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窝牛号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制礼作乐,以下关于的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学习。

“礼崩乐坏”年代的一场义战

雍 人

（一）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创造了一个“封邦建国的礼乐世界。”

西周政治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前提，实行“分封制”。将同姓同族、异姓亲戚及古帝王之后，分封到四面八方，建立起新的诸侯国。《荀子.儒效篇》记载，西周初期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的五十八个，占绝大部分。这些诸侯国，虽强弱不同、远近不等、贫富不均，但都能像众星捧月一样地拱卫着周王室。

西周经济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实行“井田制”，把土地大致划分成方方整整的井字形，分配给百姓耕种，收取一定的赋税。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称赞这种制度为“田地无私”的公有制和“无甚贫甚富之民”的共同富裕，升华到“乌托邦”的理想制度。

西周的国家治理方面，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以“秩序与和谐”为核心“制礼作乐”，制定了官制、军制、田制、税制、礼制等典章制度，统治和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及万民，都依据既定的礼仪行事，从而形成了上下相安、万民和谐的礼仪之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营造出了中国上古时期一个“封邦建国的礼乐世界”。就连被后世尊为圣人和素王的孔老夫子，对这一时期都发出了饱含深情的赞叹：“郁郁乎文哉！我从周”。

从周武王建国到周平王东迁（东周将都城从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周历经二百多年，传十一世十二王。但从西周的中后期，国势逐渐衰落，到了周幽王时，他更是用为博得宠妃褒姒“千金一笑”的一支火把，彻底烧毁了曾盛极一时的西周文明，点燃了诸侯争霸的大火，周王朝也从西周的“礼乐世界”，进入了东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因周王室的权威日渐丧失，统治有名无实，诸侯国各行其是，相互间你打我、我打你，战火常年不断，历史上把这种大动荡、大变革局面称为“礼崩乐坏”。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孔夫子心中的“礼乐世界”破灭了，他痛苦无语，对弟子子贡讲：我不想说任何话了！子贡劝他说：你不说话，我们这些弟子怎么传述你的思想？孔老夫子悲愤道：老天不说话，四季照常变化，百物照样生长，老天说了什么话呢？

（二）

据唐朝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国名谱》、宋朝杨甲《六经图-春秋一百二十四国爵姓》等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国家共有一百二十四个，被消灭的国家五十二个；被杀害的国君有三十六人；发生的大小战争千余次，平均每年都有三四场战争。

关于春秋时期的战争，古代史学家们经常讲到的一句话是：“春秋无义战”，它也作为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毛泽东就在他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道：“ ’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

“春秋无义战”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下》：“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的这种观点，追根溯源，来于孔子。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儒家思想认为，西周时期国家的统治和战事的发动，都由周天子来决定，战争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稳定和巩固。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有能力的诸侯常常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或自己决定发动战争，并非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威信，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称霸的目的，所以得出了“春秋无义战”的结论。

由此看来，此“义”非彼“义”。我们讲正义之战，主要是依据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来决定，并不是看战争由什么人来决定和发动。因此，对于春秋时期战争的正义与否，应该针对具体的战例进行分析，也就不能绝对化的一概而论，春秋时期发生的“韩原之战”就是例外。

（三）

根据《左传》、《史记》等记载，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周襄王八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韩原之战”。交战的双方是定都雍（今陕西凤翔）的新兴诸侯国秦国和定都绛（今山西侯马）的老牌诸侯国晋国；双方统帅是秦国国君秦穆公任好和晋国国君晋惠公夷吾；战争的地点在晋国实际控制的河西地区（指今陕西东部黄河与洛水之间，涵盖涉及韩城、华阴、大茘、蒲城、白水、澄城、合阳等几个县市）的韩原一带。

关于交战的地点有三种说法：一是今山西芮城县北；二是今山西河津市与万荣县之间；三是在今陕西韩城市西南。前两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西晋学者杜预在注解《左传》时，对记载韩原之战的一句“涉河，候车败”，解释为这个“涉河”就是指秦军渡过黄河，所以认定交战之地不是河西之地，而在黄河以东；第三种说法主要依据唐代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它是现存最早的古代地理总志，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古代政区地理的沿革变迁，对每一县的沿革迁徙都有简介和必要考证，其中明确记载：“韩城县，上。西南至州二百里。古韩国及梁国，汉为夏阳县之地。隨文帝分合阳于此置韩城县，春秋秦晋战于韩原，即此地也”，唐朝末期也曾将韩城县改名为韩原县。最新的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有的学者把韩原之战定为秦晋争霸的第一战，更有甚者，认为这次战争是秦穆公为了教训晋惠公得位毁约、言而无信，为争夺河西之地，而发动的一场报复性战争。这种观点与史书记载的事实出入较大，有所偏颇。

当时秦晋两国还处于“春晋之好”的“蜜月期”，尤其是秦国对晋国实施了大规模救灾援助的“泛舟之役”行动，仅隔一年多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引爆了两国间的“韩原之战”？史书中对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整个过程，都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

（四）

韩原之战是秦穆公为捍卫尊严和荣誉、洗刷屈辱的一战，也是秦国保家卫国、积极防御而不得不打的一战。

公元前659年，秦德公少子、秦成公的弟弟任好，继位秦国国君，史称秦穆公。他为了缓解秦国和邻邦晋国之间的对峙局面，维护和平安定，主动求娶了晋国的长公主，也即晋献公的大女儿、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大姐穆姬，开创了“秦晋之好”的佳话。

“爱屋及乌”，秦穆公对这位小舅子夷吾也是疼爱有加，多次施恩。一是在晋国晋献公执政时，由于宠妃骊姬祸乱国政，逼死太子申生，迫使夷吾和二哥重耳各自逃亡。在夷吾逃亡期间，秦穆公多方照顾；二是晋献公死后，国内大乱，夷吾求秦穆公相助，派大军护送回国登上国君宝；三是在晋惠公继任的第三年（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又应晋惠公求助，为解晋国的饥荒，倾全国之力，从秦国国都雍，千里之遥，动用数百艘坚固大船，经水路运送数百万斤粮食，到晋国的国都绛，救灾援助，这次行动即为历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

但晋惠公对秦国的友好和秦穆公的施恩，反倒是寡廉鲜耻，言而无信，以怨报德。一是在依靠秦国相助继承君位后，食言而肥，拒绝兑现自己提出的，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的盟约，并杀害了与秦国交好的大臣；二是“泛舟之役”后，晋惠公对秦国的援助并不买账，对秦穆公的施恩毫无感激之心，抱着诸侯国头号霸主的心态，认为作为一个新兴的区域诸侯国，秦国所做的一切，理所应当。三是在公元前的646年，也就是“泛舟之役”事件发生不到一年，秦国发生灾荒，而且原有储备的粮食已援助晋国，秦穆公就派人向晋国求援。晋惠公不但拒绝援助，而且认为有机可乘，准备兴兵西进，吞并秦国。

“我本将心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听到晋国准备进攻秦国的消息，秦穆公心中是伤心、屈辱，还是生气、悲愤，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何曾想到这个小舅子，忘恩负义、食言而肥也就罢了，现在竟寡廉鲜耻、以怨报德，要干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事情。秦穆公作为国君，有损国格，有失国威；作为姐夫，颜面扫地，威信全无。但当时晋国已是建国有二百六十多年的老牌诸侯国，而秦国只是一个建国只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新兴诸侯国，晋国的总兵力是秦国数倍之多。面对晋国的战争威胁，秦国明显的是以小敌大、以弱对强，但史书上没有记载秦穆公象实行“泛舟之役”时一样，召集大臣认真商议，仔细筹划，而是乾罡独断，以大夫丕豹为主将，亲率大军，挥师东进，迎击晋军。

（五）

韩原之战是晋惠公人心尽失、君臣离心、失道寡助而不得不败的一战。

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用较多的笔墨，详细叙述了战前晋国高层的失和及争议。

在接到秦国的求援后，晋惠公召集大臣们商议，研究对策。以大夫庆郑为首的一派认为，借粮给秦国，天经地义。庆郑还苦口婆心地力劝晋惠公：背弃恩惠，就会失去亲人；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图所爱，就是不祥；激怒邻国，就是不义。如果失去这四种德行，还凭什么安邦护国。

但晋惠公的舅父虢射等大夫认为，晋惠公得位失约，已经得罪了秦国，就是借给粮食，也减少不了怨恨，还不如利用秦国遭遇灾荒的机会去攻打，可建大功。年壮气盛的晋惠公听从了舅父虢射的提议，准备发兵攻打秦国。

由于晋人大都吃过秦国援助的救灾粮食，主和厌战的居多，军心不稳，士气不振，秦军进入河西地区后，发生了三次战斗，接连获胜，并于次年秋季，到达韩原，晋军主力在韩原迎战秦军。

晋惠公派晋军主帅韩简了解战况、探查虚实。因韩原是韩简的封地，他也不想决战，免得百姓涂炭、财产受损。韩简回来报告说，秦军虽人少，但士气却比我们高。晋惠公问为什么？韩简回答：秦国的三次恩惠你都未报答，他们才来讨伐，我军懈怠，秦军振奋，士气相差还不止一倍。

秦穆公派秦使向晋惠公传话：你流亡国外，我担忧；继位后国内不稳我担忧。现在你君位巩固，我岂敢不接受你的作战命令。

随即，秦晋双方在韩原展开决战。战斗中，晋惠公所乘兵车陷入泥潭，向庆郑呼救，庆郑却指派韩简去救，自己离去。韩简此时正在围攻秦穆公，准备生擒，却被突然杀出的秦国三百“野人敢死队”拼命救下。这三百“野人”曾偷吃了秦穆公走失的坐骑宝马，但秦穆公赦罪并以美酒相送，所以他们自愿不顾生死，以报答秦穆公的赦罪赐酒之恩。因韩简围攻秦穆公贻误战机，反而致晋惠公被秦军所俘。韩原之战秦军大胜，押解晋惠公和战俘凯旋撤回雍城。

（六）

在韩原之战战后问题的处置上，也体现出了秦穆公的胸怀大度和厚德宽仁。

秦军回到雍城，穆姬听说弟弟夷吾被俘，就以死相逼，求秦穆公释放。周天子知道此事后，也派人前来为同宗的夷吾说情。秦穆公从秦国的长远发展着想，并未为难晋惠公和一众俘虏，而且晋惠公在秦国的生活起居，还都是按照国君的规格对待。

年底，秦穆公和晋惠公订立了盟约，晋惠公遵守先前承诺，把河西土地献给秦国，并派太子圉到秦国做人质，而秦穆公把女儿怀赢嫁给晋太子圉。

这一年，晋国又发生了饥荒，秦穆公又给晋国送去了粮食，说道：我怨恨他们的国君，但怜悯晋国的百姓。我只有这样多树立德行，有才干的人才能追随我。

反观晋惠公，他回国后，一踏上晋国的土地，就杀了反战主和的庆郑，然后再入都城。晋惠公也对韩原之战的失利也作了反思，但把原因归咎于父亲晋献公。当初，秦穆公求娶晋国长公主穆姬时，晋献公让占卜官算了一卦，卦象显示，男子杀羊时没有血，女子提着筐篮而没东西装，这表示做事无收获。而且西面邻国责备，晋国无法应付，不吉。所以，晋惠公对大夫韩简说，如果君父当时听了占卜官的话，我也不会落到现在的地步。韩简哭笑不得地说：占卜用的龟背、筮草，都是先前生长的东西，是看它的形状和数目来演算，先君所做的败德事情太多了，数得完吗？就是听从了占卜官的话，又有什么益处呢？

韩原之战已过去了二千六百多年，硝烟早已散尽，战场遗址也近乎难寻，但这次战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和感悟的东西，正像司马迁老夫子创作《史记》时，在编制《六国年表第三》的序言中，以有点戏谑的口吻写道：秦最初是个小国，偏僻边远，中原的诸侯们都排斥它，甚至把它和西方的戎翟少数民族相等同，到了献公以后常常在诸侯中称雄。论秦国的德义不如鲁、卫等国暴戾者的德义，量秦国兵力不如三晋兵力强大，可最终秦国却兼并了天下，并非是靠地理位置的险固和形势的便利，似乎就是上天的帮助了。学者们受自己学识和见闻的限制，看到秦国称帝的时间不长，不研究它的始终，就因此讥笑它并不敢称道它，这和用耳朵吃饭有什么区别，多么可悲呀！

（此文二0二0年六月二十二日刊载于《雍州文学》，二0二0年初冬修改于上海闵行。）

文中未经注明的图片均源自网络，在此谨向图片的作者表示谢意。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制礼作乐发生于什么朝代?礼崩乐坏又发生于什么时期?）雍秦历史文化随笔系列之——《“礼崩乐坏”年代的一场义战》》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敬请关注baike.ccv168.com,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

本站所发布的文字与图片素材为非商业目的改编或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或涉及违法，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