41] [113][142]《全唐文》，董诰编，第2714页，第11206页，第2586页，第3204页，第833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 [72][80] [136] [137] [138 ] 赵翼：《陔余丛考》，曹光甫点校，第389页，第183页，第181页，第183页，第183页，第3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6] 周广业：《过夏杂录》卷三，《周广业笔记四种》，祝鸿熹等点校，第10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28] [29][134][150]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五，《丛书集成新编》第60册第313页，第580页，第229页，第891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

[30] 《尔雅注疏》卷七，郭璞注、邢昞疏，《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第5694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31] 朱弁：《曲洧旧闻》卷九，孔凡礼点校，第214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按，平文即古文。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金良年点校，第257页，中华书局 2015年版。

[32] [33]蒋寅：《“涩”作为诗学概念的意味》，《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他认为，涩从中唐成为一种被追求和崇尚的审美趣味，“但要到宋代才被视为诗歌的重要素质，到宋末才被命名得到理论的确认。”然诗歌如此，文则未必。

[34]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赵守俨点校，第5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7] [62]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第6551页，第8539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57] [139] 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尹占华校注，第504页，第2037-2038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65]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传》，第228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68] [148] [153] 《全宋文》，曾枣庄主编，第139册第343页，第20册第430页，第19册第221-2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70] [92] [96] [123] [154] 王若虚：《王若虚集》卷二十四《新唐书辨》上，马振君点校，第235页，第281-282页，第284页，第293页，第236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86][124]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等校点，第1496页，第1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87] 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第186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88] 如李纲《李纲全集》卷四十一《召赴文字库祇候引对札子》：“然道涂闾巷之人户知之。”王瑞明点校，第503页，岳麓书社2004年版。

[90] 吴缜：《新唐书纠谬校证》卷二十，王东校证，第48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1]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七，孔凡礼点校，第71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93] 此承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兄赐教，谨此致谢！

[97] [102][103]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八《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刘真伦等校注，第2850页，第865页，第700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98] 赵庶洋将宋祁《新唐书》视作徐彦伯涩体的嗣响，认为宋祁《新唐书》列传的书写，是为了与欧阳修竞争。《文学研究》2020年第1辑《涩体，一种文学竞争的策略—唐徐彥伯文风及其流变》。

[99] 谭献：《谭献日记》卷一，范旭仑等点校，第16-17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01]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刘德权等点校，第21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4] 葛晓音指出，皇甫湜、樊宗师、沈亚之、孙樵等古文家“各有各的怪法”。樊的特点是字词的生造杜撰，皇甫是的用词艰奥滞涩，沈则好用怪艳冷僻的字。他们“都把生涩怪奇当作创新，片面发展了韩柳散文中用奇词难句的倾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

[105] 柳开：《柳开集》卷一《应责》，李可风点校，第12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109] 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第4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0] 方以智：《通雅》卷八，《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侯外庐主编，第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1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60-7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12] 刘邵：《人物志•流业第三》，梁满仓译注，第57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114]] [127][128][129][130] 刘知几：《史通通释》卷九《覈才》，蒲起龙释、王煦华点校，第232页，第478-479页，第162页，第76页，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2009年版。

[115]] [131][135] 李少雍：《刘知几与古文运动》，《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116]] 萧颖士：《萧颖士集校笺》卷三《赠韦司业书》，黄大宏等校笺，第77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117] [141] 李翱：《李翱文集校注》卷六《答皇甫湜书》，郝润华等校注，第79-80页，第80页，中华书局2021年版。

[118]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二，邓广铭等点校，第3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9] 刘敞：《公是集》卷九《观永叔五代史》，《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第415页，线装书局2004年版。

[120]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史学甄微》，《蒙文通全集》（第二册），第402页，巴蜀书社2015年版。

[121] [126] [138]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八，王树民校证，第406-407页，第407页，第408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43] [146] 王运熙：《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中古文论要义》十讲，第90页，第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7] [151] 谢思炜认为：“宋祁在诗文革新掀起之时仍然坚持晚唐和西昆派的某些文艺主张，其意义正在于对诗文革新运动起到某种修正作用，响应并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内部的一个重大变动，即道学家与文学家的最终分裂。”他将《读退之集》视为宋祁早年批评古文家的证据，理解有误。《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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