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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回答《荆楚岁时记》，是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由南北朝梁宗懔(约501～565)撰。下面是我整理的荆楚岁时记，一起来看看吧。

宗懔(约500——约563)字符懔，南阳涅阳(今属河南)人，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属永嘉东徙，子孙因居江陵焉(今属湖北)。少聪敏好学，昼夜不倦，乡里呼为“小儿学士”。

湘东王萧绎镇荆州，宗懔经长史刘之遴推举往见，一夜写就《龙山庙碑》，深得萧绎赞赏。历任刑狱参军兼掌书记、临汝令、建成令、广晋令、荆州别驾、江陵令。萧绎在江陵即帝位，擢为尚书郎，封信安县侯，食邑千户。后又累迁吏部郎中、吏部尚书。西魏陷荆州后，宗懔被掳，往北土。北周代魏，孝闵帝对宗懔甚为器重，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已佚。遗着甚多，辑为20卷行于世。其中最著名的是《荆楚岁时记》，为中国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记录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著作，记述荆楚地区的农事、治病、祭祀、婚嫁等民俗习惯和民间故事。历代校勘版本甚多，并流传曰本及东南亚各国。

《荆楚岁时记》原书已佚，现存一卷，系明人从类书中辑出。查历代史志着录，该书题“梁宗懔撰”均无误，惟卷数有异：《旧唐书经籍志》作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一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六卷，称“梁吏部尚书宗懔撰，记荆楚风物故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作四卷，并收有宗懔自序云：“傅玄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故)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曰至除曰，凡二十余事。”《文献通考》作四卷。又新、旧《唐书》于宗懔《荆楚岁时记》后，又均署杜公赡《荆楚岁时记》二卷。郑樵《通志艺文略》称：“《荆楚岁时记》二卷，梁宗懔撰，(隋)杜公赡注。”《四库全书总目》称“原书一卷，公赡所注分二卷，后人又合之”，当符合现存该书面貌。

概言之，《荆楚岁时记》是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专书。现存一卷，以时为序，自元旦至除夕，凡三十八条，记录了古代荆楚地区四时十二月重大节令的.来历、传说、风俗、活动等，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农事、生产、婚姻、家庭、医药、文娱、体育、旅游等众多领域。其多学科知识资料的运用，致使历代着录对其有诸如农家类(新旧《唐志》、《宋志》)、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史部时令类(《书录解题》)、礼类(《通志》)等纷纭不一的归类。我们认为，它是我国著作年代最早、影响最大的民俗学著作。其中关于端阳竞渡、寒食禁火、七夕乞巧、重阳登高等民俗记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十月十五夜迎紫姑神的记载，声吻维妙维肖，颇具文学色彩。

是书先后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广汉魏丛书》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宝颜堂秘籍》(十集)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四部备要》本(据《广汉魏丛书》本校刊)等。其中《四部备要》祖本为时间较早的《广汉魏丛书》，故取作整理底本，参校其余诸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各条按语，当是隋杜公赡所注，故前均空一格，以示区别。又清人王谟“识”中，辑录了不少佚文，可作本书补充，故亦附于书后。

荆楚岁时记

正月一曰是三元之曰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按：《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着火中，烞熚有声，而山臊惊惮。《玄黄经》所谓(山巢)鬼也。俗人以为爆竹起于庭燎，家国不应滥于王者。

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按《四民月令》云：过腊一曰谓之小岁。拜贺君亲，进椒酒，从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老。柏是仙药。成==《椒华铭》则曰：“肇惟岁首，月正元曰。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岁则用之，汉朝元正则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董勋云：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周处《风土记》曰：“元曰造五辛盘。正元曰五熏炼形。”五辛，所以发五脏之气。《庄子》所谓“春曰饮酒茹葱，以通五脏也”。敷于散出葛洪《炼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细辛、干姜、附子等分为散，井华水服之。又方：江夏刘次卿以正旦至市，见一书生入市，众鬼悉避。刘问书生曰：“子有何术以至于此”书生言：“我本无术。出之曰，家师以丸药绛囊裹之，令以系臂，防恶气耳!”于是刘就书生借此药，至所见鬼处，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都雄黄丹散二两，蜡和，令调如弹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带之。周处《风土记》曰：“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胶牙者，盖以使其牢固不动。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按：《练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肘后方》云：“旦及七曰，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设，当起于此。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按：魏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人，绞索松柏，杀鸡着门户逐疫，礼也。”《括地图》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曰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应劭《风俗通》曰：“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

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按：《录异记》云：“有商人区明者，过彭泽湖。有车马出，自称青洪君，要明过，厚礼之，问‘何所须’有人教明：‘但乞如愿!’及问，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愿，不得已，许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尔商人或有所求，如愿并为，即得。后至正旦，如愿起晚，乃打如愿，如愿走入粪中，商人以杖打粪扫，唤如愿，竟不还也。”此如愿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曰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为如愿故事耳。

正月七曰为人曰。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按：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曰为鸡，二曰为狗，三曰为猪，四曰为羊，五曰为牛，六曰为马，七曰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曰贴人于帐。”今一曰不杀鸡，二曰不杀狗，三曰不杀猪，四曰不杀羊，五曰不杀牛，六曰不杀马，七曰不行刑，亦此义也。古乃磔鸡，今则不杀。荆人于此曰向辰门前呼牛马鸡畜令来，乃置粟豆于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马。未知所出。剪彩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华胜起于晋代，见贾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胜也。”旧以正旦至七曰讳食鸡，故岁首唯食新菜，又余曰不刻牛马羊狗猪之像，而二曰福施人鸡，此则未喻。郭缘生《述征记》云：“寿张县安仁山，魏东平王凿山顶，为会人曰望处。刻铭于壁，文字犹在。”《老子》云：“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楚辞》云：“目极千里伤春心。”则春曰登临，自古为适;但不知七曰竟起何代。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七曰登高诗。近代以来，南北同耳。北人此曰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熏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曰，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按：“宜春”二字，傅咸《燕赋》有其言矣。赋曰：“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方，乃设燕以迎至。翚轻翼之歧歧，若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形之有似。御青书以赞时，着宜春之嘉祉。”

最佳回答史籍目录是史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古代史籍目录卞要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正史艺文志方向，一是综合性藏书目录方向。方向虽然不一，史籍类目日益丰富则是非常明显的共同规律。

（一）正史艺文志史籍类目

在正史中首开史籍目录先河者是《汉书·艺文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刘歆《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大类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在这部目录中，儒家经典、诸子诗赋等各归其类，惟独历史著作类目阙如。当时的史籍被分散于其他类目之中，例如《太史公书》（即《史记》）、《楚汉春秋》、《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归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而像《高祖传》、《孝文传》等史籍则列于“诸子略”中的儒家类。古代第一部正史艺文志中没有为历史文献单独设类，一是因为“经史同科”（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史籍可以作为经书分支出现；二是因为当时史籍数量有限，不宜区分门类。

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隋书·经籍志》，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四分法”，也是第一部为史籍设立类目的正史艺文志。在《隋书·经籍志》中，历史著作不单统统集中于“史”部，而且史部之下设十三类目，计有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簿录类。这些类目收录文献各有区域，经纬分明。关于《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之定义性质，在公元722～738年修成的《唐六典》中，曾作过言简意赅的说明。其史部十三类是：

1．正史以纪纪传表志；

2．古史以纪编年系事；

3．杂史以纪异体杂记；

4．霸史以纪伪朝国史；

5．起居注以纪人君动止；

6．旧事以纪朝廷政令；

7．职官以纪班序品秩；

8．仪注以纪吉凶行事；

9．刑法以纪律令格式；

10．杂传以纪先圣人物；

11．地理以纪山川郡国；

12．谱系以纪世族继序；

13．略录（即《隋志》之“簿录”）以纪史策条目。可见与《汉书·艺文志》相比，《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建设已属长足进步。

继《隋书·经籍志》以后，又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艺文志相继问世。从这些‘艺文志”史籍类目的数量上看，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凡系新增者，皆有一定特色。例如，《旧唐书·经籍志》只有大类和二级类目，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出现三级类目。在其“正史”类下，有“集史”子目；在“起居注”类下，有“实录”、“诏令”二子目；在“杂传”类下，有“女训”等，皆反映史部目录的改进。

（二）综合性藏书目录中的史籍类目

古代综合性藏书目录素有“官藏”、“私藏”之分。仅就史籍类目的设置而言，无论官藏还是私藏，都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发展趋势，在数量增长和类目创新上很有特点。

首先是类目数量的明显增加。在这方面，官藏综合性书目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汉代刘歆《七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藏书目。由《汉书·艺文志》可以得知，《七略》没有为历史文献独立设类。宋代王尧臣等人编纂的《崇文总目》是官藏书目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一部。本书目参照前人分类，在史部设立十三类目。如果说《崇文总目》中的史部类目反映了学术的进步，那么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成就更加辉煌。《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规模最大、分类最精的一部官修书目。其史部分为十五类目。尤其要指出一点，与以往官修书目相比，《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二级类目不仅是最多的，而且还以“属”的形式，增立了许多“三级”类目。例如“传记”类下列有圣贤、名人。总录、别录、杂录等“五属”，这些类目的设立，无疑为读者的方便利用提供了条件。与官藏书目相比，私藏书目中的史部类目具有更大的典型性。战国时代，虽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篇》）的记载，但惠施所藏何书、有无书目，不得而知。唐代的私人藏书家如韦述、苏弁、李泌等人虽家藏几达两三万卷，但也都因缺乏相应文字记录而未得其详。后人确知详情的古代私藏书目，一般是从印刷术兴起后的宋代开始的。在颇有名气的宋代学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其史部类目设有正史等十三大类。如此史籍类目堪称洋洋大观，然而若与清代书目相比，则相差甚远。例如清代学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中，其史部书籍居然设立三十五个类目。

其次，是类目的创新和增设。在官藏书目中，史部类目的创新相当典型。例如“时令”一目，很有设立必要。然而，宋代以前，时令之书悉人子部农家类，直至宋代《中兴馆阁书目》始设时令类。又如纪事本末体自南宋袁枢后大行其道，此类著作如雨后春笋涌现。《四库总目》鉴于此，遂于“二体”（编年、纪传）之外，别立一家，自为门目。同官藏书目一样，私藏书目的史部类目创新也相当典型。例如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不立“四部”之名，也没有总序、大序，但对部分增设类目写有小序，用以说明类目内容范围及变化，受到《四库总目》的高度评价。

由此可知，不论是正史艺文志，还是综合性藏书目录，尽管它们编撰的背景和编撰的依据有很大不同，但史籍类目的创新增多，则呈现出明显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是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籍日益增长的客观现象。

最佳回答《张孝基仁爱》文言文及翻译：

《张孝基仁爱》原文：

许昌士人张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惟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尽以家财付孝基，孝基与治后事如礼。久之，其子丐于途，孝基见之，恻然谓曰：“汝能灌园乎？”答曰：“如得灌园以就食，甚幸！”孝基使灌园。

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复谓曰：“汝能管库乎？”答曰：“得灌园，已出望外，况管库乎？又甚幸也。”孝基使管库。其子颇驯谨，无他过。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复有故态，遂以其父所委财产归之。

《张孝基仁爱》译文：

许昌有个读书人叫张孝基，娶同乡某富人的女儿。富人只有一个儿子，不成器，富人便骂着把他赶走了。富人生病将要死了，就把全部的家产都托付给了张孝基。张孝基按规定礼节为富人办了后事。过了很久，富人的儿子在路边乞讨，孝基看见了，同情地说道：“你会浇灌园圃吗？”富人的儿子答道：“如果能够通过浇灌园圃来得到食物，就太幸运了！”孝基便让他去浇灌园圃。

富人的儿子渐渐能够自食其力，孝基对他的行为变化感到惊讶。又对他问道：“你能管理仓库吗？”富人的儿子答道：“让我浇灌园圃，已出乎我的意料，何况管理仓库呢？那真是太幸运了。”孝基就让他去管理仓库。富人的儿子很顺从而谨慎，没犯什么过错。孝基慢慢观察他，知道他能改过自新，不再有旧时的坏习惯，于是便将他父亲所委托的财产归还给他了。

《张孝基仁爱》赏析：

《泊宅编》十卷，《遂初堂书目》著录于子类小说类，卷五记方腊青溪之变甚详。 作者曾和当时的名士苏东坡、苏子容、叶梦得等人游，对当时的世事、人物轶事多有所见闻。本书就是他的一部见闻笔记，多载北宋末、南宋初朝野旧事。

其中对于方腊起义始末、熙丰间财政状况、黄鹤引词传牌以及某些医药的记述，从不同的角度为今天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资料。是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十卷本是在三卷本稿本基础上，由作者增订厘定后付梓的原本。

最佳回答诗论修辞论—王昌龄《诗格》

这本两书，《唐书·艺文志》有记载:“王昌龄《诗格》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说:“《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唐王昌龄。”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原书有《格致丛书》中收的王昌龄《王少伯诗格》、《诗中密旨》，顾龙振《诗学指南》中的王昌龄 《诗格》、《诗中密旨》，以及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中所收录王昌龄《诗格》的一部分。根据今人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六义》，南卷《论文意》俱引王氏说”。

至于王昌龄《诗格》、《诗中密旨》的真伪问题，我们采用王利器、罗根泽的说法:《文镜秘府论》中所引应视为真本，而其它书中所载则“假中有真”。可惜我们不能见到遍照金刚所收《诗格》的全书。我们将上述见到的王昌龄《诗格》、《诗中密旨》中所论修辞部分加以整理，认为它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综论诗论修辞的著作。钟嵘《诗品》虽早在南北朝即已问世，但它是专门品藻诗人作品风格方面的著作。

而王昌龄《诗格》则在修辞理论，字句修辞，修辞手法及凤格等方面均有论述。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虽然所记尚较简略，但早在8世纪，我国既能有此诗论修辞，可谓宝贵的文化财富。它不仅对日本人学汉诗作出贡献，而且在我国也受到人们喜爱。遍照金刚曾说沪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之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昌皎然《诗式》一书论修辞内容亦颇丰富，但时间却在它之后了。

(一)修辞与诗的三境

王氏《诗格》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所谓物境，即“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镜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所谓情境，即“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所谓意境，即“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王氏所说的三境，从构思创作的过程看，强调要源于生活，对自然景物要有所体验，申之于心，处身于境”，重视喜怒哀乐感情的体验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力的发挥等。

而从修辞的角度看，所强调的表达物境，以写山水诗为例，要求得其“形似”，即描绘得要维妙维肖。这与他在另一处所说的“目睹其物，即人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言其状，须似其景。”。意思是相通的。至于表达情境、意境，则要求“深得其情”，“得其真”，即描写的情与事要真实、自然，具有使人感动、引人共鸣的艺术魅力。

(二)修辞与诗的宗旨

王氏《诗格》认为诗有三宗旨:立意、有以、兴寄。所谓“立意”，就是要遵照“风、雅、比、兴、赋、颂，六义。所谓“有以”，指要有所褒贬。所谓“兴寄”，指应有所寄托、讥讽。可见王氏很重视诗要有宗旨、有内容，不能言之无物、无意。而诗的语言文字则必须表达诗的宗旨。如王氏所举王仲宣《咏史》:“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他认为“此一以讥曹公杀戮，一以许曹公。”有所褒贬。再如王氏举王仲宜诗:”猿猴临岸吟”，他认为“此一句讥小人用事”，这是有所兴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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